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老師把碗筷收攏，拿到廚房裡洗涮完畢，回到客廳里。妻子朱敏坐在單人沙發上看香港電視劇，學生小琳在大沙發的一頭埋頭打遊戲機，一片祥和之氣。朱敏是建築公司的成本會計，最近幾個月都在東莞，十天半月才回家一趟。余老師比朱敏大十多歲，一向對她寵愛有加，得知朱敏今天回家吃晚飯，余老師特意做了她愛吃的“魚膠釀尖椒”，還煲了花膠湯。吃晚飯的時候，朱敏照例會講一些工地上的趣事，她的敘事能力不錯，可惜欠缺鋪墊，而且往往還沒到笑點，自己先笑了起來。這時候，小琳就會瞪大了眼睛望着師娘，臉上掛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余老師的雙眼則在她們兩人的臉上輪流睃巡。余老師坐到大沙發的另一頭，從茶几上拿起一份報紙隨意瀏覽，耳邊是香港肥皂劇絮絮叨叨的對話。這時，角几上的電話響了起來，余老師拿起電話一聽，原來是街道辦事處的楊主任要找朱敏，就把電話遞給妻子，拿起報紙接着看。楊主任的嗓門大，透過話筒傳出一片嘁嘁喳喳，朱敏不時搭上兩句，伴着陣陣哈哈大笑。忽然間兩個女人的聲量都降低下來，朱敏還頻頻望向余老師，眼光中流露出疑惑和責難，余老師與妻子對望了幾眼，覺得莫名其妙。朱敏放下電話，從沙發上站起來，走到臥室拿了手袋，出門之前撂下一句話：“你要是不管好褲襠里那玩意兒，早晚會出事！”
余老師望着妻子的背影，有點愕然。
小琳按下“暫停”鍵，放下遊戲機，挪到余老師的身邊，雙手抓住老師的手臂問：“師娘為什麼不高興，為什麼會出事？”
余老師說：“我哪兒知道，師娘回來你問她吧。”

小琳是余老師的學生，今年才十三歲，她出生在省會的鄰市，父親是一個玉石商人。小琳八歲那年，她的父親如常到緬甸看貨，結果一去就沒有回來，她的媽媽動用了所有關係去找也毫無頭緒。幸虧小琳的媽媽一直有參與公司的運作，父親留下的那一份家業才得以維持，但是媽媽就難得有時間照顧小琳,小琳每天見到保姆的時間比見媽媽要多。父親的早逝對小琳打擊很大，她一下子變得落落寡歡，不肯好好念書，也不愛與人交往。勉勉強強地念完小學，她就再也不肯去上學，每天只是在家裡畫畫。媽媽看她喜歡畫畫，為她找過幾個老師到家裡教她，先後都被她氣跑了。後來有人向她媽媽推薦余老師，說余老師的藝術修養高而且從來不板起臉教學，給學生很大的自由度，可能會適合小琳。媽媽就托介紹人約好，某個星期天就把小琳帶到省會去見余老師。余老師家從外面看是一座園子，正門有幾級台階，一道磚砌的大拱門。在車上，小琳一直埋頭玩遊戲機，下車以後東張西望，忽然指着大拱門上的牌匾“X X 會墳場”對媽媽說：“媽，這個老師怎麼住在墳場裡頭呀，不會是個鬼吧？”
她媽媽滿臉疑惑地望向介紹人，嘴裡卻說：“別瞎說！”
介紹人一聽就笑了，對小琳母女倆說：“這裡面有一個很長的故事，過後再跟你們講。”
進了拱門是一條石砌甬道，左側有幾間平房，向前走十餘米後，右側是一道小拱門，由一道弧形的圍牆圍出一個“園內園”。門鈴旁邊有一塊方形的白色雲石，上面有“天白畫室”四個字。穿過小拱門，迎面是兩株比房頂還高的桂花樹，然後是呈曲尺形相連的兩座樓底很高的西式平房，掩映在滿園花木之中。介紹人帶着兩人進到其中一間房子的大廳，牆上掛的，地上放的，已經完成的，還沒完成的，觸目都是畫，小琳一下子就興奮起來，在媽媽的督促下向着一個中年人叫了一聲“老師好！”之後就自顧自地在客廳里轉悠。她歪着個小腦袋一張接一張地看那些畫，時不時若有所悟地點點頭，余老師則是一邊和她媽媽談話，一邊觀察着她。當她走到一處角落，發現那裡碼着一摞畫冊，她就一屁股坐了下來，捧起一本細細地看，那是一本外國畫冊，上面全是洋文，她只挑那有畫面的看，看得那樣的入神。余老師看了小琳的舉動，了解了小琳的情況，再看了她媽媽帶來的小琳的畫稿，斷定這是一根好苗，與她媽媽商量了一陣，就把小琳叫過來。小琳依依不捨地離開那些畫冊，走到媽媽身邊，媽媽問她願不願意跟余老師學畫畫，她說願意，媽媽說不可能每天來回送她，問她願不願意住在余老師家她也說願意。於是說好回家收拾一下，過兩天再來。臨行前，余老師從一個書架上拿了一本薄薄的鉛筆畫冊送給小琳。小琳高興得不得了。過了幾天，小琳就正式住進“天白畫室”，開始了她的學習，至今已經四個多月。

