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分剛過，按照傳統的說法，位處北半球的香港應該是“一場秋雨一場寒”。儘管我們抵達香港的那天適逢多年不遇的“紅色暴雨警戒”，第二天依然艷陽高照，感覺不到絲毫寒意。因為我們倆的“回鄉證”都過了期，到“中旅社”辦了加快也要幾天，於是利用那幾天密集約見親友。老妻的一位街坊，夫婦倆原先都在廣州當公務員，十幾年前忽然一家三口因“私人理由”到了香港，丈夫到了最有地位的“喉舌”上班，妻子則在某半官方機構任職，我們還在香港的時候，兩位女士過從甚密，比在廣州的時候來往更多。這次知道我們要回國，正好手頭有一個接待項目，他們就把幾個名額留給我們，讓我們去參加一個“養生體驗營”。根據他們的介紹，這是北京一家老牌中藥店與“統戰部”聯合舉辦的活動，參加者到廣州某軍區療養院過三天，體驗一下他們的養生保健療程。老妻的一位老同事，比我們早一年移民美國，這次特意和我們一起回國旅遊，已經先於我們回到了廣州，所以也和我們一起“入營”。坦白說，對於這種招徠生意的“體驗”我的興趣並不大，一來朋友盛意拳拳，二來老妻和她的老友也躍躍欲試，不想掃了她們的興，所以勉為其難地去當“白老鼠”。


“體驗營”所在的軍區療養院附近就有地鐵站，很好找，只不過門衛深嚴。香港“中聯辦”的一位幹部在門外等我們這些“營友”，除了我們，還陸陸續續來了一些人， “中聯辦”的幹部把我們介紹給“統戰部”負責接待的一位副局長，這位副局長馬上通知派車出來接我們 。我一看這麼官式的接待就覺得不好意思，在一邊嘀嘀咕咕。老妻卻若無其事地對我說：“別拿自己不當外人，人家主要是接待那些香港來的潛在客戶，我們不過是攀車邊的罷了。”我聽了覺得有道理，心下才坦然。


療養院內有工程，難怪副局長不肯讓我們自己走路進園，車子把我們帶到一幢賓館式的建築物，十幾個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員在“鶴年堂”的大招牌前迎接我們。參加這次“體驗營”的總共有二十多人，絕大部分是香港來客，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早已按名單給我們分配好客房，稍事梳洗，大家就到了會議室聽聽這三天的安排。首先由一位劉先生介紹東道主“鶴年堂”的歷史，原來竟是一家有六百多年歷史的老店，創建於明朝永樂三年（1405年）。這位劉先生是北京人，但是在廣州長大，所以說的是一口流利的廣州話。他的口才很好，把“鶴年堂”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歷史中，出自御醫之家的丁、曹、王、劉四大家族對中華傳統醫藥孜孜不倦的追求，由於醫術精湛、藥力獨到、養生有方而名噪海內外的往績一一道來，令聞者無不動容。劉先生所講的內容非常龐雜，我沒能一一記住，後來上網找了一些相關資料幫助記憶。但是劉先生所說“鶴年堂”名氣不如“同仁堂”的原因我倒是記住了。據他說，那是“公私合營”之前，當時的劉姓掌柜對“公私合營”有牴觸，公然說“國民黨鬧了幾十年，沒有打過我們的主意，日本鬼子折騰了這麼些年，也沒摘了我們的牌子，怎麼這才幾年工夫，我們的店堂就要改換門楣了？”因此在新時代的陽光大道上“輸在起跑線上了”！


要說這三天的“體驗營”，“鶴年堂”還真是下了血本，每天的活動安排得密密麻麻。早上的“藤勾養生操”之後有各別的“經絡調理”，午睡之後就是穴位按摩，下午還有一次針對個人體質的“藥膳”，晚上還有“養生講座”......說實在的，中醫講究的除了治療，還注重調養，兩三天的體驗用廣州話來說不過是“得個知字”（略知與無），不會有什麼功效。部分營友似乎頗有信心，開始和醫師探討治療方案，彼此為能達到“雙贏”的結果額手稱慶。由於我們早已定好到重慶的機票，不能完成那三天的體驗，要提早離開，連第三天晚上由“統戰部”設下的晚宴也不能出席，負責接待的幹部還特別惋惜。


