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坛甘草梅――周扬与吴淑媛（四）

叶梦

一本信笺和七坛甘草梅

　　1934年深秋，吴淑媛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送她带着两个孩子回益阳分娩。往常，周扬总要等到婴儿落地他才返沪。但这次没有，他没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他告诉吴淑媛，若是男孩子取名约瑟，若是女孩子取名亚密。周扬临走时，他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的信笺纸，那上面印了一只飞翔的鸿雁。周扬对淑媛说：“你要常给我写信哦！”身怀六甲的吴淑媛，接下了那本信笺，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爱的运宜会生二心，她没想到，她和他之间以后只能是信笺上来往的夫妻了。她当时更没想到，此行一别，和丈夫竟成永诀。

　　她原想夫妻别离时间不会长，生了孩子过一段即去上海。上海有他们租的房子有他们的家。大儿子已在小海念小学了。她与周扬夫妻12年，在上海呆了9年。她已经习惯了上海。然而天真的吴淑媛没有想到，她永远也回不了上海那个家了。

　　据陈子展先生对周艾若回忆说：1934年深秋周扬一家离沪的次日，他去周家，才知一家人己走，但门上挂了一件红色的女大衣，他说：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据梅志先生回忆，周扬在1934年从益阳再度返沪，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已经焕然一新，他已换下惯常穿的西装，着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有了另一个女人。人们再到周扬家，再也看不到那两个在矮桌上玩积木的漂亮的小男孩以及那个身穿旗袍的贤惠的周夫人了。

　　上海滩上周扬的新气象，远在几千里之外益阳城里坐月子的吴淑媛一点也不知道，她顺利地产下又一个漂亮的男孩子，她还沉浸在又一次做母亲的喜悦与忙乱之中。

　　三儿子满月之后，吴淑媛开始用周扬给他留下的信纸写信，浅绿色的信纸一页一页地寄出去了，然而信发出了却久久不见回信，再连去几封也依然杳无音讯。当她终于收到周扬的信时，周扬在信尾这样问她：你怎么老不给我来信呢？吴淑媛接到丈夫的信后笑咪咪地对儿子们说：“你看你爹爹，我给他写了好多信，他自己不回信，还说我老不写信。”现在看来，吴淑媛给周扬的信，也许真的没有到达周扬手中。

　　转眼到了1935年春天，新生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又白又胖。按理说，吴淑媛又该启程返沪了。这时，周扬来信，信上说，我暑假回益阳。于是吴淑媛放心等暑假了。

　　淑媛托人买了最好的梅子，周扬喜欢吃她做的甘草梅子，她开始为周扬做分别后的第一坛甘草梅子。

　　吴淑媛做的甘草梅子，又甜又脆，味道特别好。梅子做好了，孩子们想吃，但懂事，知道那是给爹爹做的。晒好的甘草梅子用一只粉彩瓷坛装着，放在雕花的红漆摆柜上。

　　到了夏天，暑假来了，周扬却不见回来，那一瓷坛甘草梅子没有人动它。

　　到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开始为周扬做第二坛甘草梅子。这时，周扬又来信了，说今年暑假回来，这已是1936年的春天了。吴淑媛根本不会想到其中变故，倒是吴公馆一位老佣人力劝娇小姐携子返沪，吴淑媛则说：“他不来接我，我是不会去的。”

　　果然，到了1936年暑假，周扬又没有回来，也在这一年，他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周扬仍保持与吴淑媛的联系，还给儿子捎过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可能是托人从外地买的。到1938年，吴淑媛还收到周扬寄来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吴淑媛读着丈夫的译著，一边动手为她做第四坛甘草梅子。

　　周扬的母亲这时写信责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母最耽心周扬发生婚变，她喜欢这位老实的不爱说话的二儿媳，怕她受委屈。周扬立即给母亲复信。信的大意是：我现在在肤施（延安）当教育厅长，我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还有一个最怕周扬变心的是吴周氏、吴淑媛的妈妈。吴周氏身染重病，生命危在旦夕。但她不放心。她爱女儿胜过爱自己。她还爱女婿和3个漂亮的小外孙。如果可能，她情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女儿的幸福。然而女婿数年不归，这意味着什么？她似乎明白了一切，又不忍心告诉女儿。为了女儿一家，她曾经把家里的金器一包一包地交给女儿。然而，她尽她所能为女儿所做的一切，并不能使女儿获得幸福。

