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4月10日，早年成功後在法國過着紙醉金迷生活的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給他在斯克里布納公司（Scribners）的編輯麥克斯威爾‧柏金斯[1]發電報，詢問《了不起的蓋茨比》出版後有沒有好消息。總體而言，沒什麼好消息。對該書的評論有些相當冷淡，比如《紐約世界報》[2]的一個標題是《菲茨傑拉德的新作是個啞彈》；有些看上去討好實際上居高臨下。後來，菲茨傑拉德向他的朋友埃德蒙·威爾遜[3]抱怨說，“在包括了那些作了最熱情的評論在內的所有評論者中，竟然沒有一個人讀懂了這本書。” 對於像菲茨傑拉德這樣出名的作家來說，該書的銷量平平：當年賣出約兩萬冊。斯克里布納公司後來又印刷了一次：印數三萬冊。也就那樣了。1940年當菲茨傑拉德去世的時候，44歲的他已經被世人遺忘了大半，而該書也湮沒無聞了。

菲茨傑拉德摔跟斗的悲劇故事充滿了不同程度的諷刺，既有絕望的惆悵，也有凱旋的歡歌。沒有哪一個大作家像他那樣在世人面前滑下高坡。菲茨傑拉德是一個酒鬼，不論他的這一傑作銷量如何，毫無疑問他的身體都是要走下坡路的。但是他是一位和需要酒精一樣需要讚譽和金錢的作家，假如《蓋茨比》銷量好的話，也許他用不着在三十年代發表令人黯然神傷的失敗宣言，或者，至少會讓他免於和好萊塢扯上關係。（他在好萊塢寫出了大半部引人入勝的《最後的大亨》[4]，但是他在米高梅公司寫劇本，實在大材小用了。）與此同時，開初失敗的《蓋茨比》一書卻有了令人震驚的尾聲：眼下該書平裝版每年的銷量是五十萬冊。傑伊·蓋茨比從“他對自己的柏拉圖式理念”出發，他的勃勃野心和突然的敗落已經融合進美國故事，融入其自我創造和失敗的那些方面。該書感染力強大、筆觸細膩、詩意共鳴的文本已經成為美國的經典；人們根據場合的需要，或高興或悲傷地誦讀它。

1925年，菲茨傑拉德送了《蓋茨比》的書送給了伊迪絲·華頓[5]、格特魯德·斯泰因[6]和T.S.艾略特。後來威爾遜把他們的感謝信出版在菲茨傑拉德一本創作與書信的雜記——《裂紋》[7]中，成了為該書封聖的工具。這三位作家讓青年作者們知道了菲茨傑拉德創作出了定義了現代性的作品。伊迪絲·華頓讚美了小說開頭一個場景：當玩弄女性的、粗俗的湯姆·布坎南把小說的敘述者、一位害羞的年輕人尼克·卡拉韋帶到他金屋藏嬌之所，他的情婦莫特爾在華盛頓高地的公寓時發生的一幕。華頓把該場景稱為“下流的狂歡”。這一小聚會中愚蠢、不知所云的言論，嘈雜、瑣碎的自我戲劇化都標誌着社交行為規範的崩潰。這一情節以尖刻的筆法表達了諷刺的意味，從而慢慢打開了通往深淵的大門。讀者對於人物體面行為的小小期望就此消失了。

