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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暑假，在舊金山到洛杉磯的林間道上，兩個斯坦福音樂系的同學騎着自行車旅行。他們帶着行囊，一路以露宿為主，偶爾也在旅店過夜。就在那個晚上，他們被電視節目裡的交響音樂會指揮的動作所吸引住了，演奏結束後他們才知道那個指揮是奧地利指揮家卡洛斯·克萊伯（Carlos Kleiber 1930年7月3日-—2004年7月13日）。

回家以後，那個指揮專業的巴伯同學(Charles Barber) 開始收集、閱讀和觀看有關克萊伯的文字和影像材料。他太喜歡克萊伯了，他想跟他聯繫，希望能夠成為他的助手，跟他學指揮。一年半之後，經紐約哥倫比亞藝術家管理公司轉交，他寄給克萊伯的第一封信終於發了出去。克萊伯沒有接受巴伯的請求，但是他們開始了通信。2011年底，已經是溫哥華城市歌劇院藝術總監的巴伯把他和克萊伯通信積集成《與卡洛斯的通信》一書出版，(Corresponding with Carlos——A Biography of Carlos Kleiber) 讓世人看到了那個神情靦腆而且似乎不太自信的指揮大師敏感、幽默又輕鬆的另一面。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霍洛維茨(Horowitz，俄裔美國鋼琴家)身上。霍氏也是從電視轉播中偶然知道克萊伯的，驚喜不已之後和他聯繫，商談聯手演出貝多芬第三鋼琴協奏曲的事宜。不料就在他們着手合作時，霍洛維茨突然去世了。

我想，這個世界上一定還有很多其他業餘的、或者專業的音樂愛好者在他們第一次看到克萊伯的背影時就喜歡上他了，至少我就是這樣。20年前，當我第一次從VHS錄像帶里看到克萊伯的指揮，他那優美的背影和變化多姿又渾然一體的身姿把我深深吸引。我從此開始留意收集他的音像製品，並進而對他的身世、他的藝品產生興趣。當我對他的過去了解越多，就對他越敬仰，越欽佩，越關心。可是他的公開活動很少，99年之後再也沒有看到關於他的任何消息報道，直到10年前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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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對不起，我們昨天才知道他去世”！

2004年7月19日，世界各主要通訊社從斯洛文尼亞獲知，古典音樂指揮大師卡洛斯·克萊伯已經去世。第二天，法國《費加羅報》登出了《哦，對不起，我們昨天才知道他去世!》這麼一個滿帶驚愕和愧意的新聞標題。然而，讓所有知道他並且關愛他的人更加不願接受的事實是，這位指揮家在三天前已經悄然下葬了——葬 於7個月前先他而去妻子的故鄉：一個緊挨奧地利的前南斯拉夫聯邦的小村鎮裡了。

這真是一個可以追隨但卻不讓靠近的人！在我們普通人的生活中，某些公眾人物，比如藝術家，作家，詩人的去世會讓人有如失去自己親人一般，有時甚至比自己的直系血親還要悲痛。因為通過作品，他們無保留地向世人敞開心扉，讓人隨意走入他們的靈魂，給人們帶來精神動力、歡愉和享樂，讓人感覺隨時都在和他們交流、分享自己的情緒和感受，這樣就會有一種心理認同。克萊伯就是這樣一位人物。克萊伯去世後他的姐姐這樣描述她的這個弟弟：“指揮帶給他的是一種完全不同於他日常生活的環境和感覺。舞台上他看上去興高采烈，激情無限，熱力四射，甚至有點瘋狂，像一個青春期的少年。” 當我聽到他去世的消息，回想他舞台上的氣質風度，他指揮作品的完美精緻，內心裡的失落便油然而生，哀痛而難以遏止。

