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过去地位相对低下的服务行业—所谓伺候人的行业—都翻了身。不一定比别人高，至少是平等。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比如说售货员，态度和其他行业的人，比如说政府官员，大致相同—给你个好脸子就不错了，别不拿我当回事。这才有了学校老师给提拔到供销社的的现象，社会地位使然。

后来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挣钱多的人就能受到人的尊重，社会地位也高。所谓伺候人的行业也有了分化。高收入的职业，比如高档饭店，应聘者也是趋之若鹜。金融业保险业应该也算服务行业，收入也算是最高的，所以这些行业里面的人讲话做事也都自信、气粗。所以也有数不清的学校老师杀进金融业。

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说法不准确，色情业收入倒是高，老师不去。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色情业的收入比较隐蔽，好像也没有统一的工资标准，而且工作不稳定。老师多半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时都不很年轻，加盟的话也已经有了大器晚成的遗憾，所以老师加入色情业的风险比加入其他行业要高。反之，如果收入和工作有保障的话，也不一定没有老师的加盟。怎么能断定？上次回国有个朋友的孩子要补课，我托人找个老师问一问。老师问什么价码，一小时100块钱行吗。老师回答说，这点钱还不够我浪费唾沫的。看来这位老师已经能公然把自己的工作按身体某个部位的产出标价按分量秤了卖，至少她创造收入的途径和色情工作者的途径相比不过就是个部位之间距离差的问题。

英国又是个什么行情？英国的教师本来就没有国内私塾先生的权威和社会地位，教育是服务行业，原来是公共服务，现在大有向私人服务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教师是服务的提供者，学生是顾客，顾客是上帝，学生也就成了上帝。如果教师不摆正自己的地位，就很容易成了上帝温顺的羊羔；如果教师比较矜持，很有能成为上帝的脑袋瓜儿。

什么人愿意当教师？彼得.海曼(Peter Heiman)在1 out of 10一书中总结说，学校的老师有两类，别的做不来的人和别的不愿做的人。这个总结很有意思，我手里就有两个典型例子。

美国以前有一个年轻气盛的经济学家，抱定了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但是，美国当然不能成为他的试验场，于是就跑到坦桑尼亚，以一个美国专家的身份，成功地把那个国家搞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屠宰场。然后就跑到英国大学里面销声匿迹了。后来电视台记者把这个人挖了出来，问问他对坦桑尼亚的死难者是否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只是说他当时很年轻，比较理想主义。这就是典型的别的事做不来的人，大学毕竟还能收留他总结一下教训。

别看学校老师收入不高，很多人图的是和学生的交流、很长的假期、学术上的自由，所以学校里有不少给钱多也不愿离开的人。这些人的一大特点是，自由散漫，干什么都没有常性。比如说问题多，去年偶然翻出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成绩单，其中一项教师评语几乎每年都有一句话：自由散漫，上课小动作多，不集中精神听讲。现在自己当了教书匠，才刚刚意识到当年自己对自己的老师多不尊重。这就是老天爷的惩罚，命该如此。干什么都没有常性也是本问题多的一个特点。搞营销东西还没卖出去就已经烦了（幸亏不是卖冰棍儿，否则自己都吃了也卖不出去），搞翻译害怕时间长了变成翻译机，搞会计还没算了一个月的数就恨不能把单据扔到垃圾桶，搞金融两个项目下来就觉得是在重复劳动。转来转去竟然发现当老师有无限的自由。上课爱讲什么讲什么，受不了眼前的学生，明年又换一拨儿。写文章爱写什么写什么，搞研究爱搞什么搞什么。平常不上课时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不吃早点就不吃早点，想不洗脸就不洗脸。嗟乎，一个连自己都驾驭不住的人，把全身心都用在驾驭自己上，吾生足矣。

除了这两类人，我认为还有第三类人，就是别的干得来，但是不愿意总干的人。学校里校内校外两头跨着的老师很多，收入当然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些人往往需要为自己营造一种气氛，有了气氛外面的人才会出高价，外面的人出了高价才可以向学校要更高的价。如此往复，就成了外界认可的学术名人。

但是，也有在外面身居要职，拿学校当清静之所的人。我就见过这么几位，甘愿收入下降，哪怕就是倒贴，也愿意当教书匠。估计这些人到哪里都能成气候，出了虚功别人也会追着闻；但是他还就是不拿自己的气候当回事儿。别人说你出个虚功不也不费力气吗？嘿，他还就是不给你出。

一次一个朋友非要向我引见一个新科博士生。交谈之中这个博士生不时流露出他在OECD（经和组织）工作过。看来这是他的兴奋点。我赶忙问，那里的工作怎么样？这个学生说，很好，好像聪明人都聚集在那里。言下之意很明确，他将来毕业肯定还会回去，在学校教书的人肯定是去不了那里的大傻子。我听了当然心里不悦，暗想，老娘搞金融的时候，你恐怕还不知在哪里。不过，一想到他毕竟是上帝，我一区区教书匠，确实是别的不能干，又何必拿自己太当回事，于是裂开嘴一笑：真是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