廣州飛往重慶要不了兩小時，我們就從悶熱的南粵到了清涼的西南山城。取行李的時候我與老妻的弟弟通話，告訴他我們已經到了，他說他的車子就停在出口處。我們取了行李走到出口卻看不見他。我想也許是那個地方不能停車，他被迫開到了停車場。於是再撥他的手機，他說他就在二號出口，為什麼看不見我們呢？我告訴他我們在六號出口，他氣得罵了一句，然後說不能倒車，讓我們朝前走。當我們在二號出口見了他，他又笑着罵了一通機場的混賬信息。據說他到了機場，原先就停在六號出口，然後進去查看航班的動態以及出站口。看到我們乘坐的航班會在二號出站口出站，於是把車開到二號門外，沒想到竟被耍了！我就把前兩天在廣州看病的經歷與他分享。話說我因為痛風發作到醫院看病，醫生開了藥以後囑咐我去交費，取藥。在藥房上方的大屏幕上有明確指示叫病人留心，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屏幕上顯示就可以前往取藥窗領藥。我覺得現在的電子資訊真的很方便，徹底消除了過去病人擠在發藥窗前面的亂象。可是等了二十多分鐘還都沒看到屏幕資料更新，又看到不時有病人到窗前問詢，取藥，我也就嘗試着到窗前問一問。我把取藥單遞給窗內的配藥員問我的藥是否備好了？配藥員看了一眼藥單說早就備好了。我問為什麼顯示屏上沒有顯示呢？配藥員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只把藥遞給我，沒有回應。我會意地一笑，取了藥就走。聽了我的經歷，大家都理解到不管有多先進的設備，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靠的還是人。


由於是周末，內弟的兩個女兒不用上學，看到我們進了家門，她們都很高興。八歲多的小姐姐向我們打了個招呼，站在一旁矜持地笑着；三歲多的安娜熱情得多，大聲地叫着“姑媽！姑丈！”，然後側着頭望着那位特意從美國飛到廣州與我們會合，一道旅遊的朋友問：“妳是誰呀？”老妻笑着摸了一下安娜的頭，對她說：“這位阿姨是我的朋友，從美國來看妳。”安娜就乖巧地叫了一聲“阿姨！”接着就把我們拉到客廳里坐。內弟的妻子忙着指揮保姆給我們上茶，又請我們品嘗茶几上放着的冬棗。安娜馬上從果盆中挑選些個大飽滿的鮮棗遞給我們。新鮮的冬棗入口嘎嘣脆，清甜的棗汁順喉而下，用廣州話來說就是“甜到入心入肺！”

家裡的棗子

飯店裡的棗子

我第一次接觸鮮棗是在旅途上。當時我從北京乘火車到呼和浩特，車到延慶縣的“青龍橋”車站的時候，我根據乘務員的指引，下車在站台附近瞻仰詹天佑的銅像，又在車站的小賣部買了一袋鮮棗。由於運輸條件所限，當年南北鮮貨的對流還不是很蓬勃，我們在南方還從沒吃過鮮棗。深秋時分，八達嶺的傍晚氣溫很低，吃凍凍的鮮棗很有在冬天吃冰淇淋的感覺。吃了幾個，想起“囫圇吞棗”的故事，怕多吃傷了牙齒就忍住讒勁，把棗子放在軟臥的茶几上留待第二天再吃。火車通宵行駛，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呼和浩特。經過一夜暖氣的烘烤，起先圓溜溜的棗子竟然蔫耷耷地起了皺，再也沒有了那種脆生生的感覺！


由於我們在重慶停留的時間不長，只能參觀比較近的旅遊觀光景點。內弟問我們是否有興趣參觀“白公館”，“渣滓洞”這類著名的人文景觀？我連忙搖手不迭地說不去。一來對於這類“兄弟鬩於牆”的景點沒有興趣，二來看過關於《紅岩》作者之一的羅廣斌的經歷，對於“渣滓洞”，“白公館”過往的傳說產生了極度的虛幻感。試想一下，老羅在“渣滓洞”呆了400 多天，最終成功越獄，“文化大革命”中卻熬不到第七天，可見“渣滓洞”也不過是“豆腐渣”，沒有什麼看頭。在重慶的那幾天，我們主要逛了“解放碑步行街”，“洪崖洞”，“磁器口”，當然還有“朝天門碼頭”。

解放碑商業步行街

 

