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主義者拿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來說事，基本上屬於煽情，因為兩件事雖然都屬於政府槍殺學生，但性質上有極大的差別。近九十年前的和平請願沒有破壞性意圖，示威者也沒有準備去赴死，在沒有反覆警告的情形下射殺平民就象屠殺兒童一樣。

六四的情形則完全不同，儘管學生和群眾動機自始至終都是純潔的，但整個運動的訴求和走向，是一條無法回頭的死亡之路，是受人控制和利用的，從政治學來講，六四流血是一個必然事件，它從一開始，就被設計成無法妥協的必然。這意味着什麼呢？六四中到底什麼人最希望學生去死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但僅僅講到此地，六四學生與劉和珍君們的生命處境就已經有本質不同了。

自古變法沒有不死人的，所以譚嗣同橫刀向天笑，汪精衛不負少年頭，從前的先知先覺，無一不是自己血濺軒轅。但六四並不是這樣的，策劃者是用別人亡命的血，來作為自己豪賭取勝的籌碼。六四學生灑出去的無辜的血，或有它崇高的一面，但陰謀卻讓這種崇高蒙羞，輕信使勇敢變成為魯莽，激情把理想變成了一幅幻象。

但無論如何，劉和珍君與六四學生之死最大的不同還是前者沒有破壞動機，後者則具有破壞動機。不論你是否認識到，或者承認不承認，六四和平請願具有冷暴力的性質，它的曠日持久癱瘓國家的首都達數月之久，它失去理性和節制的破壞性，是一個客觀事實。

馬丁路德金，一生沒有搞過美國的六四，聖雄甘地，一生沒有搞過印度的六四，而以他們的聲望和影響力，可不可以、應不應該掀動一場屬於他們自己時代的六四呢？

六四以和平請願為藉口，不負責任地癱瘓社會，到最後幾乎把國家逼到了群龍無首的崩潰邊緣，為了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和未來，政府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最後手段，但六四時的中國政府不是民國時代的北洋政府，六四之前先禮後兵，反覆警告清場，有節制負責任，但無論如何，流血畢竟還是發生了，這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不幸悲劇。

人類的血是熱的，但人類的理性卻是冰冷的。我們可以說政府射殺學生，但我們同樣也可以說，是背後的陰謀，把他們送向前面的子彈。學生之死，是政治人質之死，學生死在政治的陰影之下。當年的劉和珍君沒有受人愚弄和操縱，她和她的同伴的死，死得純淨，沒有污點。

六四事件本身，是永遠不能平反的，這一點不言自明，錯誤的手段，永遠與正確的理念相違背。否則的話，將來任何人都可以名正言順地用六四先例任意癱瘓國家，如果他有這樣的能力的話。我們不能讓自己的子孫後代，把希望寄托在不負責任的冒險和幻想之上，我們也不能讓自己的子孫後代，生活在一種無休止的動盪不安之中。希望國家繁榮、人民幸福，我們需要尋找別的出路。

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允許做什麼樣的事情以及做到什麼程度，對此人類是需要理性的，更為重要的，人類理性需要智慧的導航。不唯理性，人類價值也同樣需要智慧的守護，正由於此，中國的儒家，把“智”這一個準則，置入到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之中。

六四在精神緣起上，本來是以反腐敗作為它最初始的具有民意基礎的道德動機，但它後來轉向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動機，由此而葬送了自己的道德初衷，同時也失去了民意基礎。而最具悲劇性的一點則在於，中國正是在六四之後，才走上了全民腐敗的不歸之路。六四所放棄的基本道德訴求，傳遞給鄧小平一個錯誤的信息，這使中國後來走上了誘民以利而迴避道德追問的“發展”之路，雖然它暫時緩解了尖銳的道德對立，但問題並沒有解決，恰恰相反，近三十年來的養癰遺患，使中國社會陷入了近乎萬劫不復的深重危機。然而面對這種社會危機，中國人民是不會回憶起六四的，六四的一群，絕不是我們民族的道德殉難者。六四的演變，很快就失去了它原本的道德基因而淪為一場政治力量的生死角逐，六四的光環，僅僅來自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們的一廂情願的精神加冕，而二十餘年來日漸稀落的掌聲，也反映出它與天下普遍民心的向背。


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讓高歌者繼續他們西行的高歌吧，我只願安息者的靈魂在故土安息，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