　　吴母的病逝使这位从小在母亲卵翼下的女儿突然感觉天塌了。她只觉得眼前一片黑。

　　吴母埋在羞山附近。在母亲亡故的那些日子里，吴淑媛天天领着3个儿子和养女亚密一行5人，早饭后步行去数里之外的坟地。本来并不爱哭的吴淑媛把一世的眼泪都给了她母亲，她哭娘，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她开始是哭诉，哭的内容一天一天从不重复，然后是哭嚎，引得儿女们跟着她哭成一团，哭声惊动了山野人家，大家走拢来，扶了她回羞山长田坊的庄屋。她哭娘的坟，先是每天一次，继而隔天一次，连续哭了数月。

　　世间的荣枯难料，没想到阔气的吴家也会败落，吴淑媛唯一的同母的弟弟因投资经营袜厂不善，赔了大本。卖了乡间大片田产抵债。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穷人。吴公馆那一间她娘家的“银行”再也无力为她支付金子了。她带着3个儿子一下子陷入贫困。

　　与周扬的联系几乎中断，这期间周立波曾经从延安南下回过益阳，专程去看过吴淑媛。周立波当然不会把周扬在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这位远房婶婶。吴淑媛表示要跟周立波一起去延安。只是这个时候，她已经去不成延安了。

　　周立波的妻子姚陵华经常来看吴淑媛，孩子们看见她一来便与妈妈谈很久。她们谈的是什么，孩子们都不知道。

　　吴淑媛一下子由富家小姐的位置落到平民女子的分上，她居然也能操持起各种家务来。她找来破布条打壳子，为儿子们做鞋子，亲手做各种坛子菜，扑豆角、扑茄皮、扑辣椒和酸菜。这个时候，她带了3个儿子回到新市渡莲庄湾，周扬名下虽没有一分田了，那里的房子还是自己的。

　　城里和乡下都有闲言，说周扬在外面怎么了，但无论如何吴淑媛就是不信，她根本不相信周扬会爱上别的女人而离开她，她嘱咐儿子们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号人。”

　　那个时候的吴淑媛是个什么样子呢？她已经34岁了。我读到周扬小侄女周舜华一部没有写完的遗稿，发现一段有关吴淑媛的描绘：“大约我5岁左右，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婶婶，婶娘与3个堂兄及保姆一行5人从城里回到乡下，我的婶娘吴淑媛是益阳吴公馆家的千金，爱称娇小姐。婶娘长得十分美貌，高高的身材，皮肤白嫩，既圆又方正的脸盘，五官十分端正，眼睛特别发亮有神，眼皮儿是双的，睫毛是长的，嘴是抿的，下巴稍稍前翘，她兼有东西方女子的美，她的话特别少，脸上挂着掩盖不住的忧伤，她常常懒洋洋地倚门而立，失魂般的眼睛呆呆凝望着开井里的茶花树梢，一动也不动。她那倚门呆立的神情专注的样子，真像一尊青年美妇人的雕像。”

七坛甘草梅――周扬与吴淑媛（五）

叶梦

一张报纸结束了七年的等待

　　那个倚门望着天井中茶花树的美丽妇人，她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她心中的忧郁和痛苦，从不和任何人说。她这一辈子，从不和人争什么，也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即使她到死，也没抱怨过周扬。除了母亲死，她很少落泪。这位善良的女子把忧郁这一杯毒酒留在心中独自轻酌啜饮。不将自己的忧郁宣泄与人，这无疑是一种慢性自杀。

　　有一天，正读寄宿中学的长子艾若从学校回来，感觉周家大屋气氛紧张。从乡邻到家人都在传一张报纸，那一张报纸令全家人失色。因为那张报纸，使艾若的祖母，姑妈全都傻了。艾若再看妈妈，妈妈则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但艾若知道妈妈垮了。

　　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只知道那张令全家人失色的报纸透露了周扬的消息。

　　1996年6月我拜访周扬的二外甥胡有萼，才知道那张报纸是桂林办的《救亡日报》，报上登了周扬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周扬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信的末尾附了一句：“苏己进抗大，小孩己进幼儿园。”