克萊伯在年輕時沒有尊從也是指揮家的父親（Erich Kleiber）的意願，執拗地選擇以指揮為業。可是成名之後卻拒絕任何樂團常任指揮的職位。他一輩子不用經紀人，不收一個學生，幾乎沒有接受任何採訪。他選擇非常非常少的曲目演出，只授權發行非常有限的音像製品；60歲之後每年平均幾乎只演出一場，70歲後則完全隱居。如果說當年莫扎特被草草地葬在維也納一個無名墓地多少是由於當時客觀條件使然，那麼現在的克萊伯則是他有意選擇了這種與世俗，與自己的身名，與他留下巨大聲譽的這個音樂世界隔絕的做法。他全然不顧這個世界上那麼多崇拜者、仰慕者的思念、牽掛，最後連讓人寫一張卡，送一束花，寫幾個字去表達一下哀思的機會都不給。但我同時想到，他的這種獨特的行事方式也造就了他與眾不同藝術理念和指揮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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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是他職業指揮生涯的開始。為了避免因父親的名聲而可能受到的格外的關注，他在節目單上使用了Karl Keller這個化名。從波茨坦那第一場排練開始，據當時的演奏員回憶，年輕的克萊伯一點都沒有初登舞台時的拘謹和客套，他們在一起排練了差不多有十次。和多年後一樣，克萊伯帶着精益求精的態度，經常打斷演奏員的演奏，提出自己的意見，因此他一直有“絕不容忍錯誤的指揮家”這麼一個聲名。在他幾十年非常有限的演出中，他對每一場演出首先考慮藝術上是否達到自己的標準，是否合乎他的期望，任何一場演出他都要力爭做到盡善盡美，否則寧肯取消也決不湊合。他那種一絲不苟、寧缺勿濫的境界，是別的更注重效益的指揮家難以達到的。

比如：1974年6月他曾經花了三個小時排練《玫瑰騎士》序曲中80秒鐘的一段；在慕尼黑首演歌劇《沃采克》時，他要求排練不少於34次；1979年在倫敦指揮《波希米亞人》，他排練了17次，其中光樂隊本身就6次，儘管這個樂隊在英國指揮家科林·戴維斯(Sir Colin Davis)的棒下剛剛錄製了這部作品。另外一方面，他誠懇地讓演奏員感受到，他們在一起排練其實是在一起重新創作。他用的比較多的語句是：你們演奏得真好，我還想再聽一遍。有時一天的排練結束後，他會寫一些小條子悄悄留在樂手的樂譜上，比如：下次這裡可以再明亮一些，等等。排練場上他不說：不，不行，還不行。

他這種能夠讓樂隊跟他一起追求完美境界的能力意義不同一般。我們可以想見，那些在世界一流樂團擔綱的職員，他們在技藝上往往都非凡超群。為了到達那種水平，那些演員幾乎花了一生主要的時間和精力在學、在練。可能是一種自然的平衡，這些在使用樂器上出神入化的人，在情商、智商方面往往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不僅無法達到像他們在樂器方面的頂級水平，有的可能還低於常人的平均程度。舞台上他們身穿燕尾服，繫着白領結，一個個看上去很有修養、挺有藝術家的風度，可是排練場上，混在同事中間，他們也會調皮，漫不經心有時甚至會任性。也許可以這麼說，指揮一班器樂神人並不會是一件簡單輕鬆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有些著名大指揮和手下的樂隊會鬧出一些矛盾來。可是幾乎所有和克萊伯合作過的演奏員，他們對克萊伯的近乎苛刻的要求表示出極大的耐心和合作的態度，這非常不容易。

2010年11月，英國《BBC音樂雜誌》邀請當今100位世界知名的指揮家，發起投票評選20位最偉大指揮家的活動。該評選不設候選人，讓每人自由推薦三名，也可以投票給自己。由指揮家評選誰是“最佳”，這個舉措非同尋常，這至少可以保證投票者的專業角度和眼光。因為沒有候選人，所以投票結果非常分散。讓人們不無驚訝的是：一生只指揮了89場（也有統計說是96場；卡拉揚一生指揮了2260場）音樂會的克萊伯榮登榜首，超越了伯恩斯坦、阿巴多以及卡拉揚這些如雷貫耳的大師。對那個結果，不少人以為名至實歸 ，我也覺得克萊伯當之無愧。

