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5年12月19日
地点：上海解放日报“文化论坛”
主讲人：崔永元
吴建民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提到，1999年8月2日法国希拉克总统请他去总统府吃饭。在交谈的过程中，希拉克说，他正在写一个关于李白的电影脚本，而且正在找演员来出演这个角色。
吴先生不愧当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我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原封不动地登在报纸上，（全场笑声）这样会是一篇很好的报道。可惜的是，现在我们的新闻界不流行这种做法，大家总是在每个人的演讲或者讲话中提炼。比如吴先生的讲话，就可以提炼出这样一条新闻，标题是《法国总统正在写关于李白的剧本———大诗人李白初步拟定由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扮演》。（全场大笑）到网站上一发这个帖子，大家立刻打成一气：有人说崔永元演合适，有人说不合适，还有人说，从法国得到最新消息，李白是由阿兰·德龙饰演的。（全场笑声）最后，吴先生就只能出来澄清有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样，各家报纸的发行量都可以很大。
大家可以当笑话听，但是我要很沉重地告诉大家：这是中国报业的一种现状。（全场笑声）
中国电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今天的题目设置得非常有意思，龙永图先生讲的是“文化较量”，吴建民先生讲的是“文化体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同志非常体谅我，给我设置的题目是“文化观察”。（全场笑声）文化观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什么，就说点什么。（全场大笑）我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说说电影。
我觉得中国电影很了不起、很有意思。比如我们大家都唱的国歌，它就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国歌里面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成中国电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揪着电影不放呢？其实，前一段很多关于我的议论，矛头都直指电视，大家知道，我现在还在电视台工作呢，这样工作起来不是特别方便。（全场笑声）但是还是要讲，我想了想那就讲电影，这样我的同事们的日子可能好过点儿。（全场笑声）
我可以先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是2003年的，也是权威部门发布的———中国电影2000块银幕，票房收入是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韩国有一部电影《太极旗飘扬》，就是这一部电影在韩国的票房收入的数字。我们出过李白，出过诸葛亮，这么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号称一年拍一百到两百部电影，只能和人口4800万的韩国的一部电影去作比较，这对我们喜爱电影的人来说是很悲愤的。在2003年还有一个官方统计的数字，就是中国人每五年才进一次电影院。今年中国拍的电影也不下300部，现在大家可以在心里数一数，你们今年看了几部国产电影？你们又知道今年上映了几部国产电影？这就是中国电影目前的现状。
最早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因为我过于愤怒了，我觉得我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表述很有问题。我的表述和一种说法不谋而合，我认为，好莱坞在搞“和平演变”，于是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大家可能会想，一个“文化大革命”时刚三岁的人，怎么会受那场运动影响那么深！（全场笑声）后来我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中国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非常喜欢钱，我就转而从商业的角度来研究好莱坞电影，来研究中国电影。简单地说就是，该我们挣的钱被别人挣走了。很快，这个观点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认可。（全场笑声）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中国文化可以回旋的部分吧，同一件事至少能找到十个方面去说。
电影的不景气我亲身体验过，那是非常痛苦的体验。
有一回，报纸上说，有部电影是宁瀛拍的，叫《民警故事》，非常好看。那天中午，我就约了同事，我们两个开着车去电影院看。路上堵车，到那儿电影已经开始五分钟了，我就很着急地去买票，但是卖票的那位女同志动作特别慢，一会儿动动她的耳环，一会儿捋捋她的头发。我就说：“请您快一点儿，电影已经开始五分钟了。”她就白了我一眼，然后拿起电话机，往影院里面打了一个电话：“金师傅，电影院来了两个人看电影，咱们卖票不卖票？”（全场大笑，鼓掌）结果就我和我同事俩人，看了那场电影。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民警故事》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但就是没人看，很令人费解。
