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以後，我和父母再也沒有合過影。

今天是父親節。以前在中國，好像從來沒有這個節日。來到美國十幾年，似乎也不大注意這個節日。

母親節，我是記得的，雖然它也是一個洋人的節日，雖然那也是我到美國之後才知道的一個節日。

事實上，這兩個節日之於我，都是比較無奈的。

我對母親是感恩的，因為她一手帶大了我，我從未質疑過她對我的愛。然而，我並不那麼嚮往着與她共處。骨子裡，我是一個個人主義者(individualism)。不過，成長於提倡集體主義的環境下，孝道和忠於不容質疑的時代裡，我並不知道我是個人主義者，即使知道，我也得把自己批判得體無完膚。

我是一個天生的個人主義者，但卻不是一個自我中心(egotism)的人，這樣的個性矛盾不但令我非常地困惑，也非常痛苦，因為成長時的流行價值和傳統與自己的本真太不相符。

從小到大，除了13-14歲那兩年，我都在努力地為母親爭光爭氣，按照她的意思活着，努力去做讓她高興的事，因為我愛我的母親。當然，無論我怎樣努力，卻經常事倍功半。我曾經嘗試過疏遠她，離開她，為此我和她都付出過非常沉重的代價---一個永遠揮之不去的惡夢。

我終於意識到，我和母親根本就是兩種人，她從來沒有真正地了解我，只是一廂情願地以她的方式愛我，並且強迫我接受她所有的好意，無論我是否需要那些好意。而我，自認為是了解她的，畢竟她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但是我卻沒辦法循着她那簡單的卻非常強烈的意識去生活。

我也終於意識到，過去，現在和將來，無論怎樣，我都無法付出，與她為我付出的、對等的愛。我也無法做出她為我所做出的選擇和犧牲，比如永不再婚。我當然更無法做到完全屬於她，正如她自30多歲以後，完全屬於我一樣。

當我接近天命之年，我終於明白，我沒有辦法再強迫自己，繼續承受她那毫無商量餘地的，太過沉重的愛。雖然我時有負疚，但是，除卻恪盡物質以及生活上的孝道之外，我仍然決定，在所剩不多的生命里，過自己想過的日子。

每逢母親節，我會送花，或接母親出去吃飯，可是我無法給予她，她最想要的---和我同住，並在與我同住時，保護我，關愛我，讓我不受任何人包括我丈夫的‘欺負’。

每到母親節的夜晚，事實上，每當我不耐她的嘮叨，忍不住和她爭吵之後，我都會感到內疚。想到那遙遠的冬夜，她背着我去醫院，因為個子小，衣服重，她不得不扶住欄杆才能站起來……。想到當年她的美麗，那白紗底藍絨點兒的短衫，那麼恰到好處地包裹着她渾圓的肩頭。想到她走在街上，那些追隨的目光，那些讚美的嘆息，想到靠近她，她那母親獨有的溫暖氣息。我也想到近20年來，她的迅速衰老，她苛刻的個性，她惡毒的話語。那皺紋橫七豎八地刻在曾經非常美麗的臉上，那麼觸目驚心！我多想喊，還我一個美麗溫柔的母親！當我想到如今她必須獨自生活，她的孤獨和委屈的時候，我同時記起和她同住的種種不愉快。多少次，我從惡夢中驚醒，喊道：“媽媽，我沒有……我不是.... 。”那無數次努力地卻又徒勞的解釋和分辯，那些激烈的爭吵痛苦的眼淚。

唉，那些鮮花卡片，意大利的菜單和各色母親節的禮物，猶如鋪天蓋地的嘲諷，母親節是一個令我無奈而尷尬的節日。

既然今天是父親節，我還是應該說說我的父親

對父親，我談不上感恩。請原諒我的直率，因為他確實對我沒有養育之恩，雖然我是他生命中的最愛，雖然沒有養育我並非出自他的選擇。

在母親怨恨的話語中，年輕時的父親說好了是一個紈褲子弟，說壞了是一個“花花公子” 。當父親再次來美與我同住，他對我談了他的家庭以及他的一生。

父親的一生很長，90分鐘的錄音帶，我錄下十幾盤。一個接近80的人應該可以坦然地談論自己的一生了，特別是對着他幾近天命的獨生女。

我的祖父李兆甫(字伯申) 自青年時代，就開始追隨國父，後曾為國父靈柩的牽紼者之一。國父去世後，祖父退出政界。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曾力邀祖父出山，祖父以丁夫憂為由拒絕。後來祖父在上海，與沈均儒合開律師事務所。董竹君在>中，提及我的祖父，他曾為董竹君的離婚律師。抗日戰爭爆發，當時的日本外務省次官是祖父早稻田的同學。於是，祖父離開上海，輾轉香港、廣州、武漢到達重慶。

在陪都重慶，蔣介石親任四川省主席，後由張群接任，而祖父是張群的省政府秘書長。祖父雖權傾一時，卻又兩袖清風。在四川，祖父全家一直借住於他人之宅。然而，祖父的兩袖清風，並不妨礙父親以及父親的兄弟成為‘花花公子’。

母親的記述，父親的回憶都證實了，在母親之前，父親確曾有過多位女友。然而，不知是他記憶出錯，還是事後溢美，從父親的坦白交待中，我並沒有發現多少‘油水’ 。在某種意義上，‘花花公子’ 實在是徒有虛名。

然而，在某種意義上，‘花花公子’ 卻又名實相符。父親會玩兒，少年時曾獲全國花樣滑冰冠軍。父親善歌，他唱的英文歌曲頗有平.克勞斯貝的味道。父親善文，但僅止於情書，他多次為多位朋友捉刀而贏得美人歸。父親性喜交際，信奉千金散盡還復來。父親好熱鬧，也喜歡出點小風頭。如許多世家子弟，父親雖紈褲卻並不陰險狡詐，不知稼穡之艱辛，也不懂人世之險惡。

