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紐約曼哈頓中城的寶維斯律師事務所（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LLP）是全美頂尖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年輕的女律師凱莉·帕克近兩年剛剛晉身合伙人，正春風得意。2003年夏天的某晚，帕克女士叫來的外賣是日本壽司。不知是一下吃壞了肚子還是大倒胃口，隔日她還對這頓飯還耿耿於懷，決定將那家日本餐館劃入另冊。於是她撥通了法律助理金勃莉·阿瑞娜的電話，要她對附近其他日本餐館做一番研究。

　　一般來說，在美國的大律師事務所里，大合伙人指使小合伙人，小合伙人指使資深律師，資深律師指使一、二年級的菜鳥律師，這些菜鳥律師再直接對法律助理髮號施令。合伙人直接授權於法律助理不說絕無僅有，也是不甚常見。帕克女士想必對阿瑞娜小姐一向嚴謹的工作態度十分中意，這回算是逾級直接委予重任。而阿瑞娜小姐自然不敢怠慢，於是一如既往地進行了一番嘔心瀝血的調查研究。她上網查資料，參閱《查格評鑑》（Zagat Survey）上的評論，走訪商家，訪談同事好友，對比菜單，說不定還親自品嘗，終於完成了一篇引經據典、內容詳實、文字滴水不漏的備忘錄。

　　帕克女士一定對屬下的漂亮活兒十分滿意。然而萬萬沒想到是，這篇她想留在自己抽屜里的東西卻不脛而走，很快在紐約城裡各律師事務所以及互聯網上被爭相傳看，而且居然還上了2003年10月23日《紐約時報》的頭版。

　　這回寶維斯出了一個大醜。當《紐約時報》的記者要求採訪時，寶維斯的發言人除了嚴正聲明壽司備忘錄所花費的工作時間沒有算到任何客戶帳上之外，拒絕置評。兩位當事人更是避退三舍，好幾天不敢接外來的電話。寶維斯所有的人也都噤若寒蟬。外界很難知悉他們內部如何處理這件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老闆一定對那個把“機密”泄露出去的傢伙恨得牙根痒痒。備忘錄的副本收件人是一位叫傑森·謝佛的律師。當《紐約時報》接通他的電話時，他一聽是這事兒，就忙不迭地狠狠地掛斷了電話。

　　是的，這篇含有八個注釋、兩個附件、印在寶維斯公文紙上的備忘錄是關於日本生魚片的，而不是討論安然、世通或太科等美國企業醜聞的。

　　該備忘錄在開頭有“根據您的指示，本文旨在提供若干在紐約中城地區預定壽司之選擇”云云。作者所提供的信息的確很有見地。譬如，她認為星期一應為拒食壽司日，因為“鮮魚通常是星期二運到的”。因此嘗鮮須趕早，隔日則次之，待到下周一就不敢恭維了。作者還引用了一段《查格評鑑》對某家日本餐館的描述：“除了滾滾而來的如大白鯨一樣巨大的（“Moby Dick-size”）精美的壽司之外，這家時髦的日本連鎖店還提供其他美食，儘管其價格之高令磅秤的指針打到頭（但還不致把磅秤打碎）。對很多食客來說這是一家非去不可的餐館，儘管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對排到門外的長隊要說‘撒油拿蠟’。”作者在備忘錄結尾時寫道：“本人希望您會發現本備忘錄的附件能夠幫助您以百吃不厭為基準（“on a going-forward basis”）選擇定購晚餐的餐館。”這句中文譯文實在讓筆者花了一番腦筋，最後還是不甚滿意。原文中的“on a going-forward basis”一語，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吃了還想再吃的意思。

　　愈是咬文嚼字愈像是滑稽劇的台詞，但問題不在於語言本身，而在於這篇文字真切地反映出美國企業文化的一個側面，所以才讓局內人看了捧腹。然而，他們的笑聲中其實有些自嘲的味道。

　　“這就是大家所懼怕的。”一個不願暴露姓名的年輕律師說，“公司的等級制度森嚴，老闆對屬下頤指氣使，令人無所適從。所以在這裡一些人讓另外一些人做這樣的事一點也不奇怪。”

　　的確，阿瑞娜小姐奉旨成文，體會榮幸還來不及呢，哪有置喙的道理。那些年輕的法律助理，剛從大學本科畢業，幹勁十足，沒日沒夜，加班加點，指哪兒打哪兒，包括搜尋最新鮮的魚肉，也懂得剛進廟來的小和尚先學給師傅端洗腳水的道理。況且，每年評比加薪，以後進法學院寫封推薦信，全憑跟老闆夠不夠交情。因此，老闆“吃了還想再吃”理應引為快事。