當觀看來自澳洲的巴茲·魯爾曼（他執導過《舞國英雄（Strictly Ballroom）》、《紅磨坊（Moulin Rouge!）》）導演的三維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時，我想起了華頓的這一說法。魯爾曼把菲茨傑拉德筆下骯髒的放蕩表現為狂歡節般的浮華與暴力，其中糾結着突如其來的音樂，然而並非所有這一切都散發出濃烈的爵士年代的味道。（Jay-Z負責電影原聲帶；碧昂斯和安德烈3000擔任主唱。）在菲茨傑拉德筆下，公寓裡的那一幕場景散發出一種危險的混亂氣氛；而在魯爾曼電影裡，有的不過是一團亂麻。電影充滿了某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旋轉運動、對於“風格”的強烈印象（這種風格是裝飾風藝術[8]轉向數字化的浮華）；通過被三維技術誇張了的攝像機快速移動掃描、急速升高和轉換視角來傳達。菲茨傑拉德這樣寫傑伊·蓋茨比，＂他是上帝之子（如果這個說法有任何意思的話，就是那個意思），因而他一定是從事天父的事業：為廣大的、庸俗的、浮華的美麗服務。＂蓋茨比的奢華：他的豪宅、時裝、名流賓客為的是俘獲他愛的黛西的芳心。魯爾曼的粗俗為的是贏得年輕觀眾的欣賞。無限的資源和令人詫異的缺乏品味說明：與其說他是一個電影導演，不如說他是一個音樂錄影帶的導演。

錯誤始於電影敘述框架的設計上。在書中，尼克在紐約傷痕累累之後已經回到中西部的家中，他關於蓋茨比和黛西及所有一切的敘述是一種好奇的追憶。魯爾曼和他經常合作的劇作家克雷格·皮爾斯（Craig Pearce）把書中置身事外的尼克改編成在康復機構戒酒的尼克：他抑制住感情，幾乎不睡覺，寫出了整部《了不起的蓋茨比》。他還在手稿上打上“作者：尼克·卡拉韋”。（毫無疑問，一部署名“作者：韓伯特•韓伯特”的《洛麗塔》手稿將會出現在未來關於納博科夫同名小說的改編電影中。）這部電影拘泥於菲茨傑拉德想象中關於尼克寫出小說的構想，相當得不必要；因為在觀看電影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自然而然把他的敘述當作了簡單的畫外音。更為愚蠢的是，當尼克伏案勞作的時候，皮爾斯和魯爾曼把書中的名句打到了屏幕上。那些跳上屏幕的字眼仿佛是剛剛從一碗字母湯[9]中逃跑出來的。

但是當魯爾曼平靜下來且集中注意力在人物塑造時，他顯示出從未有過的善用演員的能力。托比·馬奎爾（Tobey Maguire）以他有質感而又獨特的嗓音、性別不明的拘謹，極好地演繹了孤獨的尼克·卡拉韋。他望向李奧納多·迪卡普里奧飾演的蓋茨比的眼神，從驚訝最終變為崇拜。當尼克逐漸了解到他的這位長島鄰居同時也是一位無情的黑幫分子、一位為愛做出無盡奉獻的情人、以及一個為了精神性目的穿着粉紅色西裝的男子時，小說中令人振奮的複雜性部分地得以傳達出來。（尼克與蓋茨比之間的愛是整部電影中最強大的情感紐帶。）38歲的迪卡普里奧依然煥發出金色的光芒：後掠的一頭金髮，閃閃發光、藍綠色的眼睛，黃褐色、光滑的皮膚。這位當年在《泰坦尼克號》中身材瘦削、面容上傷痕累累的男孩如今顯得健壯結實，說起話來趾高氣揚。他顯然比1974年的同名電影中羅伯特·雷德福演繹的那位溫和的蓋茨比更有說服力的多。那部電影的改編雖然高雅華麗但是過於呆板了。迪卡普里奧有種估量人的眼神，他再現了菲茨傑拉德筆下蓋茨比的魅力：他能夠在一眼之間看出一個人希望被他人看到的理想自我。