適逢“國慶，中秋”長假期，有“西部第一街”的解放碑商業步行街上人頭涌涌。以“解放碑”為中心點建起了幢幢高樓，許多世界知名的品牌名店進駐到各座商廈之中。當日所見，進到諸如“嗻嗻阿媽尼”（ giorgio armani）或“飛甩雞毛”（ ferragamo）這類名店內參觀選購的人並不多，只有些那些着裝整齊的店員閒極無聊地觀望着門外熙熙攘攘的人流。門庭若市的是售賣電子產品的店鋪，五花八門的手機和平板電腦吸引了不少買家和准買家。更為熱鬧的就是各類售賣食品的商鋪攤點。無論是源自國外的快餐名店或者重慶本地美食都各有捧場客。走得累了，有些遊客直接就坐在玻璃門高聳的商業大廈的台階上。這裡還有西部最大的書店– 重慶書城。逛書店是我的興趣，可惜當天一大幫人逛街，不能離隊。隔着玻璃看到書店裡那些坐在地上讀得入迷的讀者，似乎聞到了濃濃的書香。書店裡兩幅大標語向遊人傳遞着“買書”的信息，一幅寫的是：收入再少，也要買書；另外一幅寫的是：房間再小，也要藏書。

逛完了“解放碑商業步行街”，我們轉到“朝天門廣場”。在這裡可以看到著名的“兩江匯” 
– 長江和嘉陵江交匯之處，煙雨濛濛，眼前景物仿佛都加了一層“霧鏡”。廣場上以及兩旁的“江濱路”上到處是遊客和售賣小商品和小吃的小販。江面上有多個登船的浮橋，各有不同的遊覽途徑，其中也有乘船游三峽的始發站。從高處向江邊望去，看到其中一個登船的浮橋上寫着“重慶市人民政府國賓接待船 星級遊船‘朝天宮’‘朝天門’在此登船”。看來只要乘坐“朝天宮”或者“朝天門”遊船，遊客都自動升級成了“國賓”，還真是令人飄飄然。內弟指着對岸“江北嘴”一個冠名為《寰宇天下》建築群說那是香港“九倉”和“中海”合作興建的豪宅，兩年前每平米要價 4 萬元，現在只要兩萬多。他又指着也是位於“江北嘴”的一座宏偉建築物要我們猜它的功能，我們看着那像Lego 積木堆砌而成的大傢伙茫無頭緒。內弟笑着說那是德國建築師設計的“重慶大劇院”，當地人戲謔地把它稱為“坦克車”。我們隔江而望，只看到它的側面，沒辦法把它和“坦克車”聯繫起來，回到家裡上網看了它的俯視圖才明白重慶人的概括能力。根據重慶人對這座建築物的調侃使我覺得民眾和有審批權的“專家學者”以及“有關部門”的看法並不太一樣。由此聯想到我認識的一位建築設計師關於近年國外建築事務所在神州大地上所展現的那些個諸如“大褲衩”之類作品的批評。他說：國內的設計水平不見得就不如外國人，問題是採用國內的設計，就意味着失去到國外“考察”的機會，智者不為呀！

兩江匯

“國賓”登船處

豪宅

大劇院

“大劇院”鳥瞰圖 （網絡圖片）

 
“朝天門碼頭”久負盛名，即使沒有到過重慶的人也會聽說過這個地方。據說古時這裡是“迎官接聖”的地方。凡有重要官員來重慶，或者皇帝有聖旨、詔諭到重慶，官船就都在朝天門碼頭靠岸，地方官員自然要到朝天門碼頭迎接，“朝天門”因此得名。由於它的特殊功用，早先朝天門碼頭不准一般民船停靠，為的是防止閒雜人等影響治安。後來，這個禁令漸漸被淡化，民船也可以停靠，但也只限於停靠在稍微靠邊的小碼頭，最大、最好的碼頭，仍然是留給官船所用。“朝廷”既倒，“朝天門碼頭”才完全轉化成西部一大商業碼頭。時至今日，這裡水陸貨物交流的活動仍然活躍。我們在碼頭附近看到不少推車，板車負重順坡而下，在路面上與川流不息的機動車搶道，令我為他們捏一把汗。有些板車裝的貨物特別重，不能靠手臂的力量來控制車速，搬運工要走在板車前面，用背抵住車上的貨物，依靠全身的力量來減緩板車向下滑動的加速度。相對於這些搬運工來說，那些扛着一根竹竿，竹竿一端繫着兩根尼龍繩，遊走於商業網點以及公交車站的“棒棒”們則顯得較為輕鬆自得。重慶是有名的“山城”，整個城區依山而建。出門就爬坡，下船即上坎，搬運東西自然費勁。於是重慶市民養成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 ： 如果不想自己動手搬運重物，只要招呼一聲‘棒棒’，就會有人應聲而來提供服務。價錢根據貨物的大小，輕重，運送的距離遠近由雙方議定。


“棒棒”





“板車”搬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