父親所有的十八般武藝，獨缺保護自己的技能。1957年，他居然不知收斂，被我黨的真摯所感動，說了幾句話，表達了一番自己的好意。父親說的不過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之類，而且那還不是他的原創。不過是他聽了來，以為那話深刻，或想表現自己的深刻，轉述而已。毫無疑問，父親在劫難逃。

父親這樣的一個紈褲子弟，被戴上一頂右派帽子，不能不說是抬舉了他，因為他完全不諳政治。這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幾年。這一頂帽子令他妻離子散，令他數次幾乎喪命，然而，在摘去這頂帽子的時候，在他的檔案里，竟然找不到言論，成為一個無聲右派，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豈止如此，有人在摘去帽子時，還呈上一聲“感謝”，或打個“娘錯打了孩子”之類的圓場。所幸，父親摘帽時依然無聲，仍然不諳政治。

在父親東北勞改的年月里，母親曾多次偷偷地寄報紙給父親，報紙里夾帶着父親最需要的食品，當然母親也難逃多場批鬥以及其他的侮辱。

大約1962年，父親每年可以回北京了。父親回來，我最高興，因為父親有時間和我一起玩兒，還會給我買一些母親絕不會買給我的東西。父親曾給我弄來兩隻小樺鼠，還曾為我買過一朵帶珠子的絨花。從東北，父親帶給母親一些特產，比如猴頭蘑，也給極愛乾淨的母親帶回一身虱子。父親從母親那裡拿走的，是錢，用錢買的車票和鋪蓋(他常常丟失錢物) 。父親走後，留給母親的是她在工作單位的屈辱。

母親和父親分手，並不是因為父親成了右派，雖然母親受到的歧視早就足以使他們分手。母親對婚姻的堅持，除了母親的為人、傳統意識和夫妻感情之外，還有母親對後來的歧視、迫害和鬥爭之殘酷缺乏預見。

終於，一件在今天看來，在外人看來，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導致了父母的離異。

我10歲那年，父親回四川，偶遇他的初戀。那曾經非常美麗的女人已經被生活折磨得面目全非。因為歷史反革命罪，她的丈夫被關押，釋放之後以拉板車為生，而她的肺病已到晚期，還有三個幼子。她的姐姐找到我父親，請我父親幫助。父親給了她20元。

數月之後，母親收到一封信，那信中說，“所欠之款，做牛做馬定當還清。”署名正是那個女人的丈夫。我不知道那個男人如何找到我母親的地址，也不知道他寫那封信出自何種用心。

至今，我仍然記得母親收到信，大哭的樣子。母親說，“他不曾給過我們一分錢，卻.......” 這一封信，這20元錢竟然徹底摧毀了夫妻的感情，而那情感被嚴酷的現實，長期的分離所磨損，已經崩緊到最脆弱的一線之間。那也正是山雨欲來的文革前。

我不能責備我的母親，也不能責怪我的父親。

自母親提出與父親離婚，父親探親回北京，只能寄居親戚家。因為很難見到我，他千方百計地托人將我‘騙’ 出來，或在我可能出現的地方等候我。當文革開始，他就更沒有理由見我了，因為我也不願見這個右派父親。

從1967年到78年，我經歷了人生最大的磨難和轉折。其間，母親被專政，自殺未遂，14歲的我獨自過活，我的父親在哪裡？我不知道。

1981年，在未通音訊14年之後，父親突然托人帶來口信，他已在北京，他的右派問題即將改正。

每個放學的周六，父親在校門口等我，同我一起吃一頓飯。然後，他伴我去崇文門菜市場買菜(那是我每個周末必做的功課) ，再陪我坐地鐵到達玉泉路，走過當時兩旁還是田野的小路。在院門口，他和我道聲再見。

父親知道，我的周末是屬於母親的。他似乎也知道他這個沒有盡責將我培養成人的父親，是沒有資格和母親競爭和我相處的時間。許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每周一飯，花光了他不多的積蓄，後來他在北京的日子，每天只能吃一餐。

父親因為再婚，終未能留在北京。1984年出國之前，我們見了一面，一起去北海，將祖母的骨灰撒入湖中。父親生在北京，祖父母也曾長期居住北京。幾年前，在白塔寺附近，坐在電車上，還能望見我們祖屋上的飛檐。當然，那早已不是我們的祖屋，如今連那飛檐也不知去向了。

以後的日子，我回國探望父親，最多數周。父親來美，每次不過半年。我和父親相差30歲。算起來，我和這個給了我生命的人相處最多不過5-6年，其間3年，我因年幼，無從記憶。我沒有辦法和父親非常親密，至少不習慣和他的身體碰觸。每當困難的時候，我第一想求助的人也不是我的父親。

父親收到我的匯款，他總是高興的。每次我給父親匯款，我感到一種心安，一種對給予我生命的人，一個飽受苦難的老人盡了義不容辭責任的心安。

我知道這樣的直率近乎於殘酷，但是我和父親確實沒能在一起度過多少日子，無論是苦難還是歡樂。外界的殘酷和內在的無知伴隨着我的童年，外界的殘酷和內在的痛苦伴隨着我父母的中年，而無奈卻伴隨着我們三人的今天。但願，但願錯失和懊悔不再伴隨我們的明天。

我常常忘記父親節，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覺得那不是我的錯，當然那也並非我父母的錯。我不會因為忘記這些節日，去說上一句“SORRY ”，或補寄一張祝賀卡，那種賀卡之於我和我的父母，都太輕薄了。

杜欣欣寫於2004年父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