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86學潮

86年學潮那會兒，我其實已經畢業兩年多了，在A市的一個企業從事技術工作。

和現在大學畢業生們爭先恐後向着『北上廣』不一樣，那個時候『成績最優秀』者保送出國，『思想最成熟』者選擇留校等着未來當團委書記或者分配到部委做跟班，而『最有熱情、有“理想”』的大學畢業生則想去的是經濟特區，其次是沿海開放城市，A市正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十四沿海城市之一。大批滿懷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大學生們爭取“分配”到了這個城市，而A市當時相對閉塞，民眾的觀念也偏保守。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讓我們這些新踏入社會的畢業生們感到失望與寂寥，於是有幾位“好事之徒”學習少年毛澤東，發出“招友啟示”，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果然很快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學畢業生，大家常常在周末聚會，談天說地，相互激勵。雖然在A市的大學畢業生挺多，但每個大學的卻很少，除了當地的電大畢業生外，沒有一所學校有十名以上的畢業生，不可能像現在各地都有自己的校友會，於是有人提議撇開門戶之見，成立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聯合組織。我們還模仿早期的共產黨制定了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 低者為：聯誼大學畢業生，互通信息、相互幫助；搞科技開發、幫助農民和漁民們先富裕起來；最高綱領則是為A市的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獻計獻策，將來大家可以參政議政，實現遠大理想—當時確實是這麼想的。

作為該組織的發起者之一，我考慮到如何使之發展順利，還是去試探能否掛靠到市團委—大學裡所有的組織都是這樣的嘛。和市團委的領導一溝通，他們挺開放，認為是好事情，承諾不參與同學會的管理，如果我們有需要的話還可以免費使用團委的會議場地，以及以市團委的名義向各區縣的科協介紹我們參與當地的科普工作。這樣，我們的組織籌備順利，發展迅速，兩年功夫就成為一個擁有近150名大學畢業生的聯盟，下設有科技部—主要搞科普、掙錢；學術部（名字給忘記了）--為市民免費提供培訓課程，主要是英語；文娛部則是組織大家一起郊遊、和當地駐軍聯誼等各種文娛活動；還有一個經濟管理研究會，重點做些A市經濟發展的研究，為市政府的發展、計劃以及決策提供諮詢。

後來這個組織的骨幹們出現分化，有些人希望藉此平台被市委組織部相中混進第三梯隊，也有人利用該組織的科技部下鄉掙錢、琢磨搞產業；當然，也有一些朋友通過我們文娛部的活動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但像我這樣的『不安分者』們則常聚集研討天下大事。那個時代，正是美國總統里根、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與天主教教宗保羅約翰二世聯手顛覆共產主義世界的時候，由於蘇聯與東歐政治禁錮、經濟凋敝，以及我們感受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情況，大家認為共產主義試驗在全球業已失敗，中國必須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學習資本主義，實現政治經濟的順利轉型。因此，這三位自由世界的領袖絕對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尤其是里根總統的演講，略帶沙啞的男低音、鼓動性的用詞和娓娓道來的演講方式讓我們崇拜不已，我們常常將他的演講從美國之音錄下來，再整理翻譯成中文，在會員中分享。當然，我們也從在大學讀研的同學中弄到方勵之、劉賓雁等人的講話複印傳閱。這樣，在“國際間的大氣候”和“中國的小氣候”合力下，86學潮終於發生了。

其實86學潮發起的原因、地點與領頭人等本來和遠隔千里的A市無關，只是當初通過同學的聯繫、外電的報道，得知合肥的中國科大發起了學生抗議人大選舉不公的示威活動，正在蔓延到華東、甚至影響到北京。於是我們幾位好友做出決定，在年底派幾位同學分別赴上海與北京觀摩、順帶“聲援”學潮。去上海的同學住在交大，和《新上院》編輯部的某同學混在一起，聽聞了江澤民與交大學生辯論的唇槍舌劍，目睹了翁史烈校長在校門口聲嘶力竭勸阻學生衝出校園的場景—翁校長在勸阻無效的情況下哀嘆：“同學們，我要對你們的家長負責呀！”；而去北京的那位老兄W君，因為在三角地發表“過激”了演講，87年初被國家安全機關的人一路跟蹤回A市，並抄家了。其實也沒有發現什麼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的罪狀，但政府對於任何有異端思想的人都是不會放過的，結果W君的工作沒啦，被遣送回原籍。我也受到一些影響—那個年代大家都有雷鋒叔叔的好習慣—每天寫日記，幻想有朝一日成為英雄，大家可以在其日記中發現英雄成長的思想軌跡。“要命的”是W君在日記中有許多類似『某月某日晚，與XX聊《新唯識論》、吳言來訪、竟夜暢談。』或者『與XX訪吳言，爭論梁氏之東西方哲學，吳言煮海虹置酒，歡飲達旦』的證據……反正無論密度與頻次，我們都是W君的同黨。於是我和另外一個朋友被牽連（當時我們並不知曉自己被國安掛號了）。

一日，單位的黨委書記親自找我談話：“小吳，這裡的生活習慣嗎？”

我受寵若驚：“挺好的，科室的同事對我挺關心。我現在很習慣的。”

“那想老家嗎？”

“有些，但領導對我這麼關心，我得好好工作。”我依舊懷着感激的心態回答書記的“關心”。書記顯然有些失望，便直截了當對我說：“小吳，我們考慮到你一個南方人在這裡生活不便，已經決定幫助你調動回老家省城；當然，你要考研究生的話，我們也支持你，給你兩個月的帶薪假期複習。”

這時我聽出書記的意思了，即無論如何，請我離開。但我還是很執着道：“我考研究生吧！那你們也開放所有的同事都可以考研？”—這幾年我們單位一直是不允許考研的，即使工作滿三年的大學畢業生，為此我們曾經集體請願過。

“不行！”書記斬釘截鐵地說：“小吳，你要理解這是對你的特殊照顧，這裡就你一個南方人。”

這次談話後，我從在市政府工作的同學了解到一二，他暗示我“能走就走吧，這座城市你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於是，我暫時放下了“心繫天下”的偉大情懷，回到現實，開始漫長的嚴冬複習，最後考上研究生，於87年秋離開A市。

後來離開前才知道大概的情況—即我們幾位被國安的掛號了，單位也害怕，請神不易送神也難。於是黨委會決定無論如何—考研或借調--也要將我弄走，免得將來生事麻煩。得知這個消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後怕。文革時候父母被『辦學習班』等折磨時，我還沒甚印象，被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盯上，他們可以左右你的人生一輩子！ 是否在我的檔案里記上了一筆？我不知道。但我清楚如果今後要質疑強權，必須首先想好自己是否準備讓年邁的父母為你垂淚，是否準備犧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否則就“夾着尾巴做人”—應該是做“豬”吧！所以在89年的學潮中，我雖然開始“蠢蠢欲動”，但519後我便謹言慎行了。有時自嘲，咱做一隻在思想上特立獨行的豬。

……

因為自己膽小，至今都沒有成為一位反黨反政府的『持不同政見者』。正因為這樣，我對於那些不惜自己的自由與生命敢於向強權挑戰的人，總是心懷敬佩、心存感激—正因社會上有這樣的人，那些當權者們才有所忌憚，我們的生活空間才不顯得那麼逼仄。有時聽人質疑或攻擊某某『持不同政見者』是為“求名利而鑽營”、或者為“政治投機”時，我就想說：您提着腦袋去試試，讓我來崇拜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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