確實，克萊伯不只是當今古典音樂界成百上千指揮中的一個，在我的標準里，他是近代最優秀、最傑出也最具有天賦資質的指揮家。克萊伯去世後，著名古典音樂評論人、專欄作家，英國人諾曼·萊布雷希特 (Norman Lebrecht) 在他的悼念文章里說：“自19 世紀中期指揮統治音樂以來，還沒有哪個人能比克萊伯更完美”。 我以為這裡的完美可以是：他的對指揮藝術的追求是完美的；他帶給人們的享受也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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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同繪畫相比，音樂必須通過演奏這二次創作才能把作曲家的情感轉化成聲音，從而讓大眾去聆聽、去欣賞。一般來說，除了小型室內樂和有些器樂獨奏之外，大型管弦樂隊的二次創作由指揮和演奏兩個部分組成。作為指揮，他一定要先對某一首樂曲有一個通透的把握，在熟悉和了解曲目的過程中，指揮對樂曲有了自己的理解，然後在排練時把自己的感受和要求告訴演奏員。這種要求越具體、越細微、越好。比如克萊伯曾經對一個黑管手說，“這裡不要深呼吸”，我以為這種提示就是基於對作品細節的深刻理解之後才可能有的。

對克萊伯比較關心的樂迷都知道，當他準備公開演出了，那麼一定要麼是發現了一首新的作品，要麼對某個已經熟悉的曲目有了新的發現。德累斯頓國家樂團首席指揮海廷克（Bernard Haitink）評價克萊伯時說：“他比別人更了解他要演出的作品，......他只演出自己感覺有特殊東西要說的歌劇。”這就是為什麼即使那些已經被演奏了千萬遍的作品——比如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克萊伯也能給聽眾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

我在克萊伯排練錄像裡面看到這麼一個情節，“你們相信鬼嗎？這裡請演奏得‘鬼’一點”，他對樂隊這樣說。“這裡請大家都慢一點進入，有一種讓別人先來的意識”。他是指一個聲部在跟進另外一個聲部時，他需要一點點的停頓。我理解這個停頓不是一拍或者半拍那種在樂譜上很容易識別和標明的那樣，他要的只是四分之一或者八分之一甚至十六分之一的停頓效果。這樣，“讓別人先來”的提示造成演奏員一種滯後的心理預期和行為態勢，從而達到一種無法言喻的效果和他想要的意境。觀看克萊伯排練時的錄像，能夠讓人知道他內心對作品的了解有多麼深。

如果說發掘對音樂作品獨特的見解，奉獻給聽眾一種全新的詮釋是克萊伯追求內在完美的表現的話，那麼他肢體語言的豐富和變化以及幅度和力度則側重於那種詮釋的外在性了。不可否認，他的表演所帶給人的感染力是無與倫比的。我常想，如果莫扎特在他的樂譜上記下的美妙樂符來自神的靈感，那麼到目前為止，在音樂世界裡唯一能夠和莫扎特相媲美的就是克萊伯的指揮動作。我不得不去想，克萊伯身上那些精美絕倫的指揮元素一定也是來自上帝。

看過克萊伯指揮的人都會被他與眾不同的指揮藝術所打動。在我看來，指揮台上的他，不僅僅是雙臂，他身體的每一個關節幾乎都已經成為他的指揮元素了。他有時會閉着眼睛，抱着雙臂，讓頭跟着節奏輕輕晃動，儼然一個正在欣賞音樂的局外人；有時他會快速大幅度地彎曲膝蓋，然後讓身體帶動雙手慢慢起來，就像孩童在河邊戲水；有時他一隻手在額頭前快速掠動，眼睛相應地跟着移動，仿佛注視一隻蜻蜓正從他眼前飛過，......。他在指揮台上的神情和姿態讓人看出他已然超神入化，完全融入音樂之美妙境界之中。 有人可能會覺得他那很多很多“元素”早已經超出指揮的常規性動作，可是沒有人覺得突兀和做作。他高190公分，那頎長挺拔健碩的身軀，讓他在舞台上的所有動作看上去都是那麼的自然，協調而沒有一點點做作和譁眾取寵。

