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姐姐憶慈父，我也想起我的爸爸，但是我好像不能把我的爸爸和常言的“慈父”聯想到一起。我的爸爸似乎更象我的一個很好玩的朋友。

比如說別人憶起慈父會講到小時候怎麼被父親背着抱着，但是我小時候對爸爸記憶最深的是這樣的一個場景：大熱天，我抱着半個大西瓜，用勺子挖着吃，剛挖兩下子，座在旁邊觀戰的爸爸突然悠悠地說“也不知道會不會給爸爸留幾口”，我趕緊舉着勺子說“爸爸你吃吧”，爸爸剛要接過勺子，我媽一聲大喝“有你這樣當爸爸的嗎？！” 他只好很惋惜地繼續看我吃，但是我也吃不下去了。

人說棍棒底下出孝子，我爸採取的不是棍棒策略，他用的是情景帶入法，如果他給我端一碗飯過來，他會說“啊，將來爸爸老了以後，躺在床上不能動，叫‘女兒啊給我端一碗水來’，也不知道她會不會端”，我-此時大約五六歲而已-馬上表示“我會的，我會的”。這樣的教育實行了20年吧，是人都會被洗腦的。

看了上面你一定明白我的爸爸是很喜歡吃的，而且好吃的東西-比如肉-當年永遠吃不夠。所以我小時候有一個志向“將來要讓我爸吃好吃的吃個夠”，在肉票緊缺的年代這個志向可以說是非常遠大的了。

有一次我們倆為了吃的打了一架，說起來慚愧的是，罪惡的起源居然是幾塊紅腐乳。列位看官，當年北方的腐乳不知你們吃過沒有，顆粒比較粗，而且非常咸，而南方的腐乳如南方的美女一樣比較細嫩，口感也比北方的鮮美。大概是我十歲那年，我爸出差從南方帶來一些美味的紅腐乳。吃飯的時候我跟他搶，他老人家一氣之下把那幾塊腐乳從二樓丟到窗外，便宜了正在覓食的雞們。我因此哭了一場，我媽和我爸吵了一架，我姥姥也攙和進來助戰，真是一地雞毛啊。

當然，我們可以說那一切都是萬惡的四人幫造成的，自從改革開放以後，人們飯桌上的食品一天比一天豐富。我的遠大志向由鄧小平同志給間接的實現了。

我出國的時候我爸爸也給我寫了一些鼓勵的話，在一個小本本上，可惜現在不知道哪裡去了。我爸爸的話有些象方鴻漸爸爸寫的那些，念起來很冠冕堂皇，都是四個字的排句，記得最後一行是“學成歸來，報效祖國”，我心裡暗笑，但是嘴上當然沒有說出來。我說上層建築搞好了，下面還是講講基礎，請爸爸教我如何做菜，他說“簡單”，竅門只有兩個“多放油，多放味精”。

退休到我這邊以後他真的把這兩個訣竅大大地發揮了，以致我們家的廚房下水道每幾個月必須拿電蛇通一下，否則油脂賭得下不了水。我爸爸還特別愛做肉菜，他請客的時候常常是一道紅燒肉，一道白燒肘子，又一道紅燒魚，還有一堆烤雞腿，而且量非常大，梁山好漢似的大碗盛着。傳說南方的男人小氣，用小碟子裝菜餚，那肯定是不準確；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傳說家鄉人稱我祖父“山東佬”，是不是我們祖先來自山東呢？

一直到我爸病入膏肓，他的胃口終於不好了，什麼也吃不下，最後每天吃幾個獼猴桃而已。一個非常好吃的人突然不吃了，那一準兒是有大問題了。

我非常想念他老人家，此生不可能再有機會座在一起吃喝，相與笑樂了。我一直都想寫下來我對他的思念，可是每次寫幾個字就放棄了，從去年拖到今年。追憶至親的親人其實很難表達的，因為不知從何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