農民“眾生相”

上小學時就讀了浩然寫的小說《艷陽天》，書中那些充滿泥土氣息的人物事情給了我深刻的印象，產生了無盡的遐想。特別是彎彎繞、馬大炮這些人物在我的腦子裡生龍活現、栩栩如生。有趣的是，我在下鄉的兩年多經歷中，一一見到了類似的人物，有些簡直是對號入座。

先說說彎彎繞。浩然小說中的彎彎繞給我的印象是一個瘦瘦長長的老頭，彎腰低頭，不言不語，整皺着眉頭琢磨歪主意。但我碰到的彎彎繞恰恰相反，他大概是五六十歲吧，臉蛋身子都是一樣地圓圓胖胖。那張圓臉上總是掛滿了笑，一雙小眼也總是眯笑着。可是，不知為什麼，給人的感覺總是皮笑肉不笑。他過去是做小生意的，走家串巷，曲意逢應，這大概是後遺症吧。而且，他的嘴總是抹了油似的不停地在說話，無論在哪裡，只要有他在場，那沙啞輕浮的聲音就不絕於耳。他在農民中的威信總是不高，常常是社員們嘲笑的對象。這是因為他的農活不好，用農民的話說，就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但是，他和彎彎繞一樣，總是在琢磨鬼點子，損人利己。

有一次在社員“自報公議”的會上，大家評定他的工分比同類老漢低0.1分。這個評定是公允的，因為從莊稼活把式到勞動態度，他都比同齡的老農差一大截。稱他為“老農”是糟蹋了這個美名。在我的印象中，社員們對經過“自報公議”確定的工分基數都沒有爭議，乖乖接受。不管怎麼說，這是鄉親鄰里大伙兒一起評出的。但這老頭就是不服，一定要找我理論。我知道他十分難纏，他是一個長者，而且總是一副笑臉掛在面孔上，讓我也不好意思衝着他直聲斥責。所以，每次看到他提起這個話頭，只能一邊三言兩語地招架着，一邊四處張望，尋找脫身之計。

但是，在一個陰雨天的下午，他把我堵在田間一間小小的機井房裡。我欲逃無門，只能洗耳恭聽。大概有一兩個小時的時間吧，他繞來繞去，找出千萬條理由，試圖說服我。先說這個評定對他如何不公平，他的勞動如何盡力。聽他說下來，你會覺得他整個就是一個勞模，沒有給他評上整勞力的工分（10分），那簡直是天下第一大冤案了。其實，幹活時他偷懶使奸，名聲不佳。又說他為隊裡賣菜如何盡力，能賣出如此好價錢，非他莫屬。其實，賣菜在農村是一樁美差，而且早有風言風語說他貪集體小便宜。我逐條反駁他提出的理由後，他無言以對，於是，又繞到另外一個藉口上。

“你能不能給我一個面子。你看，我這麼一把子年紀了，你讓我面子往哪裡擱？小輩會笑話我的”，他擠着小眼睛，做成一副可憐相。

記得當時我聆聽着機房外淅淅瀝瀝的雨點聲，心中焦急着如何儘早脫身，不一會兒耳朵里根本聽不進他在說什麼，留在腦子裡的只是他那細密的小眼睛，一眨一眨地閃爍着狡猾的目光和那對不停翻動的嘴唇。與文學作品中彎彎繞不同的是，這老兄群眾威信實在不高，沒人願意與他為伍。所以他的一肚子壞點子不能得到他人的賞識，害人有限。

浩然小說中的 “馬大炮” 在我想象中是一個五大三粗、高喉大嗓的漢子。在我的生活中，這位是一個小伙子，貌不驚人，細瘦的身子，五官象是幼兒一般緊湊地堆積在臉上，總是眯着眼睛，平時說話輕聲輕氣，仿佛底氣不足。從相貌上，他與我想象中的馬大炮相去甚遠。但是，他也是那種沒有心眼，一點就爆的脾氣，常常被人利用。事情一過，就象氣球被針戳了一下，馬上就泄氣失神。他就是我上面說過的那位隊委會的“貧協組長”。鬧著不帶隊勞動被我“下崗”的故事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這裡就不再花費筆墨了。