TVB的“晚間新聞”都開播了朱敏還沒回來，余老師叫小琳先去睡覺，明天早起要帶她到郊外寫生，小琳高高興興地去洗漱，然後回到自己的房間睡覺去了。小琳睡的房間本來是余老師的大兒子紹華的房間，裡面除了一張床，一張書桌之外，擺放了好幾個書架，滿滿都是書。紹華前年到美國去了，余老師就把這當作書房兼客房。余老師的小兒子叫紹輝，二十多歲，一貫無心向學，鼓搗機器倒是一把好手，中學畢業沒參加高考，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修車行。余老師雖然身為教師，卻認為當下的教育體制一無是處，孩子不上大學未准還能保留一點靈氣，所以聽之任之。但是，在教導小琳方面，余老師卻是費了很大的心機，他從繪畫的基礎入手，漸漸啟發小琳對文化學習的興趣。紹輝對這個天上掉下來的小妹妹也很疼愛，時不時送她一些女孩子喜歡的小玩意，小琳有些什麼師爺肯對這個哥哥說。與常來余老師家中的師兄師姐的交流也使她逐漸敞開心扉，肯與人分享她的想法，人也開朗了很多。

看完了“晚間新聞”，余老師準備睡覺，剛把催眠用的光盤放進播放機里，就聽得外間的開門關門聲，他以為是小兒子回來了，於是步出臥室看一看，卻是妻子朱敏，打了個招呼準備回臥室，朱敏卻把他叫住，說有些事要問清楚。余老師一看這架勢，知道這一番折騰肯定免不了，於是在沙發上坐下來，點上一根煙，隔着裊裊的煙氣望着朱敏。朱敏還是坐到那張單人沙發上，把手袋一扔，開口問道：“說說吧，昨天怎麼回事？”
“昨天怎麼回事？你說的是什麼事？”余老師一頭霧水地反問。
“昨天一家三口，其樂融融，這麼快就忘記了？”
余老師一聽就全明白了，原來妻子在外頭聽了流言吃乾醋。

小琳的媽媽叫做高虹，長得不算很漂亮，身材卻是高挑豐滿，加上多年的商場歷練，舉手投足之間自然流露出自信和幹練。她能感受到余老師對小琳的特別關愛，也看到了女兒在余老師的教導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此她心懷感激，每次來看女兒，她都要帶上一些保健品和化妝品作禮物，化妝品自然是孝敬師娘的。說起來師娘朱敏的年紀比高虹也只不過大了幾歲，年輕的時候也算是個漂亮人兒，只不過中年發福，又經常在工地上出入，疏於保養，高虹每次見了朱敏都會談談自己在這方面的體會並為她介紹合適的護膚品和化妝品，因此朱敏對高虹的印象相當好。

