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當我第一次提出我要去參加遊行的那一天，平日連我單獨跟男孩子出去都不批準的父親居然滿口答應了；媽媽急忙給我拿了件單車雨衣，說要是下雨打傘遊行不方便，穿雨衣比較好；弟弟不知道怎麼時候把他好不容易攢起來買機器人的5塊錢翻出來，走到我跟前，說：“姐姐，給你買汽水的”，他不舍地把錢塞進我裙子的口袋裡。那一天，我是帶着我們家的全部出門的。

那一年的6月3號晚上，我一夜沒睡。第二天清早，戒了10年煙的父親又抽起了煙，一直到今天。接下來的一段日子，父親和他的朋友們有空便聚在我們家擁擠的小客廳里，一杯接一杯酒的喝。我總是搬上我那張塑料小凳子坐在旁邊，聽他們談胡耀邦，欽本立，李子誦，許家屯；聽他們自嘲“一生負氣成今日”，“百無一用是書生”；聽那位平日被認為骨頭很硬的伯伯在平靜地回憶着他年輕時候的進牛棚，劃清界限的離婚，一個大男人在田裡照顧要吃奶的孩子，沒有感恩的平反，一直講到他走在89遊行隊伍的最前面，“我還以為，這回中國真的有希望了，”他說。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接下來的沉默，讓我心慌。那時候的我，還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孩子，他們總說我是一個懂事的孩子。我也真的以為自己讀懂了他們的全部傷痛，因為，我覺得，我的心也好痛。

十三年以後，我又一次聚在一個小房間裡，那房間跟我們家的小客廳一樣的小。不一樣的是，這次的房間有很多灰塵，不象我們家，有媽媽收拾得很乾淨；還有，這一次，我是跟我自己的朋友而不是跟爸爸的朋友聚在一起；不在中國，在美國。

“你是不是該找個人給你收拾一下房間啦？”Q開玩笑地跟X說。

“我也想啊，人家不願意啊。 這一陣子忙着準備活動，才沒有時間收拾，平常可不是這樣的。”X邊開玩笑邊給自己辯護。

“我都跪得滿身的灰塵了，還說平常不是這樣。”我也跟着起鬨。

房間裡只有一張書桌和椅子，X在電腦前忙着。

“你們快過來看，這樣可以嗎？還要放大嗎？要加深嗎？”X顯然沒有心思管我。

“打印出來看看怎麼樣。”他們在緊張地期待着。

那天我們是在幫忙準備第二天六四紀念活動的標語，因為要省錢，大家要把前一年的標語上十二周年的“二”字改成“三”字，然後再把前一年的活動安排表貼一下，再複印一下，就變成13周年的了。

那一個下午，那一屋的人，跪在地上忙。10多年前，他們被自己辛苦考上的大學開除學籍，他們坐牢，他們逃亡，他們被拒於國門之外，可是，他們依然用心去改那個“二”字，而且，不知道還要改多少年。這些當年被通緝被追捕的“反革命”，這些至今無法回家的“暴亂份子”，到底是些怎麼樣的人？

Q君：

Q是坐灰狗風塵僕僕地趕來參加活動的，他太太馬上就要生了。

“你不在家照顧嫂子啊？”我問他。

“我已經把幾天的飯菜都準備好了。“他說完又低頭去準備紀念活動的資料了。

89年學運的時候，高中就入黨的他在某重點大學擔任學生幹部，大家開玩笑說要是他89年沒有進監獄，以他當年又紅又專的條件，現在一定是XXX的接班人了。難怪當年他父親聽說他參加“學運”，急得讓他姐姐跟他一起上廣場去找他回家。當他們好不容易從人群里找到他，並聽到了他的演講時，他父親就決定不勸他回家了，只是讓他姐姐轉告他要小心。

“我當時都不知道他們來了，這是我姐姐後來告訴我的”，他說。

不知道當年廣場上有多少如他父親般被孩子們的愛國熱情感染而離開的家長，也不知道他們裡面有多少人後來再也等不到自己的孩子回家。他父親也有執意不肯離開的時候，那是在他被捕以後。