在農村，我還碰到一位神人。他是我當隊長的那個生產隊的一個社員。三十出頭的年紀，一雙眼睛總象沒有睡醒似的眯縫着。一件陳舊的仿中山裝隨便地穿在身上，在破衣爛襖着身的農民中間顯出幾分不同，要知道那年頭，只有幹部才穿這種制服呢。其實，他以前當過這個隊的副隊長，因為家族鬥爭而很早就下台了。我上任時，他在大隊的果園裡做工，和隊裡的日常活動並沒有直接關係。這位老兄確實有點神乎，不好好幹活，經常可以看到他一個人悠悠閒閒地遊蕩，在那時的農村這種情形是不常見的。他睡眠極少，一到晚上，就提着燈籠到處找人嘮磕，哪裡熱鬧到那裡去，而且鬼點子極多。你要問他為什麼不呆在家裡睡覺時，他會振振有詞地告訴你，

“你知道嗎，你一天睡八個小時的覺，一輩子的三分之一在睡覺中過去了，就和死了一樣。你活六十歲，實際上只過了四十年。我一天少睡四個小時，就比別人多活十年。”

我剛當隊長時，知道他以前也當過隊幹部，就向他討教經驗。他說的一番話我至今銘記在心。

“威信，威信，當幹部就要靠威信。要麼有威，要麼有信。你初來乍到，不可能有信。所以，一定要有威，”他斬釘截鐵地說道。

你現在明白我當隊長時為什麼那麼粗暴蠻橫了吧？

我離開農村許多年後聽說，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他脫穎而出，辦了十幾個工廠，一度雇用了大半個村裡的勞力，有着千萬資產。

另外一個給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好友“老五”的二哥。老五雖然和我同齡，但我總覺得他象個孩子，整天貪玩；我倒是和二哥聊得很投機。二哥在村里也可以說是一個人物。三十來歲，中等個頭，身體粗壯，濃眉大眼，嘿嘿地笑着，不時地說着俏皮話，插科打諢、打鬧逗趣。他還有一個愛好，就是和人抬槓，特別喜歡挑頭和隊長鬧事（幸好他不在我當隊長的生產隊，謝天謝地）。他也確實有些能耐，只有小學二三年級的文化水平，但平時聽收音機，看黑板報，偶爾還到隊部撿起報紙讀一段，而且強記博聞，過目不忘。那年頭的廣播宣傳里都是各種政治口號，什麼批林批孔，反擊右派翻案風，依靠貧下中農，加強麥田管理，等等。這位大字不識幾百的老兄可以滔滔不絕地用報紙廣播語言說上大半個小時，還經常拉着我討論一下國家大事。有時他的語言整個就是廣播上的翻版，可他說起來沒有一點做作，好象那稿子就是他起草似的。他和隊幹部頂起來，能把幹部說得一愣一愣的，無法招架。我以後再也沒有見過這麼有“理論水平”的農民了。

在農村，只有幹活好農活架式好才能得到大家的尊敬，按照那時學馬列的話來說，這是一條鐵的定律。二哥不僅能說會道，而且幹活也是一把好手，在隊裡是數一數二的壯勞力。我在以前描述的推車子的情形，當滿載重荷的車子陷入泥濘，那強壯男人大吼一聲，活生生地用雙臂將小車平端出泥沼的故事，說的就是他。剛下鄉時，二哥常常半炫耀半指教地告訴我農活的技巧，怎樣握杴，怎樣掌車，怎樣執鐮。放工時他提醒我把農具清理乾淨上心保養。“磨刀不誤砍柴工麼”，這是他的口頭禪。他的鐵杴每天打磨得錚明瓦亮，放在面前，你的面孔可以清楚地映照在上面。