飾演黛西的英國女演員凱瑞·穆里根（Carey Mulligan）出場很不錯：我們只看到她一隻手擱在一席長沙發高高的靠背上，聽到她叮噹作響的嗓音。穆里根算不上美麗優雅，但是她的表演讓人感動；當湯姆和蓋茨比為她爭鬥之際，她的臉部因壓力而扭曲，她的雙眼瞪得老大。穆里根的演出揭示了黛西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男性幻想脆弱的投影罷了。男人們費盡心機要占有她；她則身不由己。飾演殘暴的湯姆角色的澳洲演員喬爾·埃傑頓（Joel Edgerton）看上去非常缺乏吸引力以致於黛西一開始愛上他的情節看來有點牽強。不過魯爾曼讓湯姆和蓋茨比之間的那場高潮性的爭鬥具有了真正爆炸性的效果，可以說是他導演生涯中戲劇性的亮點。

這部電影的其餘部分提供的都是些冒牌的爆炸噱頭。魯爾曼把蓋茨比盛大的派對變成一個交纏着大量肉體、羽毛、低腰裝、鐘形女帽、搖搖擺擺的珍珠、飛來飛去的燕尾服、煙花爆竹、和碎玻璃的集合。那場景里充滿了飛奔來去的、讓人心醉神迷的肉體和物件以致於觀眾其實什麼也沒看仔細。當影片中的人物們高聲叫嚷地進了城，時代廣場的夜景只不過是一星數字化色彩的火花罷了。魯爾曼大概想要把美國二十年代富有與魔力那浮華的一面表現出來，但是他誤把雜亂視為風格，在一些簡單的事情上他常常搞不對。蓋茨比和尼克與犯罪分子梅耶爾·沃爾夫海姆的關鍵會面那場戲，導演也許是害怕被指責為反猶主義者而讓傑出的印度影星阿米塔布·巴沙坎（Amitabh Bachchan）飾演這位猶太黑幫分子。這一選擇不合情理，因為這名黑幫分子的名字依然是沃爾夫海姆，且湯姆後來還把他稱作“猶太佬”。

年輕的觀眾朋友們會喜歡這部電影嗎？他們會喜歡它不多的幾場好戲和不和諧的雜亂嗎？魯爾曼也許算錯了。數以百萬讀過小說的年輕人也許不會急切地想要看到該書蹩腳的電影幻覺。就像許多比他們年長的人們那樣，他們甚至會認為：還是不要改編《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好。這本書太複雜、太微妙、太敏感了，不宜拍成電影。菲茨傑拉德的幻覺和蓋茨比的差別不大，但是他描寫幻滅的這本書即便在最咄咄逼人、最強大的毀滅者面前也能夠屹立不倒。

（作者：大衛·丹比，原文發表於5月13日《紐約客》網站）

譯註：

[1] 麥克斯威爾‧柏金斯 (Maxwell Evarts Perkins,1884年－1947年) 是美國出版史上一位傳奇人物和編輯。他曾為史考特·菲茨傑拉德、歐內斯特·海明威等著名作家編書。

[2] 紐約世界報（The New York World ）是從1860年至1931年在紐約出版的報紙。

[3] 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1895年 - 1972年）是美國作家，文學和社會評論家。

[4] 《最後的大亨》（The Last Tycoon）是菲茨傑拉德未完成的一部小說，在他死後才出版。

[5] 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 1862年－1937年），美國女作家。作品有《純真年代》等。

[6] 格特魯德·斯泰因（1874年 - 1946年）是著名的美國藝術收藏家和實驗作家。她出生在美國，1903年移居巴黎；在大約40年的時間裡，她在巴黎左岸的家成為著名的美國及世界各地先鋒藝術家和作家周六晚上的聚集地。

[7] 裂紋（The Crack-Up，1945年）是菲茨傑拉德的散文集。發表於菲茨傑拉德去世後不久，由埃德蒙·威爾遜編輯整理。

[8] 裝飾風藝術（法語：Art Decoratifs， art deco） 是一種二十年代首次出現於法國的一種視覺藝術風格，三、四十年代流行於國際間，二戰結束後漸趨衰落。

[9] 字母湯（alphabet soup）是西方常見的一道菜，用字母形狀的意面煮出來的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