我從一開始就對克萊伯這種魅力驚訝不已。我也一直竭力留心其他指揮家的指揮動作，並嘗試把它們分解成基本規律和圖形，比如手臂的上升，下滑，劃圈等等，這樣就可以做一些量化的比較。假如一個指揮平均具有20個這樣的“指揮元素”，（這個數字是任意的，只用於這裡的比較。）那麼克萊伯則擁有50。這裡我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是：他指揮動作的變化量是一般指揮平均水平的一倍還要多（得多），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在專業指揮家評選中克萊伯能夠脫穎而出的緣故。因為對音樂作品內涵的詮釋可以是主觀的，誰都可能會認為自己的最透最好，可是“指揮元素”是外在的客觀的，那100個職業指揮家中的大多數誰都認為，克萊伯的舞台表演藝術無人能夠企及。

克萊伯的魅力除了“天賦”之外，他一定比別的指揮更留意外在的表演形式——也許只有他才把管弦樂隊當作一件“樂器”。克萊伯的化妝師告訴介紹克萊伯生平音樂記錄片《了無痕跡》（"Traces to Nowhere"）的編導：克萊伯曾經承認他一個人時會在鏡子前面觀察、練習自己的指揮動作，這實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通常，樂隊指揮會把怎樣“打拍子”放在次要地位，甚至更低的位置去考慮，而克萊伯則把它視為和排練樂隊熟練把握樂曲的強、弱、快、慢同樣重要，我覺得這是更明智的認識和做法。

實際上，演出時舞台上交響樂隊這個“樂器”的音質、音色、音域、音量等等已經通過排練得到保證，當音樂會開始，指揮的作用實際已經變了，與其說他仍然在操控樂隊，還不如說他像樂手一樣在“彈琴”了 。這樣，他的拍子打得如何，在觀眾眼裡就成了那個“琴”彈得怎樣。我把這看作是一個指揮在音樂製品二次創作中的第二次創作，這絕對體現外部，而在種外在的表現對觀眾來說具有更加直接的影響。據三聯書店出版的《愛樂》雜誌04年第8期中胡欣欣的文章介紹：1994年克萊伯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訪日演出《玫瑰騎士》時，觀眾席上出現了大多數人把望遠鏡對着克萊伯的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證。觀賞克萊伯指揮的音樂會，我們既可以獲得旋律本身帶來的美感，還可以同時享受由克萊伯完美的指揮藝術帶來的視覺衝擊，這就是他高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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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奧迪汽車公司邀請克萊伯執棒，在其總部所在地、巴伐利亞州Ingolstadt指揮一場音樂會以饗員工。作為酬報，克萊伯將獲得一輛時值十萬美元的A8頂級配置跑車。消息傳出幾個小時後，音樂會入場券告罄。

克萊伯就是這樣一位身價的指揮家，但他卻以“不愛指揮”而聞名於古典音樂世界。卡拉揚告訴別人說：“克萊伯是有指揮天才的，但是他不喜歡享用它。他告訴我，他只有在感到飢餓時候才指揮。”根據他的為人、為業，我以為如果克萊伯真的說過這樣的話，那麼他的本意一定是玩笑、調侃。卡拉揚大概不懂人，也缺乏幽默。此話傳開後現在就成了這樣：只有當冰箱空掉的時候，克萊伯才拿起指揮棒。這樣的概括，容易讓常人聯繫到一個懶散、松沓的畫面，其實不然。

按照克萊伯的能力，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世界上任何一個樂團都樂意提供他一個固定或者相對固定的職位。1989年卡拉揚去世後，柏林愛樂把克萊伯作為主要候選人來考慮。在獲得克萊伯無意接任的意向後，樂團上層通知了樂團成員，但是團員投票時，樂手們還是把票投向了克萊伯，而且幾輪的結果都是一樣。自89、92兩次指揮新年音樂會之後，他再也不接受維也納金色大廳的邀請；薩爾茨堡音樂節每年固定在7月至9月舉行，邀請當今熾手可熱的樂團來表演，可是克萊伯拒絕聯盟。

克萊伯不同任何樂團簽約擔任常任指揮的後面其實仍然是對藝術完美的嚮往和追求。當演奏音樂完全依賴於人的自然能力時，數量和質量一定會有矛盾。因為做和尚就必須敲鐘，簽約後就有固定的工作量，那時，不管你準備好了還是沒有準備好就得上台指揮，那樣就無法維持他想要保持的水準，而這是他最不願意看到發生的事情。克萊伯用限制自己的演出數量來換取最大限度的演出質量，他寧願花幾倍、十幾倍於別的指揮的時間在排練上。