高虹通過介紹人口中得知，余老師的父親是著名油畫家余天白，早年在香港就很有名氣，五十年代初響應號召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同時把大兒子，如今的余老師送到國內著名的美術學院學習繪畫。余老師在學院的學習成績非常好，卻在畢業分配前被同學揭發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面臨被送去“勞改”的厄運。幸虧憑着余天白的社會地位以及相關人士的斡旋，余老師避過了“勞改”的處罰，被送回南方，但也同時失去了“分配工作”的機會。遭到如此打擊的余老師心情憋屈無可避免，但也無可奈何。所幸的是可以在老父身邊，接受老父和其他老畫家的教導，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余老師現在住的這個院子，是余天白老先生當年回國時，由有關部門給安排的。據說當時為眾多回國的各界知名人士安排生活是一項很有難度的工作，余老先生倒是不忌諱住在“墳場”內，老人家還說“得與革命先賢日夕相對，幸何如之！”於是有關部門把墳場內原有的建築物翻修改造，把余老先生一家安置在內。一住就是幾十年，原來的建築是磚木結構的平房，余老先生和老伴先後去世之後，前些年才重建成如今的模樣。

余老師被遣返南方之後，開頭幾年都沒有工作，後來一家街道工廠吸納他到廠里當“臨時工”，幹些寫寫畫畫的活，工錢沒幾個，時間倒也自由，余老師也就幹得有滋有味。俗語說“有麝自然香”，余老師的繪畫水平漸漸被更多人認可，於是有酒樓賓館請余老師去給他們作畫，街道工廠宣傳科就成了余老師的經紀人。那時最流行的是在牆壁上畫“偉大領袖”或者錦繡山河，高檔一些的還會要求將畫繪在專門的畫布上，余老師就帶着幾個街道上的小兄弟當助手，每天到飯店賓館去作畫。“助手”負責用大刷子塗抹大面積的藍天和草地或者如林的紅旗，余老師再處理細節，每天吃香喝辣，滋潤得很，剩下來的顏料就成了余老師的庫存。有真懂行的賓館負責人還請余老師畫一些小畫放到包間裡，那就算是余老師的“私活”，收入不用上繳街道工廠。余老師步入中年的時候，他當年所牽涉的事件被重新處理，證實是子虛烏有的誣告，於是為余老師“平反”，並將畢業證書補發給他，市里一所頗有名氣的中學還特聘他到學校里擔任美術老師，朋友們像余老師道賀，他只淡淡地說：遲來的春天。

余老師教學生堅持“授藝育人”的宗旨，從來不肯敷衍從事。進入學校當老師之前，他已經私底下收過不少學生。早期的學生多是真心學藝，也真有幾個有天分並且能堅持的。其中一個學生後來偷渡到了香港，打工掙生活費之餘，從來沒有停止過繪畫。一次在海邊寫生的時候，被歐洲某國駐港文化參贊的夫人發現，後來為他申請了一筆助學金，送到他們國家的美術學院接受系統的美術教育，一時傳為佳話。這位學生後來在該國首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到香港開畫展的時候，給余老師發來一份請柬，上書：致我的啟蒙老師。

余老師“鹹魚翻生”之後，也有一些慕名而來的家長送他們的子女來學繪畫，余老師本着“有教無類”的精神，只要時間上能安排，他都不會拒之門外。但是有些家長看着子女老是在畫一些簡單的素描就不耐煩，隔不久就把孩子的課停了，余老師也不以為意。余老師的一位老朋友是大學裡的教授，也懂繪畫，據此提醒余老師應該掌握家長心理，早早地教這些孩子畫畫蘋果，畫畫小花，不要拘泥於打基礎，余老師認為那是誤人子弟，堅決不肯那樣做。