我想起小时候看电影，真的是万人空巷，在我们的部队大院里，看电影就像过节一样。很多女孩子对电影没兴趣，但是那天会穿上新衣服，在露天电影院旁边绕来绕去。（全场笑声）我们看电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摆放电影放映机，挂电影银幕，对焦，打出第一束光，放加片，到放正片，都是看电影的过程，一个享受的过程。小时候，我父母管我们特别严，不让我们早去占地方，经常去得很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银幕后面看电影，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董存瑞炸碉堡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全场大笑）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早早就知道了要放映一部新电影，我跟母亲说我要很早去占位置，我母亲说不行，你去早了就会跟人打架。我说不会的，她就同意了。那部电影晚上七点开始放，我中午12点就去了。（全场笑声）操场上一个人都没有，就我一把凳子，我占了个最好的位置。我就冒着酷暑一直等着，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慢慢地开始有人来了。大家把我围在中间，所有人都羡慕我的地方，说老崔家的小儿子占的那个地方太好了！（全场笑声）到了六点多钟，来了几个黑大汉，直奔我这个地方。他们让我起来，我说我不能起来，这是最好的位置，我12点就来占地方了。他们说你必须躲开，这是放电影机的地方！（全场大笑，鼓掌）为了放电影机，最后我就跑到银幕后面看电影去了。（全场笑声）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看电影的。
美国大片改变观众欣赏口味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挑战
但是现在为什么把大家叫到电影院那么难呢？这个问题一定要研究研究。
我认为这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时候美国大片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美国影片有一个特点，它叫“大片”。现在美国电影的拍摄量是每年800到1000部，其中大片有多少呢？不超过20部。但是在中国的银幕上放映的，恰恰就是这20部。
十年的过程完全改变了中国观众的电影欣赏习惯。现在观众们认为什么叫电影？只有大片才叫电影。看看我们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是如何宣传的呢？有几个特点：要有精美的、不惜工本的电脑特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不是一个国家的人，说话都对不上，（全场笑声）还可以演感情戏，有明星效应，大家会去看这些明星；第三，要有大场面，动用了多少头牛，多少头驴，多少头熊。（全场笑声）我是吸收了吴大使的看法，都把它们并列在一起的，都是朋友啊。（全场笑声）这些成了片子的卖点。所以我们仔细想一想，现在我们进电影院的时候，大家都是奔着这些去的，宣传也都是这样宣传的，还要比音响效果。如果今天下午我要请大家看一部电影，这个电影讲述的故事在一间屋子里发生，只有两个人，是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小孙子相依为命的故事，非常感人，恐怕没有人愿意看。因为大家觉得这是电视剧的题材，电影几十块钱一张票，怎么能只看两个人，还在一间屋子里？如果非要看两个人在一间屋子里，那两个人也得年龄相仿才行。（全场笑声）我觉得，大家看电影的口味变了。当然我们的电影也有问题。比如，如果你说请一个朋友去看电影，告诉他说今天请你看主旋律的电影，他会不会觉得你有问题？（全场笑声）。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主旋律。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是喜欢雷锋，喜欢焦裕禄，喜欢江姐，不允许有人玷污他们。但是现在个别主旋律电影确实有些问题，我把它总结为：凡是英雄模范一上主旋律电影就不是人了，就是神了，他们没有任何缺点。
我也认识一些导演，他们拍的时候想法就特别简单，拍这个电影就可以得什么奖，就可以拿到一百万的补贴，卖给电影频道再能卖一百万，这个电影基本上就不赔本了。
同样的问题在俄罗斯，在印度，在英国，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这些电影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都遇到过，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对策。比如说，俄罗斯当时抑制不住的时候，就取消了电影配额。非常简单的做法，美国电影都可以进来，最多的时候一年上映的320部电影里有280部是美国电影，很快俄罗斯观众看烦了，又开始怀念自己的俄罗斯电影。这两年俄罗斯电影在复苏，他们也拍了自己的大片，非常受俄罗斯观众的欢迎。