“他和我媽就拿着衣服飯菜在監獄門口死等”，這是他們後來告訴他的。

他坐牢的時候，他的女朋友，也就是他現在的太太，給他往監獄裡送書，等着他出來。他出獄後，在那樣的政治氣候下，沒有別的選擇，只有放棄自己的專業去開養豬場。後來他的朋友D出獄的時候，他就去找D，“我跟D說，‘我現在有X萬頭豬，我們可以在64周年紀念的時候全部趕到天安門廣場。’” 顯然他對這件事記憶很深。不要忘了，那些豬，就是他當時的全部。

經過監獄的不自由，他依然如故，如89年般願意付出他的全部。15年前那些死去的為了今天活着的死了；如今，這些倖存者就為了那些死去的而活。這到底是一個民族的驕傲還是悲哀？他的女兒正在一天天長大。“我要讓她象個小公主般快樂地生活。”他幸福地對我說。我一直把她女兒可愛的照片放在我的錢包里，我需要她來提醒我：歷史是在前進的。

X君：

在我眼裡，X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人。他極少跟我提到89年的事情，我只聽他說過坐牢那幾年的牢房很擠，晚上睡覺無法伸展四肢；還有一次他偶然提到有一次他在監獄裡長時間發燒，他們就讓他戴着手拷到醫院檢查，去的醫院有一條長長的走廊，要經過那段走廊才走到醫生那裡。我不敢問他當時是如何面對走廊上來來往往的人看着他戴着手拷被警察押着的異樣目光。

從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到一名良心政治犯，我無法想象：那是一段怎樣被背叛的青春，那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生開始。他的母親在談到他的那段經歷的時候，情感表達要比他來的強烈得多：“學運那段時間他總是髒兮兮地回家，覺也沒怎麼睡，飯也沒怎麼吃，我們擔心也沒有辦法，後來就出事了。”

天底下的母親，最記掛的當然就是孩子的吃穿，所以，當她還不知道X被關在哪裡的時候，就忙着去給他買棉衣了。“那幾天天氣轉冷，我就跟他爸爸到XX商店去給他買棉衣。在那裡正好碰上了來我們家通知說X已經被關了的人。我跟他說：‘人都捉了，現在天氣又冷，我們當父母的，送些東西總可以吧？’”

後來，X被判刑的那天，這位母親又拿着湯到法庭上，“我跟他們說，一定要他喝了這湯再走。”她回憶道。

除了送衣服送湯，母親們還可以做些怎麼呢？我曾經很不懂事地問過正在上研究生的X，“你怎麼年紀一大把才本科畢業啊？” “本來89年就快要畢業了，後來坐牢啊，出獄後再申請學校出國，要打工交學費啊。”他還是那樣輕描淡寫地說話。他越是這樣，就越讓我感受到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輕。

我很喜歡聽他唱歌，但他只會唱80年代的歌。“你怎麼那麼土，只會唱那些舊歌啊？”我問他。“都是在監獄裡學的，後來的歌就不大會了。”他說。其實，我也比他好不了多少，89年以後的歌，我會得很少。

有人曾經以他64後想過逃離來證明他沒有勇氣，我沒有跟他直接證實過這個傳言，因為就算事情是真的，也絲毫不改我對他的印象。我反倒會慶幸，原來總是為一個沉重的歷史十字架而苛刻要求自己的他也曾經如一個正常人般反應過，跟任何一個20歲的年輕人在面對屠殺時那樣正常的反應過。

“他的身體就是坐牢和做民運搞壞的，”他母親心疼地說，“現在他又不能回去，我們只好過來看他。可是我們年紀都大了，身體也越來越不好了。”

已經十多年沒有回過家的他，還是固執地不肯加入美國籍。在他那雜亂無章的青春片段里，我看到的是貫穿始終的忠誠。

A君：A是放下手上的工作，半夜轉機趕來的。在他開朗而得體的談吐里，我總能感受到他眼神里一種莫名的憂傷，一種我無法完全解讀的憂傷。有時候，他孩子般的微笑會讓我覺得可能是我自己過度敏感，可是，很快那種憂鬱的眼神又回來了，那種感覺會讓你想起席幕容的“含淚記下的微笑”與“含笑寫下的悲哀”。

