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方言說半夜起來上廁所兩人對話，北京話最羅嗦，前後用了幾百字。膠東話簡練，是“那是誰？那是我。幹嘛去？上便所”。但河南話一共就用了四個字。其簡練可比唐人街英語。如果用上海話，字數大致在兩者之間：啥寧？我。租薩(做啥)？擦(撒)絲。

一北京人到山西住旅館，忽然進來一人，橫眉立目地說“打劫！”客人趕緊掏錢。那人卻遞給他一個本子。一看是旅客登記簿，才明白他說的“打劫”是“登記”。

有故事說以前幹部對老鄉發表講話。開口是“兔子們，鹹菜豬尾巴”，也是講山西人的。其實他說的是“同志們，現在注意吧”。他這裡用豬字，說明一些山西話有雙輔音ZH。山西當八路的多，這個講話，八成發表於抗戰時期某根據地。

從語音的角度，方言還是可以比較優劣的。如果方言A包含了方言B的全部元音和輔音，而且還多出一些，A就比B更強些。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上海話就比北京話落後。因為，上海的輔音缺失嚴重，不但沒有ZH，SH，CH，沒有知識分子，沒有牙齒，而且沒有R，也就是說沒有肉。R在上海話中的發音是L或者N。

過去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閣樓里翻譯外國進步小說，把無產階級的英文(proletariat)翻譯成普羅大眾，就是因為上海話沒有R音。只能把普弱大眾翻譯成普羅大眾。其實，無產階級翻譯成普弱大眾更合理些。無產階級貧困，是社會的弱勢群體麼。

為了迴避輔音R，上海話把肉叫“拗”。豬肉這個詞需要ZH和R兩個當地不具備的輔音，所以只能說“資拗”。如果必須說普通話，也只能把肉發成漏。資產階級這個詞，用上海話只能說自慘階級。因為，上海話沒有CH，發不出“產”的音來。資產就是自慘，產房就是慘房。

其實，湖北話已經沒有了CH，說產就說慘。但是長江以北都會說產。可見雙輔音的丟失跟長江有關係。長江以南，走得越遠雙輔音丟失越多。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個現象，值得認真研究。

很少有人注意，口音關係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共產黨領導下，建國早期湖南，湖北，江西的革命家多。那些地方的方言都很難懂。所以我國政治家，都不習慣在電台發表講話。這開啟了神秘政治的風氣。有不同政見，通常不訴諸當眾辯論。而用其他辦法解決。美國口音相對統一，政治家沒有因為口音而不到電台辯論的。所以美國的政治顯得更透明。

台灣近些年來的政治也受口音的影響。台灣原住民說的話跟大陸去的外省人非常不同，這增加了兩類人的文化和政治隔閡，甚至敵意。

一個笑話說，蔣經國得糖尿病去世前，國民黨幾位高層來到病床前，問誰當繼承人。恰好蔣感覺不適，說，“你等會”，就昏過去了。結果李登輝當了繼承人。

蔣先生是浙江人，他說“你等會”，這些人聽成了“李登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