　　信的末尾这一句对于莲庄湾周家大屋，无疑是一声晴天惊雷。

　　周扬的母亲不知如何面对这位贤德内蕴的二儿媳。

　　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忍不住落了泪，她想不到幸福美满的弟媳也重复了自己作为女人的不幸。

　　吴淑媛在7年苦苦相思中结构的爱情童话顷刻间瓦解，夫妻20年的情分，全被一张报纸否定，她没有一滴眼泪。

　　从此以后，吴淑媛病了。

　　开始只是脖子上长淋巴，一串串，很快成荔枝大一颗颗，继之全身浮肿，卧病不起，受尽折磨。

　　进城看过一次信义医院，外国医生只摇头，又回来了。

　　家中可变卖的东西不多，家人翻出几张珍贵的火狐皮，交给本族的一个姓周的去卖，后来连那个人都不见了。

　　病重的时候，请一次医生，便卖一个彩绘瓷坛，那雕花大柜上的坛子都卖光了。

　　吴淑媛重病的时候，她腹部有地方痛，她不吱声，只是用被子摁着，那被子被她摁破一块。她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不吱一声。她的房里静悄悄的，像没人一样。

　　吴淑媛病危的时候，己经吃不下东西了，但想吃一种粉皮，想吃新鲜包谷，还想吃一种北方的大梨。当她弟弟吴之清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一只新鲜大梨时，她己经吃不下了，弟弟俯身抱着姐姐，泣下如雨。

　　临死前的一些日子，她早已不能说话了，她望着3个儿子，指着柜子，想要告诉他们，又说不出来。她的意思是说那里的东西要保管好，孩子们打开柜子，从那里找到仅有的两枚金戒指，这大概是她最后的首饰了。她从小穿金戴银，不以金银为贵。她陪嫁的那一抬盒金首饰都是经她的手变卖的。出嫁后，她每次从上海回来，都要从娘家带走一批金首饰。在她看来，黄金这东西不值什么。她己经陷入贫困多时，为什么还会有金首饰呢？是不是周扬送她的信物呢？

　　在吴淑媛的病还没有转重的时候，有一天，正好周扬的母亲、哥哥与姐姐都在她房中，她倚着床，平静地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想到与运宜夫妻只有这么久，20年真是好快，不晓得信就过去了。”当年在床前听妈妈说话的小迈克，感觉妈妈话里一字一句都充满着对爹爹的怀恋。她说过这些，又嘱咐：“我死后，一定要给我的寿衣袖子上加上白条，我走在长辈的前面，是我的不孝。”

　　吴淑媛说完这些，一屋人都落泪。

　　她说这样的断头话，是准备赴死，谁也救不了她。

　　　　　　　　　　　　　　　　　　　奇异的牡丹花

　　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东侧院花圃有一丛牡丹花盛开。那牡丹多年不枝不叶，偏偏那一年突然从地里冒出来，长出枝叶并开出花来，在这院子里长大的孩子们，只听说这里从前有过牡丹并未看见过牡丹，这牡丹开得有点蹊跷，老人们则以为是异兆，深感不安。然而就在这年深秋，吴淑媛死了。

　　吴淑媛每日在凝望院子里的花木时，难道她的心思都托与这牡丹花了，那埋在土里的牡丹沉睡的根也许知道了这个女人的不幸，也忍不住要破土长出枝叶，开出一丛绚烂的花束。如果花木也能通情，那么这一丛奇怪的牡丹开花的时候，只有吴淑媛一人知道，那花儿是为谁开的。

　　吴淑媛咽气是在半夜里，3个儿子被人叫醒，一齐跪在娘的床前。

　　3个儿子当时还没有哭，母亲濒死状态持续多日，她的死来得不突然。3个男孩的耳朵里仿佛响起了妈妈熟悉的歌声：

　　“小麻雀呀小麻雀，

　　你的母亲哪里去了？”

　　母亲与她的歌声飞到天上去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从此就是没有妈妈的小麻雀了。

　　吴淑媛的灵堂设在周家大屋的后厅，她就躺在那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下。那个平日里闹鬼的后厅，那一间孩子们白天也不敢走过的后厅，如今灯火通明。祭幛，灵幡在寒风中飘舞，3个全身重孝的男孩赤脚在泥地上，跟在道士的黑影里，围着妈妈的灵柩一圈一圈地跑，道士们带哭腔的长歌，深秋泥地的透骨的寒气从脚心直逼他们的心窝。