　　再說，合伙人也是從助理、菜鳥律師這樣一步一步從小媳婦熬成婆的，有“我當年做得來，如今你為什麼做不來”的理論根據。權勢、地位、資歷、本錢，這些都是在美國的大律師事務所里最在乎的東西。有個律師並不誇張地說：在律師樓里，聽一個人說話的分貝量就可以判斷此人在這裡呆了幾年。法律助理等小蘿蔔頭們且不用說，那些一流法學院出身的菜鳥律師們，走在大街上固然可以趾高氣揚，在律師樓里無一不是戰戰兢兢，不敢出半點差錯，生怕有一天早上發現得罪了某方神聖。當他們熬過兩三年之後，從兩人或三人合用的房間換成獨占的房間、從小房間換成大房間、從無窗的房間換成有窗的房間、從簡單的辦公椅換成高靠背、帶扶手的太師椅的時候，他便可以把二郎腿翹倒辦公桌上自嘆：“我如今也是資深律師啦，呵呵。”然而此時更大的磨盤就壓在身上。如果一個有四、五年資歷的律師還在做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老闆雖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卻無降大任於斯之意，明擺着就是要你走路，聰明的你就該另找飯碗了。通常到了六、七年，未能變為合伙人的律師都沒有賴着不走的。這時有一小部分人可能被委任為“特殊顧問”，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公司無意拉你入伙，又不逼你走人。這些低人一等的“特殊顧問”多少有些尷尬，除了有些人從此馬放南山再無鴻鵠之志外，很多更有野心的人還是不久就帶着失意另謀高就了。一般說來，一個有四、五百名律師的大型事務所每年平均只有四、五個人能升為合伙人，其他人均被淘汰。如此說來，帕克女士可謂百里挑一，想必為寶維斯立下了汗馬功勞，想吃點新鮮的生魚片也不為過吧。

　　就是這樣一種層次分明，汰舊換新的系統，使美國的律師業具有極高的工作效率，遠遠超過其它各行業。

　　美國的大型律師事務所都有一本花名簿，上有每個律師的人頭像，個人簡歷，包括出生年月（一些年齡較大的女士不願暴露年齡也不勉強）、籍貫、學歷（包括大學和法學院的名稱及畢業時間）、配偶（或同居人）和子女的姓名及年齡等。合伙人列在花名簿的前面，每人占一至數頁（因為要把實際的和掛名的頭銜一一列出）；然後是特殊顧問，每人一頁；隨後是一般律師，每二人占一頁；最後是法律助理，也是每二人一頁。秘書以及其它技術、行政人員不屬於專業人員，不在本花名簿上，入另冊。這本花名簿圖文並茂，又可以管窺他人隱私。所以忙裡偷閒拿來翻翻，也算消遣讀物。有一次，在紐約的一家的律師事務所里，筆者與幾個律師一起做一個項目，在中間休息時，大家就拿這本花名簿作娛樂，比誰對其內容了解最多。其中有一個律師居然可以記得住全所六百多名律師每個人所上的大學和法學院的名稱。在場的人都對他非凡的記憶力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自己也為他的本領得意洋洋。筆者卻覺得其實不是記憶力的問題，完全是虛榮心在作怪。這種虛榮心作為維持工作士氣的潤滑劑，正是企業文化的一部分，因為老闆就是這樣教他們的，律師樓本身就是勢利眼。每年春天，各名牌律師事務所就到各名牌法學院校園去大肆網羅人才，看誰在哈佛和耶魯法學院搶人最多。它們對牌子不夠響亮的學校根本就不屑一顧，每年只從地方法學院選一兩個尖子作為點綴。所以二流學校的畢業生到了大律師事務所就倍感壓力，看到花名簿上人人非哈佛即耶魯，覺得自己好像是從山溝里來的窮小子。他們要混成合伙人更是難於上青天了。

　　那天，這群律師繼續拿花名簿作消遣。其中有個人說：“你們注意到沒有：合伙人K先生有三個兒子，老大四十二歲，老二二十七歲，老三兩歲。真不知道如今的老婆是第幾任。呵呵。”這種悄悄話當然只能背地裡說，但是拿老闆開涮的發泄絕對有助於菜鳥們的身心健康。

　　不久前，在同一家律師事務所，筆者還通過電子郵件與好幾個法律助理進行了一次有趣的討論，其中還有一個管理律師助理的小老闆，他也是從律師助理升上去的。開始大家提起了壽司備忘錄，小老闆回應道：“老故事了，說下一個。”有一個法律助理說：“你們聽說過X秘書給X合伙人洗襪子的事嗎？”另一人說：“X律師當不成合伙人只好走人，留下一屋子文件不管就抬腿走了。害得我整整三天在她的‘故居’整理她的‘遺墨’。”再有一人說：“有一次我跟X律師準備一場官司的文件，每個文件用一張粉紅色的紙分隔開。X律師臨走時交代了一句：‘我不喜歡粉紅紙，拿出去怕會被笑話的。’我只好晚上留下來把幾百張粉紅紙換成藍的，第二天再向男朋友請罪。”一個華裔法律助理接着說：“我不只一次被合伙人叫到他們的辦公室，要我把他們的私人信件翻譯成中文。內容全是關於他們到中國去旅遊，買了人家的地毯、瓷瓶什麼的，簽的支票被打回，再給人家解釋、賠不是。我翻譯這些私信花的時間當然是算在公司頭上的。”說到此，小老闆嗅出勢態有點不對，馬上發郵件對大家說：“說過頭了！說過頭了！今天的討論到此結束。誰也不要再提起今天說的事！”於是大家一鬨而散。小老闆倒也算聰明。如果從他眼皮底下再泄漏出點壽司備忘錄一類的醜聞來，恐怕他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壽司備忘錄，可謂壽司啟示錄。一紙荒唐言，誰解其中味。

　　2003年11月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