“這麼多年來，你回去過嗎？”，我問他。

“回去過一次，是偷偷回去，又偷偷離開的。” 他說話的不經意，有點象X，好象在說別人的事情。

他說那年他父親病危，在病床前無數次呼喚他的名字飽受病魔折磨卻斷不了氣，他母親跟他說了這件事後，他就不顧一切地偷回去到了他父親的病床前。

“沒過多久，他就離世了。”他說。

後來我不敢再問他任何問題，因為我怕再聽到一些自己無法承受的答案。

他生日那天，我因為不知道而沒有準備任何禮物，就把我們正在車上聽的那張我至愛的羅大佑CD送給他了。其實，我連他喜不喜歡羅大佑都不知道。後來我想方設法都再也買不到那張CD，真有點後悔把CD送給他了。不過那天我真的很希望，“光陰的故事” 和“鄉愁四韻”，可以減輕他的憂傷，哪怕是一刻的一丁點的憂傷。

H君：

H是跟他的女朋友開了10多個小時的車趕來參加活動的。因為要趕着上班，他匆匆忙忙地來，又匆匆忙忙地離開。

他平常不大說話，只是在某一次關鍵時刻，他挺身而出說了幾句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說的話，讓我對他肅然起敬。

他的女朋友對64知道得很少，跟他一起又上學又打工辛苦維持着一個家，有一次她跟我說，覺得壓力大得喘不過起來，“不過”， 她說：“他們這些人都付出太多了，太可憐了，如果我們都不愛他們，誰來愛他們？” 我無言以對。

當年柴玲在她逃亡的錄音帶里提到，當一個學生喊着“人民警察愛人民”的時候，一個士兵一腳踢過來，說：“誰他媽愛你？”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做一個同樣的夢：夢到我還在逃亡。”他曾經這麼對我說。或許，那並不是夢。我們，都仍在逃亡。

D君:

當我們還在聊天的時候，D就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了。大家開玩笑說經過天安門廣場和監獄訓練的人就是不一樣，可以隨遇而安，不管在什麼條件下都可以睡着。

有一個沒有經歷過89年的政治學專業的學生曾經問過我：D是不是很孤獨？我說，其實孤獨也沒有什麼不好的，要是你學會去享受孤獨。

有一次D在一連串緊張的活動當中拿着一個麵包一瓶礦泉水跑出來填肚子，我們在校道上隨便找了塊石頭坐下來。他一邊吃一邊拿麵包餵一群跑過來覓食的小鳥，當時眼前的畫面讓我覺得我是在看一個無憂無慮的少年譜寫着他的青春之歌。有那麼短暫的一刻，我看不到六四，看不到責任，只看到人。我真希望她母親也在場分享那幅畫面。

“每一年看到別的留學生回家，都很希望D也可以向他們那樣回家看看。”她媽媽對我說。她把“家”字說得很重，好象要讓我明白她說的不是“房子”，“不是“公寓”，是“家”。她說，她至今記得他當年背着書包騎着單車回學校的背影；可是，這個背影再也沒有在他們家的窗前出現過。

我想：大概沒有人會自己選擇孤獨，可是如果歷史把你放到那麼一個位置上，人也就只能去學會適應孤獨，享受孤獨。

“有些沉重是命中注定的，迴避毫無意義。” 他說。

B君:

B是最晚到的。我當時對他了解得很少，反倒是後來聽他的福音見證，才知道多一些他的經歷。他寫過和講過關於他逃亡的很多故事，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提到在被通緝時偷偷去看他一年多沒見面的小女兒，匆匆一面他要離開時，小女孩跑出來撲到他們的吉普車上說：“爸爸，這是你的吉普車嗎？你什麼時候來用這輛吉普車接我回家？”10多年後，這位爸爸，才用飛機把女兒接到了美國的家。在中國，他們已經沒有家。

有一次他帶我們到他的小教會去，那是一個很小但非常溫馨的教會。他打開鋼琴，彈出了那首我中學時代的流行曲“我愛你，中國”，然後是“歷史的傷口” 血染的風采”。他就那樣一首接一首地彈，我就在旁邊一首接一首地唱，別人不知道，一定以為我們之前排練過。有些事，有些人，有些歌，就算沒有預先安排，默契還是會有的。因為，那都是我們在十多年的青春里共同唱着的歌。