　　出殡的那天，3个未成年的孩子三步一跪，五步一拜，扶灵上山。最小的那个男孩才7岁，他们披着麻，身穿孝服。手持孝棍，孝帽上的白色棉花球在风中颤动。一时哭声震天，看了那3个未成年的孩子，任何人都要落下泪来。周家的人更是哭成一团，崽哭娘，家娘哭媳妇，兄嫂姐姐哭弟媳。周扬的兄长周谷宜主持了弟媳的葬礼。他当时在周氏得英小学当校长，他宣布全校放假一天，全体小学生参加送殡的仪仗队。

　　我于1996年元月去莲庄湾周家大屋时，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无迹可寻。周家大屋的宅院早已不存在，只剩下一栋过去属于周谷宜的正房。顺着古老的院子墙基走，仍感觉这座院子的存在，仍感觉这片土地氤氲着一种古老森凉的气氛。54年前盛开牡丹的那个东侧院花圃，现在己是菜土了。

　　吴淑媛的墓就在周家大屋宅院的后山，距老屋仅百米之遥。吴淑媛的坟头长满青草与灌木，没有墓碑，有一块墓碑已在文革中被人撬走。

　　周谷宜家佃户的儿子卜伯藩告诉我：那一座坟是假的，真的坟己于大跃进年代被人撬开，揭去棺盖，发现并无值钱之物之后便填平了。这一个坟堆是听说周扬要回来，乡里临时做的。但地方不对，真正的坟在这假坟堆子下首3米处，那是一片白菜地。吴淑媛的遗骨在那一片水灵灵的白菜下面。冬日的阳光软软的，那一片无言的白菜地没有阳光。

　　卜伯藩领我走一处屋檐水沟处，撬起一块踩脚的花岗石，提来一大木桶水，冲去背面污泥，露出清晰的字迹：吴淑媛之墓。这时，那个尘封的女人便在我心中清晰起来。

　　卜伯藩还告诉我，1980年春天，周扬回乡时，在莲庄湾稍作停留，先看了老屋，在当地人陪同下再去看吴淑媛墓，墓地很近，几分钟可达。而且已经走了一半了，吴淑媛墓就在前面了，只需几脚便可抵达。不期这时下起雨来，这雨是38年前的雨，是38年前的那个女人没有落下的泪，这雨下得不是没有来由。偏偏这个时候，不晓得是哪个随从建议：下雨路滑，还是别去了吧，周扬听从建议，退步抽身往回走。那一个坟头那一片白菜地只是陡然地望着他和一个女人的背影离去。也许周扬不想当着众人的面去面对吴淑媛的墓。也许他想用回避了40多年的办法继续回避。他或许没有勇气面对吴淑媛，哪怕只是一座无言的墓。

　　周扬曾一年又一年地向吴淑媛承诺暑假回来，一年又一年地没有回来，在那个战乱和革命年代，或许有许多复杂的难言的原因。后来周扬去了延安，延安使周扬摆脱了尴尬。这时，周扬仍给淑媛写信，还寄去了自己新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我不明白周扬为什么不愿意向淑媛讲明实情，这里面的苦衷，大概只有周扬自己知道。

七坛甘草梅――周扬与吴淑媛（六）

叶梦

　　　　　　　　　　　　　　　　永远的儿子

　　我于1986年10月第一次见到周艾若、周迈克兄弟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们像两个少年。

　　我的这种直觉一直保持到今天。

　　那一次，兄弟俩回益阳，我在朋友的晚宴上见到他们，我惊诧年近花甲的周艾若兄弟如何那样显得年轻。当时餐厅服务员是莲庄湾人，周艾若激动如孩子一样，热情地和她谈话，问长问短的，还问到周家大屋还在不？

　　我记得，周艾若不喜欢别人介绍他是周扬的儿子。他总要在别人的介绍之后重复：周艾若。我想：也许他不愿意以父亲的牌子来炫耀自己，是一种个性表现，后来才知道，不仅如此，还另有缘由。