印度电影非常有意思，这是他们的支柱产业之一。如果去看印度电影院门口的海报，没有主要演员的介绍，都是介绍谁唱的歌，谁跳的舞，因为他们的电影里必须要有三段歌、五段舞。（全场笑声）这是印度电影的特点，好莱坞电影很难在那里施展。好莱坞也想过办法，就是和他们合拍电影，像《印度往事》这样的电影。合拍电影的投资非常多，印度电影人都很聪明，他们把这些钱全花掉了，他们是怎么花的呢？原来是20人跳舞，现在改成200人跳舞。（全场笑声）200个人跳舞也花不了多少钱，那就做电脑特技。美国人试了这一把以后就退了。
我见到印度驻中国的文化参赞的时候，我问他好莱坞电影对他们影响大不大？他说没什么影响，印度人不爱看他们的，印度人喜欢看印度的电影。我还听说，这两年，印巴电影在英国也有复苏的趋势。
我认为，好莱坞用电影大片改变一个国家电影观众的欣赏习惯，这是有预谋的。我们不敢说这是文化侵略。但是，从商业市场的划分，或者利润的最大获取上讲，好莱坞电影应该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一套完整的市场营销体系，这跟卖肯德基、麦当劳没有什么区别。顺便告诉大家，印度麦当劳的汉堡包都是羊肉的，它的蔬菜都有很浓的咖喱味，都是经过改造的。但是我们在中国吃到的，和在美国吃到的没有什么区别。
在用大片改变口味的同时，好莱坞会盯住国内的著名导演。哪些电影人有名，好莱坞就会在他们身上下工夫，由好莱坞投资，由那些著名导演来拍中国题材的、给外国人看的中国电影。如果这个导演不屈服怎么办？还有办法，他们再改造院线，也就是控制院线。像台湾有骨头很硬的电影人，杨德昌、侯孝贤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他们拍的电影院线不给你排片，就算排了，也是星期一早上九点一场，星期二下午四点一场，这下就完了。
用控制院线的办法，来扼杀你的国产电影。在美国也有学者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提出这个叫“软权力”，叫“第三种势力”。现在好莱坞有很多有识之士，他们也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认为，电影作为一种产业或者一种文化，像森林一样，是需要生态保护的。什么叫世界电影之林？就是除了有美国电影，还有印度电影，还有中国电影，还有越南电影，还有伊朗电影，还有西班牙电影，还有俄罗斯电影，还有意大利电影，这就叫世界电影生态之林。而当全世界的银幕上只有好莱坞电影，那就相当于全世界的森林里只有一种树，树的名字就叫好莱坞，那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
所以我就认为，无论是做电影还是做电视，在这个方面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了认识，才会有行动。
最好的致敬就是思考我们的影视文化的发展方向
我过去在大学讲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说，好，我们同意你的观点，那现在我们怎么办？我告诉他们，我没什么办法。我确实没办法，我能做到的就是把这个事说出来，然后做好我的电视节目。我觉得，从事电影事业的人，尤其是电影圈里有能力、有声望、有办法的人，应该把这个当成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因为这不仅破坏了中国电影的市场，同时破坏了中国电影的文化。
我看过的好莱坞电影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题材的，他们的一位英雄就可以拯救一个国家，都是大团圆结尾，这个很有意思。在上个世纪40年代，导演蔡楚生、郑君里拍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立刻被哥伦比亚公司买断了在欧美的放映权，但是美国人要求改成大团圆的结尾。因为美国人不希望他们的观众看完电影出门的时候心情很沮丧，希望观众们即便享受了悲剧的过程，在影片结束的时候，也要带着笑脸，迎着太阳走出电影院，他们觉得这才是一种享受，观众才愿意反复地来电影院。所以美国人要求蔡楚生把电影结尾改成张忠良回心转意了，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了。当时导演非常痛苦，但是最后没办法，为了能进入欧美市场，就改成了这样的结尾。
这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事了，到今天，我们和美国的合拍片也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操作的。
合拍片中，我们的导演大部分都没有剪辑权，最终的剪辑权都在好莱坞剪辑者手里，要按照他们的口味来剪辑。每当说到这儿我是很伤感的，因为我对电影太有感情了，看着电影长大的，电影影响了自己的世界观。现在眼看着中国电影一天一天地不行了，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现在电影不行了，拍电影的过程还是“很行”的。我说过现在电影不好看，但是只要和电影沾边的电视节目都好看，因为电影拍摄的过程出现的事儿太多了，有绯闻，有打架，有换角，有罢演，有涨薪，有换导演……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是剧组策划的，有些是剧组没有办法解决的。每一次大的电影拍摄，就像一个大八卦阵，在这里面会产生无数的新闻，让大家炒个够。这些大片都会不遗余力花巨资打造一个首映式，通常首映式的影响要比电影本身的影响大得多，拍电影的经历远比电影表现的情节复杂得多，这个就是中国电影的现状。
