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贫贱之交

前几天，杂志上看到某女士一篇文章。

文章是讲她与国内几个知名人物，一道游山玩水的经历，开篇几个“大”字，简直触目惊心！——什么“大主编”“大作家”“大导演”一口一声的叫来叫去，真有些肉麻，不过，被叫的人似乎感觉着好，过年了，我也讨个彩头，在此效仿一下她的笔法，讨老朋友一乐，——红军，首先是一大帅哥，大部长，其次，是我的贫贱之交。

红军姓化，有趣的是，他与他的哥，娶来的媳妇，竟是同胞姐妹。

在这一个问题上，我是特特采访过的。我问他，在家你如何称呼你的嫂嫂？他答，称嫂子。我又问，那嫂夫人呢？她嘛，还叫姐，各喊各叫。

与化君交往，二十多年了。

当时，我还是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他也不大，只比我大两岁的样子，却是很老成。

现在想来，我俩到底是如何认识的，真记不大切了，反正那时候，他总是请我到小城电影公司门口一家烩面馆里吃烩面、喝啤酒。他是城里人，我是乡下才进城上班的，他有钱，自然是他请我了。

那时，化君总披一件藏青色大氅，骑辆崭新车子，锃亮的大皮鞋，人也长得帅，来往在小城，是很招眼的。相比之下，我就窝沓，补钉裤子，一头乱发，骑得一辆铃不响其它地方全响的破旧“加重”永久车，车链子还老掉的——总之，是要型没型，要样儿没样儿的，大概多是讨漂亮女孩子的嫌；有身份、有钱人家见了我，大老远，想必是要躲开的！

可化君待我厚。

他请我到家里，坐在他宽敞的房子里，叫他夫人请出去，彻夜与我长谈。

谈的最多的是文学。化君文笔好，写得一手好钢笔字，画得一幅好面，当年小城的第一份报纸，便是有他参与办起来的，后来搁浅了。化君在文化局，总有些失落。但他人缘好，身边聚拢了一批“奇人异士”。这些人，落魄者居多，然而一个个心气还是很高，一张嘴便是国计民生，国际大事，然而穷。大家吃他的、喝他的，推他为“灵魂”——当时，太阳雨书屋老板，诗人赵君说过一句话，说是禹州市文坛的游魂野鬼们都聚拢在化氏红军的门下了。因此，可以说，当年红军兄就是小城的信陵公子。他有个“铁杆儿”，叫张炳灿，比我们都大十来多岁，整天破衣烂衫，是一文学疯子——搞文学，不事生产，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老婆离婚了，还是痴心不改，带末成年孩子，孤身进城，摆弄小说。其时，张炳灿形影不离化君左右；我也形影不离化君左右。然，炳灿与我皆是落拓之人，独化君一身光鲜，走在中间，日日招摇市面，倒真是一道奇异风景吧。

运气来了。

化君骑车去到南关街头通知我。当时，我还在市工商所看马路，那是夏季黄昏，一轮大落日，正往西城掉。落日的金尘，撒得满城是，车、人、房子与街道，都一律是金金的。化君通身金的走过来，笑笑说：“市里要办一份报纸，你参加吧。”
我说，中

化君说，那就走。

我扭头看看说，单位还没下班呢。

化君很生气，头一掉，说我没志气。

走，我扔下工作，跟他前去。

那天，街头很乱；那天，落日很圆。

与化君，和其他几个文学疯子一道，日日出没破落印刷厂、巍峨市委大楼和小酒馆灰暗的电灯泡下面，做一件光荣的事业，大家心头闪烁的是兴奋。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报纸出罢两期，便因经费不足而夭折。

小报同仁，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又回到工商所，美其名曰“市场管理”，其实就是天天去站街，撵馒摊；化君重回电影公司，练书法；张君，一如继往，四处“乞食”。但这次办报经历，让我对新闻写作引发兴趣，并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些小消息之类的，后来被局领导揪住，当个秘书去了。

后没多大久，化君也因才干突出调进市委宣传部，接着，我们便是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流转不息。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以后的日子便与化君相见得稀。

有时候突然想起化兄来，便也只能拿起手机，在街头、在窗前、在雨夜，通过电话哈哈大笑着，与他诉说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