Y君:

Y比我們晚一天到，她一大早坐火車來，活動完了就又一個人趕火車去了。她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女人，是我喜歡的那種有個性。有些女人有個性有得很自以為是很讓人討厭，但她有個性有得很有原則很講人性很有味道。她的出現和她後來在交往中的形象讓我開始討厭自己不敢據理力爭的柔弱。

兩個女人單獨在一起如果只談國事政治那一定是一場災難。我們在那裡有一句沒一句的分享一下護膚品的心得，說着她的父母還無法拿到護照來看她的無奈。 跟他們交往久了，你會發現那些在電影裡讓觀眾哭得死去活來的情節，到他們那裡全部變成理所當然的生活的一部分。

當我在寫着這些真實的故事的細節的時候，我開始感到一種重疊，一種情節的重疊，感受的重疊，用字的重疊。我突然發現：原來A的矛盾跟B的很象，C的父母跟D的父母的擔心也沒有什麼不一樣。我開始覺得：這些故事，已經不是一個獨立的故事，不是某一個人的故事，而是在同一個歷史大背景底下，一個群體共同的故事。一個個體一次次的經歷組成了他的人生；一代人的共同的人生經歷組成了這代人的“集體記憶”；幾代人的“集體記憶”沉澱成歷史的一部分，影響着一個民族的前程。

我想起了15年前在我們家喝悶酒的父輩的朋友們，我開始真正明白他們內心的痛。

有人曾經寫過100個人的文革，我想，假如有一天有人來寫寫100個人的六四，我們可能會發現：如果把具體的歷史背景拿走，那種在強權面前的無奈與抗爭，其實都是一樣的，“似此星辰非昨夜”，只是又多了一代人用自己的青春去為一個民族的青春殉葬。不幸的是：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選擇要把自己的青春放置於哪一個歷史大背景之下。 我的父親母親，年齡都大了，再也沒有象15年前那樣支持我去參加遊行，只是不時提醒我要“注意安全，照顧好自己”。那位骨頭很硬的伯伯，進過幾次醫院，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了。大家都儘量不讓他知道太多“國家大事”，怕他激動。聽說，如今很多人的座右銘是“難得糊塗”。

89年以前我也是個“糊塗”人，每天無憂無慮地作着少女的夢。六四的鮮血染紅了長安大街，也過早地帶走了我那個當秋天裡的童話公主的夢。黑夜過後，太陽在清晨依然升起，15年光景，在歷史的長河裡是彈指一揮間， 但對一個個體來說，15年可以是青春的全部。生命匆匆，年華水逝。從小學就開始的共產主義教育總教育我們為一個偉大的事業貢獻自己的青春，而我們最終居然成了這種非人性教育最大的戰利品和犧牲品--背負着一個不應該屬於我們的十字架，從上一個世紀走到今天。歷史的結局或許都是公正的，可是過程卻很殘酷。就奔着歷史承諾給人類的那麼一點點最終公義的盼望，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後繼地抗爭着，無數個體的青春於無聲歲月里了無痕跡地消逝，一“仗”功成萬骨枯。

最後，我還是希望用北島的那幾段詩作結：

我是人/我需要愛/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裡/度過每個寧靜的黃昏/在搖籃的晃動中/等待着兒子的第一聲呼喚/在草地和落葉上/在每一道真摯的目光上/我寫下生活的詩/這普普通通的願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價。

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謊/卻始終誠實地遵守着/一個兒時的諾言/因此，那與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沒有饒恕過我。

我，站在這裡/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沒有別的選擇/在我倒下的地方/將會有另一個人站起來/我的肩上是風/風上是閃爍的星群。

其實，有時候我不明白：是因為有了北島這首詩，所以就有了這麼一代人；還是因為有這麼一代人，所以有了北島這首詩。我只知道：如今中國的年青人都不會喜歡這樣的詩了。89年毀的不只是生命；而且，毀滅還在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