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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做流窜人口？
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听了他们的话，回去以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
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情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也都找我商量。现在有几个作家的作品中把知青写的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感到惨，但是当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的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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