隨着接觸的次數多了，加上對余老師的身世有了些了解，高虹漸漸對余老師產生出景仰的情愫，看余老師的眼神多了些內容。余老師以畫家敏銳的眼光感覺出來了，與高虹接觸的時候更為小心，對話也儘量簡單淺白，為的是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就拿昨天來說吧，高虹接近中午的時候來，坐了一會就說要和余老師帶小琳一起出去吃飯，余老師再三推辭，架不住小琳苦苦央求，於是就近找一家飯館進餐。這是一家經營川菜和粵菜的餐館，開了有些日子，余老師不時和自己的朋友或學生到這裡就餐，一來離家近，二來他們的菜做得不錯，價格也實惠。中午時分客人很多，余老師原想沒有預約恐怕沒有座，知客小姐卻眼尖，馬上和余老師打招呼並為他們安排餐桌。三人落座之後，高虹請余老師點菜，余老師沒有什麼提議，倒是小琳老實不客氣，點的都是自己喜歡吃的菜。余老師與高虹看到逐漸開朗的小琳都從心底為她高興。小琳邊吃邊講話，有時協調得不好嗆了喉，有時又會說話嘰里咕嚕，叫人聽不清。余老師和高虹也不說她，只是帶着微笑憐愛地看着她。忽然間聽得一個大嗓門在他們頭上炸響：“哎喲！我看見這一家三口其樂融融正羨慕着呢，沒想到原來是余老師。”
三人抬頭一看，一個身高體胖的大媽正目不轉睛地看着高虹，臉上帶着一種曖昧的笑。余老師連忙同她打招呼說：“楊主任也在這吃飯啊？小琳您是知道的，這是她的媽媽高虹，今天來看女兒。”
小琳把頭一低，繼續吃她的飯，高虹望向那位楊主任，輕輕點了一下頭，停下了筷子回望着她。兩人對望了一陣，楊主任首先收回了咄咄逼人的眼神說：“我們吃完了，不打攪了。”扭頭和跟着她的幾個人一起走了。
小琳滿臉不屑地輕輕說了一聲：“街八！”
聲音雖小，高虹和余老師都聽得真真，同時扭頭望向楊主任的背影，生怕她也聽見了。小琳看在眼裡，撇了一下嘴，搖晃一下她的小腦瓜，什麼也沒說，兩個大人尷尬地對望一眼，交換了一個無奈的笑容。

楊主任是“街道辦事處”的主任，由普通辦事員做到主任，服務街道數十年，真的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街道辦事處”雖然與鄉和鎮的行政區分相類似，但並不具備政府機構的權利，然而“辦事處”所管轄街道內居民的生、老、病、死以及治安都和這個辦事處有關。辦事處里列入公務員的人員不多，也就沒有什麼職稱，街道上的居民把他們統統稱為“街坊大姐”或“街坊同志”。 他們向居民傳達上級指示，安排各項公共活動，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梁。他們也幫忙處理夫妻爭鬥、婦姑勃豀這類家庭糾紛，以期保障街道內的祥和氣氛，確實也是一項功德。可惜個別“街坊大姐”素質不高，有意無意地把調解的個案當成茶餘飯後的談資，別人的家長里短就成了街坊鄰里的八卦，於是有人就戲稱“街坊大姐”為“街坊八婆”或“八公”，簡稱“街八”。

余老師深知妻子大興問罪之師自然是聽了楊主任加鹽加醋的陳述，於是把事情的經過向朱敏詳細說明，朱敏也覺得自己有點小題大作，滿腔怒氣漸漸消逝，嘴上卻不肯認輸，於是向余老師說：“大庭廣眾當然搞不出什麼花樣，不過你最好離她遠點，我覺得她如今看你的眼神有點不對勁，會不會是看上你了？”
余老師笑說：“這話真夠抬舉我，不過我還是有自知之明的。再說了，你不是一直都說她很關心你，飯前你還稱讚她給你買的護膚品很有效嗎？”
朱敏說：“一碼歸一碼，反正你小心點。不跟你說了，我要試一試她這次帶來的洗面奶。”
余老師一聽這話，雙手拍拍沙發站了起來，慢慢踱回臥室睡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