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歧視：在德國的中國人都是間諜嗎？（下）

         雖然德國新聞媒體自由，但在外交宣傳口徑方面，大多還是與政府保持一致的。因而，德國媒體在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前大炒“中國間諜論”，當然不會是偶然。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之後幾天的例行記者招待會上不點名地對德國聯邦部門官員的言論進行了駁斥，對這種一再對中國政府和在德華人的捕風捉影、無端指責表達了強烈不滿。中方也向德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德國相關官員停止一再損害中國形象和中德兩國人民感情的做法。

        在德的中國留學生及在德華人，也以各種方式，對德方這種做法提出了抗議。在漢堡，部分中國留學生及在德華人前往位於漢堡的《明鏡》周刊總部大樓舉行示威活動，遞交了抗議書，要求雜誌社在最新一期周刊上刊登道歉聲明，同時表示，保留向漢堡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

       不過，這些努力，並未消除德國媒體有關“中國間諜”的報道。隨後，就連德國司法也逐步介入“中國間諜”的調查。

       2009年，慕尼黑聯邦檢察院向德國媒體證實，正在調查一起慕尼黑的“中國間諜案”，警方搜查了4名中國人的的住宅，住宅中的計算機和文件都被警方帶走。其中，兩人具有德國國籍，一人享有外交豁免權。德國外交部設定了6個星期的最後期限，令這享有外交豁免權的中國人離開德國。不久，德國聯邦刑事調查局的一個調查小組，也對一名住在漢諾威的中國人出示搜查令，調查他可能從事的間諜活動。隨後，卡爾斯魯厄聯邦檢察院也把一名收集法輪功活動的“中國間諜”告上了法庭。就連一家生產壓力加工設備的德國米勒玩家頓公司，也向當地檢察院舉報一名30多歲的中國籍技術工人“刺探技術情報”。

       2010年1月，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又拋出“德國企業也和谷歌一樣遭受中國間諜攻擊”的論調。而且，這次殺傷面積更大，矛頭直指在德的3萬名中國留學生、學者和教授是“躲在暗處的間諜”。德國經濟大報《商報》以“憲法保衛局警告高度威脅”為題寫道，和谷歌一樣，德國企業也遭到來自中國網絡間諜的攻擊。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官員在接受該報採訪時表示，自2005年以來，中國一直對德國企業進行秘密間諜活動，在德的60%工業間諜為中國人。憲法保衛局還特別提醒說，具有創新尖端技術的德國中型企業是中國間諜的“最愛”。在德國生活着3萬名中國留學生、學者、教授、外交官和技術人員，其中不少在德國國家科研項目和企業部門進行各種不同工作，他們會給德國造成無法估計的損失。與此同時，德國《世界報》援引漢堡憲法保衛局女主管貝爾納的話，聲稱，中國國家安全部在其他國家安插間諜達60萬人。一時間，“中國間諜”論甚囂塵上。

      去年1月，德國《經濟周刊》又以“憲法保衛局建議到中國旅遊要小心”為題報道說，聯邦憲法保衛局“二把手”———副局長亞歷山大-埃斯福格爾在接受該報採訪時建議，德國企業高管在出訪時，最好攜帶沒有存入任何企業數據的電腦和手機，這個建議“尤其適合中國和俄羅斯等高風險國家”。埃斯福格爾在採訪中還說，各種移動設備成為外國商業間諜攻擊的熱點，“如果誰想確保自己的敏感數據不落入外國人手中，應遵循憲法保衛局的忠告”。他還舉例說，一位在中國旅行的德國企業家說，他們被邀請參加中國的一個會議，但當他們回到酒店房間時，發現筆記本電腦被情報人員動過。《經濟周刊》還以“害怕北京”為題刊登了由德國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的一項“德國企業最害怕哪些國家的網絡攻擊”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以89%列第一，第二名俄羅斯為69%，美國則名列第三為31%。

      對“中國間諜”的防範，德國人並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更落實在行動上。

     德國是展覽大國，不少城市每年都舉辦世界性專業大展。九十年代中期，我參觀過一些德國專業大展。那時，隨便到哪家攤位，都會受到熱情接待，攤主的態度十分熱情友好。然而，進入九十年代後期，隨着中國人大量走出國門，隨着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到國外參展，情形開始發生變化。前來參展的中國企業和前來參觀的中國客人，逐漸成了被重點檢查和重點防範的對象。中國人知識產權意識薄弱，各種盜版、假冒偽劣產品不僅在國內銷售，還無知無畏地帶到國外來參展，並以超低價接單，這讓那些產品的研發、設計“鼻祖”們個個惱怒不已，氣急敗壞。德國為此成立專門的稽查小組，在漢諾威、法蘭克福、杜塞爾多夫、紐倫堡等城市的世界性國際專業大展上，突襲搜查中國企業展台，一旦發現盜版仿冒，立刻沒收，嚴懲不貸。而許多參展攤位，明顯不歡迎中國人靠近，一看見中國面孔就十分警覺，態度與九十年代中期簡直天差地別。

        不僅如此。德國人在內部，也重點培訓企業和研究機構負責人，教他們如何重點防範“中國間諜”。曾聽說過，一位在德國著名高科技公司工作的華裔學者，遇到了來公司給高層經理們講安全題目的憲法保衛局官員，其中內容就有“如何重點防範中國來的學者、學生”，讓這位聽報告的華裔學者如坐針氈。

    而我自己，也曾親身經歷過一次這樣的尷尬。

    記得好像是在2009年，我們收到一封德國地方工商管理局（IHK）的邀請信，說是將舉辦一場有關“中國市場”的研討會。一見研討會與“中國”有關，我們欣然參加。

    主講人在開頭講了幾句“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好話之後，話鋒一轉，就講到中國人侵犯知識產權、盜版假冒偽劣，並拿出德國人搞科研的嚴謹，一樁樁、一件件，歷數德國“逮”到的、有關中國人的“偷盜行為”。本來，我們的亞洲面孔在與會的清一色德國人中間就引人注意。而這個話題，更讓我們成了會場被目光“掃描”的重點。在會議中場休息之前，我選擇了“落荒而逃”。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法像有些中國人那樣，心安理得地謊稱自己是日本人。說實話，那一刻，我真的很怕人家問我：你是哪國人？

    直到今天，我都在後悔，沒硬着頭皮把下半場的“如何防範中國人？”專題聽完，否則，我們也好有應策啊。

    中國在上世紀有過被西方侵略的歷史，中華民族有過受西方人歧視的恥辱經歷。這是存留在每一個中國人心底的傷痛和敏感，也是激勵我們發奮向上的動力。

    在海外的中國人，無論是科研、學習、從商或是開餐館，都十分勤奮努力。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中國人並不差 。而且，他們像祖輩們一樣，極其重視子女的教育和培養，期望後代們在異國他鄉能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能有更好的工作崗位和發展前途。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最可寶貴的精神。 

    如今，中國人終於甩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實現了經濟騰飛，讓西方人再不敢小覷。

    可是，來自西方的另一種“歧視”，又落到了中國人頭上。

    這究竟該怪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