　　10年之后，再见到周氏兄弟，听他们谈他们的父亲与母亲。在我的眼中，年过花甲的周氏兄弟，仍是一对永远的少年，永远的儿子。

　　65岁的周迈克在母亲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经常梦见他的妈妈，这个梦从11岁起一直到现在，缠绕他的整整一生。周迈克在叙说他的梦时，完全是当年那个11岁的孤苦无依的没有妈妈的孩子。

　　眼前这个头发花白了的有点老态的清瘦的周迈克，就是当年那个白皮肤高鼻梁大眼睛黄卷发的小迈克。据周家人说，周迈克酷似其母。小时候因像洋娃娃曾深得父亲喜欢。

　　周迈克小时候很懂事，妈妈生病时，老三约瑟娇气，迈克趁妈妈不在，总要教训一下弟弟，一下把弟弟惹哭了。妈妈知道后，就对迈克说：“迈克，你不要逗弟弟哭噢。”

　　周迈克的梦里，常看见妈妈向他走来，妈妈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周迈克真想拥抱妈妈，但又一想，妈妈不是死了吗？又感到害怕，梦中的妈妈讲话仍是那样温柔，每次都说：“迈克，你乖，你要带好弟弟，不要逗弟弟哭噢。”

　　这样一个梦：己经缠绕周迈克半个世纪了。

　　年近70的艾若，当他唱起小时候妈妈教他唱的：“小麻雀呀小麻雀”时，流露出一脸的天真与幸福。艾若告诉我，有次，二弟迈克丢了，他报告妈妈，妈妈正在打麻将，她急得顺手把麻将一推，牵起他的手满街寻，寻到万寿宫露天影院，她不顾守门人阻拦，不知哪来的力气，扬手一撂，夺门而进，全然不顾很多人看她，满场喊着迈克，当迈克从人群中冒出头来，她跑过去一把抱住搂入怀中，这时她全身都软了，紧紧抱着儿子，牵着艾若，喊一部黄包车回吴公馆。

　　11岁的迈克在母亲重病时，每天放学回家，远远望着自己的家，总是听见那里传来哭声，那是妈妈死了。他急步赶回家，这时哭声没了。妈妈仍无声无息地躺在那里，他赶紧伸手摸了摸她的鼻息。她还没死。小迈克的这种幻觉在妈妈死前的日子里天天重复。

　　吴淑媛死后，周氏兄弟在乡间被人称为孝子。艾若擅画虎，好多乡邻都来求他画，人们传说：孝子画的虎贴门上可以避邪。

　　缠绕在周氏三兄弟梦境与回忆中的仍旧是那个35岁的母亲，他们的不可以取代的妈妈，他们不仅从她那儿得到肤色容貌，也得到了她善良的天性。他们认为他们的妈妈是世上最完美最慈爱的妈妈。

　　作为儿子，他们都已走向晚年，他们活了几十年，不管以怎样的活法，总是走不出母亲的爱的浓荫和父亲的阴影。他们残缺的童年与不完整的爱，这是后来无论用什么也弥补不了的。

　　1948年秋冬之际，周艾若携兄弟一行通过重重封锁线，历尽艰辛北上几千里与父亲取得联系。兄弟3人抵达河北石家庄出现在周扬面前时，周艾若21岁，周迈克17岁，周约瑟13岁。这是周约瑟平生第一次见到父亲，周艾若和周迈克离开父亲时一个7岁一个3岁。周扬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不起你们的母亲。”周扬接着介绍：“这位你们叫妈妈也可以，叫苏灵扬同志也可以。”

　　儿子们暂回到父亲身边，尔后有两个又迅速走向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岗位。留下13岁的约瑟在周扬身边。约瑟住在文化部旁边周扬那栋独立小楼的地下室里，地下室里有曲里拐弯的水管。儿子们走近了父亲，然而又隔着一段长长的距离。

　　　　　　　　　　　　　　　　　蟑螂与黑洞

　　这是周扬沦为植物人以后的一个日子。

　　看护人员休假，轮到周迈克看护父亲。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虽然活着，己经有了往日的威严，他的眼睛是那样空洞而毫无目标地转着，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的头颅、躯壳均因病变形了。