“瞧，這把杴可以給我的女兒做陪嫁的鏡子”，他嘿嘿笑着，不無得意。

二哥不僅干粗活是一把好手，而且粗中有細，許多婦女們的拿手活兒他也鬚眉不讓巾幗，幹得有聲有色。還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廚子，做的一手好菜，這當然是按照那時農村的標準。那時公社或村裡有各種活動，需要有人作飯，還不時地選上他前往服務。讓我最佩服的是，他可以在一個巨大的瓦盆里揉面，從乾乾的麵粉加水揉到柔和又富有彈性的麵團，而到最後他的手上可以沒有留下一點麵粉渣子，兩隻手好象從來沒有接觸過麵粉似的。

隊幹部鬥不過他，就把他招安了。不久他當上了副隊長，由“造反派”變成了“走資派”，也就不再鬧事了。不過，當了幹部的二哥，變得不那麼俏皮，不那麼可愛了。

既然說到了“老五”和他二哥，索性也講一段他大哥的故事。老五雖然排行第五，但上面只有大哥、二哥。其他兩個兄弟從小就夭折了。大哥成家早，已經另立門戶，所以平時我到老五家串門，只能見到老五和二哥，和大哥不熟。大哥雖然是三兄弟中最為魁梧高大的，但卻是草包一個。很容易和別人翻臉打架，但又不中用，常常被別人打得鼻青臉腫。

關於大哥，有這麼一個故事。那年頭實行計劃生育，如果一對夫婦已經有了兩個孩子，就一定要做絕育手術。大多數情形下，是女方做絕育手術。但是在他的家裡，是大哥去做的手術。一天深夜，老五慌慌張張地跑到我的住處，把我從睡夢中叫醒。

“小劉，快起來，我大哥發病了，你快來看看”，他在窗外急促地叫着。

我連衣服都沒有來得及穿好，就匆匆地跟着老五往他家奔去。

還沒有到他家門口就聽到大哥那殺豬般的叫聲，原來他做絕育手術的傷口突然疼痛不已，無法忍受。大家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病症，不知如何應對。沒有辦法，只能送醫院。

有人去叫醒拖拉機司機，有人抱來被褥，不一會兒，我們已經行駛在去公社醫院的路上。拖拉機的顛簸更撕痛了大哥的傷口，他不時地大喊大叫，而且從拖拉機上跳將起來。我們只好把他死死地按住。

送到醫院後才知道，原來大哥他這是自討苦吃。按照醫囑，做了絕育手術後要有一段時間禁止房事。但這老兄迫不及待地要拭一拭寶刀可好，提前操作，差點釀成大禍。醫生處理完後，我們連夜把他送到公社醫院附近的一所學校里，做進一步觀察。

原來，我們村接受了計劃生育手術的男男女女都暫時寄住在這所學校的一間教室里。一走進這個教室，一股血腥味撲鼻而來，我至今都沒有忘記那種濃濃刺鼻的血腥與便臭混雜的味道。諾大的一個教室，桌椅全部撤去。光禿堅硬的土地上是一個接着一個的地鋪。剛剛動過手術的人們—大多數是婦女—依躺在家裡帶來的被褥做成的簡易鋪墊上，身體因為傷口的疼痛而彎曲成各種不同的姿勢。房間裡呻吟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聽得出，那聲音是刻意壓低的，在一大屋子的鄰里鄉親堆里，誰好意思大聲喊叫呢，只能強忍疼痛，低聲呻吟。而陪客則（多半是丈夫）在一邊伺候着病人。有的跑進跑出端水餵飯，有的拉着手細聲安慰，有的則依擁在一起，輕輕地撫拍着病人，還有的蹲坐在腳下，抱頭無言。這一串淒悽慘慘悲悲且且的鏡頭我永遠無法從心頭抹去。

下鄉兩年多，雖然時間短暫，但經歷了許許多多的人情世故和風風雨雨，我在這裡長大了。來到農村時，象當時流行的形容那樣，我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當離開農村時，我深深地體驗到了社會最底層人們的生活和期盼。離開農村二十多年了，雖然匆忙的生活中我很少有暇回首往事，但我固執地想，下鄉的這段經歷永遠地鋪墊了我以後生活道路的底色。我很自豪，自己不僅是一個下鄉知青，而且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