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女儿远赴东瀛出任新职之前回家住了几天，稍事休整。说是休息，却也没闲着，其间还花了两天去参加一个“研讨会”。我起先以为那是部里的工作安排，她说不是，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由于她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是“新西兰-亚洲基金会”的干事，我便想当然地把活动和“基金会”联想起来，她又说不是，是另外一个“关注联合国事务”的民间组织，成员有学者、商人、现任及离任的政府官员等等，她是委员之一。
我听得那个民间组织戴了“联合国事务”那样一顶大帽子，不禁好奇地探问他们关注的究竟是什么？女儿说，但凡与“联合国”有关的事务他们都会关注。这次研讨会的议题就是如何改变“联合国”现如今沦为大国博弈场所的现状，使“联合国”把更多资源投放到改善某些会员国人民生存状况的方面。基于我对“联合国”的认知，我认为，一个资源有限的民间组织，试图影响各国花费无数人力物力组建而成，运作数十年的庞大机构的方针政策，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女儿不同意我的论调，她说历史和社会现实都是通过人类的活动来体现，不作尝试就永远不知道结果。我试图用“机会成本”的原理来支持我的论点，女儿不为所动，她说在工作中学到的就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也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因此，为了实现预设的目标就要不断努力，同时作出适时的调整。
望着侃侃而谈的女儿，我不确定她能够朝向自己的理想走多远。可以确定的是，她不再是那个小手被我紧紧攥在掌心，在我身旁亦步亦趋的小女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