　　父亲不像一个人，像一截变形的树，一截永远也不长的树。

　　在周迈克的心中，父亲一上像一株严肃的不可以亲近的树。

　　如今父亲真成了树一样的人。

　　尽管周迈克有过与父母同在上海的幸福时光。那个时候，他才3岁，是父亲偏爱的小洋娃娃。可惜那样的好日子周迈克一点也记不起了。在他最早的记忆里竟没有父亲。关于上海的那个家，他只记得墙上挂有一架电话机。尽管他17岁以后回到父亲身边过，虽不住一起，但父子同在京城，几十年来父子心灵上仍旧是陌生而隔膜的。

　　周迈克没有想到特护病房会有蟑螂，蟑螂一到夜间便成群结队在病人枕头处嬉戏。周迈克不忍心让父亲遭蟑螂骚扰，试图赶过多次，仍未奏效。赶走了又回来了，连护士也无可奈何。

　　奇怪的是与病人同居一室的陪人床，蟑螂却不去骚扰。周迈克睡下的时候想，待他睡着了，蟑螂们肯定又会在父亲的脸上那些鼻饲管、氧气管之间录欢作乐。

　　蟑螂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它们不去惊扰陪床，懂得那里睡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它们对植物人却肆无忌惮。

　　周扬成为植物人，是因为脑萎缩。X光或CT显示脑部出现一片黑洞。

　　我们不知道周扬成为植物人的那个确切的日子，实际上他的生命在那时已经终结。

　　他在跌入植物人边缘的时候，他肯定努力为逃避黑洞而思考过。一个人在懂得思考而不能思考的时候，是最痛苦的。

　　这个时候，1985年元月第四次作家代表会上传来的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那些贺信，那签署着365位作家名字的贺信，是他一生最高的荣誉，也是他最后的辉煌。这些是对他整个生命的最好的慰安。

　　然而掌声远去之时，他早己大彻大悟，他想要重新开始，而且他己经重新开始了，他想要像真正意义上的人那样开始自己的思考，他在生命的暮年明白到这一层，是多么的可贵。这个时候，黑洞出现了，当他明白“时间开始了”的时候，时间却要结束了。

　　可供思考的物质在萎缩，他从哪里来还得到哪里去。

　　在恍惚的边缘人的日子里，他是否又回到童年，重新陷入“篱棘”之中，他是否又回到周家大屋的蚊帐之内，蚊帐外的那些多脚虫子及那些奇奇怪怪的动物又出现了。

　　他是否又见到了私塾先生刘宜元，先生问他的仍是关于《资治通鉴》的事。刘宜元的严格，仍旧使周扬生畏。

　　他感觉口里是那么乏味。他是否想起到一种吃食，那是故乡的甘草梅子。那甜酸的梅子的记忆几乎是刻骨铭心的，甘草梅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他是否由梅子想到淑媛，是否想吃一粒她亲手做的梅子。但是他又怕见到她，在她所有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中，都会浮现她的影子。那个身材高挑，身穿黑色旗袍的青年女子披着半个多世纪尘埃翩翩而来。一口一声“运宜”。她仍是那样年轻那样漂亮，她身上仍旧有那阵使人温暖安心的气息。他一旦伸出手，她却飞了。她只是一个美丽的影子。

　　他的脑子像耗尽能量的干电池，无力再为他作检视一生的巡礼。脑部黑洞张开无涯的大口，一口吞没了他。

　　严格意义上的人的生命己经停止。除了脑子，各类器官仍在工作，但不过是一架循环和消化的机器。

　　如此看来，作为生物机器的人和作为别的什么机器的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能够作为一个人活着和思考着，这多好哇！

　　从开始到结束，很长很长，却又很短很短。35岁的吴淑媛与82岁的周扬在天堂相见的时候，他们会说一些什么呢？我们自然无法知道。

周扬 (1908―1989)

　　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科院院士。
　　湖南益阳人。原名周起应。三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曾留学日本。１９３１年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成为“左翼”的实际领导人，参加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3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主编过“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于１９３７年秋到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９年，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１９４９年，参与负责筹备和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副主席。
　　建国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央戏剧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委，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化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研究生院院长，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被人称为30年代左翼文艺的宿将，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50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60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先驱。

　　主要论著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等；翻译作品有：《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等。出版有《周扬文集》。

　　１９８９年７月３１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８１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