2005年是中国电影100周年，大家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中国电影致敬。我觉得，最好的致敬，就是我们要思考，我们要警醒，思考我们的电影、电视文化，要向哪个方向去。现在大家聚在一起谈文化，听上去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谈文化也不会谈这样的文化，谈文化可能会去谈挣钱的文化，会谈作秀的文化，像这样有很深刻思考的文化是许多人不愿意谈的，因为它很难带来直接见到的经济效益。所以我更希望你们这个“文化讲坛”，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在这里出现。如果到时候有“农民”不愿来，我可以老做这个“农民”。（全场大笑，热烈鼓掌）
演讲者小传：崔永元，籍贯河北，1963年生于天津，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现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主持《电影传奇》、《小崔说事》等栏目。自认为书法“香山”二字写得很好；爱好收集电影连环画，现在有400本左右。
我就说：“请您快一点儿，电影已经开始五分钟了。”她就白了我一眼，然后拿起电话机，往影院里面打了一个电话：“金师傅，电影院来了两个人看电影，咱们卖票不卖票？”（全场大笑，鼓掌）结果就我和我同事俩人，看了那场电影。
正在热映的电影是如何宣传的呢？有几个特点：要有精美的、不惜工本的电脑特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不是一个国家的人，说话都对不上，（全场笑声）还可以演感情戏，有明星效应，大家会去看这些明星；第三，要有大场面，动用了多少头牛，多少头驴，多少头熊。
我对电影太有感情了，看着电影长大的，电影影响了自己的世界观。现在眼看着中国电影一天一天地不行了，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编者按
解放日报“文化论坛”关注的是中国当代文化现象，至今已经举行了三届。崔永元参加的是2005年12月19日举行的第二届。那一届“文化论坛”邀请了龙永图、吴建民和崔永元三位嘉宾，探讨的话题是“世界眼光与文化思维”。
在崔永元之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首先以《唇枪舌剑中的文化较量》为题，畅谈了自己在国际交往中感受到的文化碰撞和文化融合；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则以他多年担任驻法大使的经验，向观众讲解《“中国风”背后的文化体验》。而崔永元演讲的题目是《中外影视的文化观察》。
演讲完之后，崔永元还现场客串了主持人并先做了如下即兴发言：
（接受邀请之后很高兴）看到和我同台演讲的是吴建民先生和龙永图先生，我心里就打鼓。然后，我看了第一届文化讲坛三位嘉宾的名单：余秋雨、曹景行和赵本山，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全场大笑）
每次组合都是“两个学者加一个农民”。学者可以把事情讲得精辟一点，农民可以讲得通俗一点，一旦大家听学者听得比较劳累了，农民的作用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希望在今天这个现场，我，包括我的演讲也能像赵本山一样受欢迎。（全场鼓掌）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给龙永图先生，因为他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知道了三个英文字母W-T-O。（全场鼓掌）我再提议把热烈的掌声给吴建民先生，因为他让数以亿计的外国人知道了两个汉字“中-国”。（全场鼓掌）第三，我再提议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给我。（全场鼓掌）确实比给刚才两位的热烈，这就印证了我的观点，越没有文化的人得到的掌声越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状。
现场答问
睡不好，就想想国家的前途
问：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说，崔永元先生您生病了。所以广大读者都非常关注您的健康问题，今天看到您觉得您气色很好。我想问问，您这个病到底是身体上的病，还是文化上的病？
答：你可以和读者说，我得的是精神病。这个精神病的特征就是有时好，有时坏，到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来作演讲这天还挺好的。（全场大笑）其实我的病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睡眠障碍，是祖上传下来的，也算是“传统文化”。姥姥得了，妈妈就得，妈妈得了，儿子就得，祖祖辈辈就睡不好觉。睡不好的时候我就在想事情，想国家的前途。（全场笑声）不知道我姥姥当年睡不着觉的时候在想什么，现在无从考证了。
请大家放心，我现在按时服药，抓紧锻炼身体，希望有一个好的面貌能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读者对我的关心。
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