他在薩爾茨堡也有一個屋子，每年音樂節期間，他會到那住一段時間。那些日子裡，他穿牛仔褲，蹬輕便鞋，一早出門，買一份報紙，然後在街角的咖啡店坐上半天，領略來自各地朝聖音樂的善男信女，或者他自己以一個遊客的身份信步薩爾茨堡街頭巷尾，悠閒地品味那每一個角落裡都充滿了音樂的氛圍，或者坐在劇場某一個角落，專心致志地觀賞他自己屬意的樂隊、指揮或者作品。很明顯，他和卡拉揚不一樣的地方是：對於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的以掙取大把錢財毫無興致，在財富和藝術之間，克萊伯更看重後者。儘管對普通音樂愛好者來說，任何時候的克萊伯都是受歡迎的，但是他本人卻堅持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拿給觀眾。這不僅是對藝術的執着，也是他人品高尚的表現，而恰恰是這種罕見超群的品格藝德才是最讓人景仰和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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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伯逝世之後，斯洛文尼亞這個中歐小國勢必引起古典音樂世界的關注。克萊伯出生於德國，在阿根廷度過了他少年和青年時光，在他的職業生涯里，他和巴伐利亞歌劇院合作的時間最長。他是歸化的奧地利公民，後半生一直以慕尼黑為居住地，最後卻選擇埋葬在斯洛文尼亞的Konjsica。克萊伯的太太是斯洛文尼亞人，克萊伯的母親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的滑鐵盧市，有人提到她是斯洛文尼亞的後裔。

小鎮Konjsica距離奧地利邊界不到30公里，離首都Ljubljana55公里，常住居民約150左右。從地圖上看，小鎮和薩爾茨堡、維也納三個點之間的連線構成一個略微向左傾斜的倒置正三角形，我用尺量了一下，邊長在300公里上下。我相信克萊伯選擇其中任何一個地方作為歸宿都是有理由的，當然現在唯一的不方便是那些想去墓地弔唁他的崇拜者。也許這也是他這個決定的動機之一。

克萊伯床頭有一本他經常看，也劃了很多線的《莊子》。他在同巴伯的通信中也主動提到莊子，說他有一本意大利語的《莊子》，“這是一本很了不起的信、達、雅的譯作”，他告訴巴伯，“他人生中最愉悅的享受就是閱讀《莊子》。他說莊子是各種“子”裡面最偉大的。

他在信中還告訴巴伯，“你是有史以來惟一的一個能和我保持通訊的人”，你有着深厚的幽默感。你那年騎車從舊金山到洛杉磯時經歷的事情，深深的溫暖了我這顆早已習慣冷漠的心。2003年6月，巴伯給克萊伯寄去了生日賀卡，克萊伯回了一封短函，他們之間的公開的通信往來就停止了。

在音樂這一行里，作曲家可以依靠他的才能、智慧一直做到老，所以莫扎特創作到他生命最後一刻，但是指揮不行，至少像克萊伯這樣如此追求完美的指揮不行。拿克萊伯40歲時的激情、力度和他60歲時相比，差別是明顯的。克萊伯大概是意識到這一點的，所以他從64歲開始實際上就進入退休狀態。他知道如果想在聽眾印象里保持他的完美的形象，如果想要把最好的東西呈現給聽眾，他必須及時放下手裡的指揮棒。在這一點上，他和其他的指揮家也非常不一樣。從某種意義上，克萊伯和莫扎特一樣，他們都是上帝派來的完美使者，他們的作品人間無人能夠複製。

我必須承認，就欣賞音樂而言，克萊伯已經讓我沉醉迷戀，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有與大多數指揮家不同的人生理念，他那種自尊、自恃、自愛的行事方式和人格讓我更加受益。毋庸諱言，他為人們描繪了一個出類拔萃的藝術家風範，也給我留下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大師形象。好了，安息吧，卡洛斯·克萊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