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看中国

马悲鸣

我生长在首善之区，小时候唱的是“让我们荡起双奖，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著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著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如此闲情逸致，与乞讨是沾不上边的。

那时只听说过旧社会的压迫剥削，穷人才被迫出去讨饭。 现在解放了，穷人翻了身，人民当家作主，所以不会有要饭的了。据家长讲，解放前在上海街头偶尔有乞丐突然从路人手里抢下面包，一边逃跑一边往面包上吐唾沫。那后面正在追赶的遭抢者一看，即使追回来也恶心得没法再吃了，就作罢，不再追了。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在我的视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也没见到那种经典的叫化子。和尚讨饭叫“化斋”，和尚化斋不需“叫”。因为施舍给和尚施舍就等于给自己积攒下一辈子的功德，以便早日圆满。但乞丐讨饭都要“叫”出来，是为 “叫化”。将后面加一个尊称“子”就如孔子、孟子一般， 则干这一行的就成了“叫化子”。

那时每所小学一个少先队大队。少先队大队长就是全校 学生里最大的官了，就如中学里的校团委委员（校团委书记一般由当校党支部委员的教师担任）。我们学校的大队长和我同年级却不同班。据我的记忆，已经当了好几年大队长了。每有全校活动，总是他在前面打着队旗领队，两个漂亮的女生在他身后护旗。或是由他在主席台上主持仪式，是很多同学景仰的对象。在我眼里，简直是位高不可攀的贵人。而我是个连小队长和小组长都会随时耳提面命的调皮生。

有一天清晨，我到学校很早，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便掏出带的几个毫无荤腥的菜包子站在窗口当早点吃。我还没吃几口呢，忽然看见院子拐角处走出来一个人，原来就是这位大队长。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大家都认识他，可他却未必认识我。他直接朝我走来，向我打招呼，使我产生一种受到贵人抬举的受宠若惊之感。

不料他打完招呼之后，忽然向我要吃的，说他饿极了，神态非常谦卑，一下把我弄呆了。这位令全校同学景仰的贵人，怎么能如此卑下地向我这个底层淘气生讨吃的？！

我对别人的一切要求，包括老师的训斥，从来不敢说「不」。看着几秒钟之前高不可攀的贵人眼里流露闪烁的乞求目光，我下意识地把另手里还没吃的最后一个包子给了他。没想到他还不罢休，继续向我要手里正吃着一半的包子。

从常理上讲，只有向别人乞讨时才会不好意思。可在那当口，我自己却被这突如其来遭到乞讨的场面窘住了。—— 那半个包子上还沾着我的口水呢！

他的乞讨，直羞得我满脸通红，非常不好意思地把手里剩的最后半个包子也给了他。他才转身离去。

当时在我们班教室所在的小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真感到庆幸，没让别人看到。自然我也害羞得绝不敢向其他人讲这件事。而以后再见到这位大队长时，他仍象以前一样，依然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好象从没发生过这种事似的，在各种仪式和活动中，仍是高高在上的少先队大队长。后来他和我考上了同一所中学，仍是不在一班；偶尔相遇，也仍是装作不认识。

还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个满脸皱纹，戴副眼镜的中年妇女在打扫地上的马粪。她见我站在那里看她，就有点不好意思地和我搭讪。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把马粪搓烂，从里面寻找没来得及消化的粮食颗粒。她说那些未消化的料还能吃。我看着听着很好奇。只听说过猪狗吃人屎的，人怎么还能吃马屎？

我始终没有说话，只听她一人饶舌。忽然她问我∶“学生，你有粮票没有？能不能给我点？” 那时候粮票很紧张，绝不会给小孩带在身上。别人向我要东西而我没有，这多不好意思。我羞得满脸通红，一边摇头，一边很羞涩地走了。

还有一次在学校食堂吃饭。双蒸饭以外只有一勺清水熬元白菜的绿帮子。我吃了一口，很硬。菜梗捅到嗓子眼发痒，直想吐。我吃不下去，刚向管饭的老师说了声∶“我不想吃了”。不料身后一位功课体育兼优，相貌堂堂，平时惯会拔尖炫耀的男生马上站起身来，一把“拿”过我的饭碗，说了声“你不吃，我吃”，高兴得象占了老大的便宜似的。

困难时期我也常挨饿。但为了不使周围的人见笑，总还能压制着饥饿的欲望。这些体面家庭出身的学生简直是连起码的体面都不顾了。

我之所以还能在三年困难时期存点体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我家有农村亲戚，时不时能从农村自由市场弄半扇猪来给在京的几家亲戚分一分。这事让同院的邻居异常嫉妒，成了日后文革家长挨批斗的重要「罪行」。

另一个原因是家长出国访问时没象其他人那样把零用钱攒起来买相机、手表等“大件”，而是全部买成了多种维他命糖球、鱼肝油和大瓶钙片。我平常拿这些当糖吃，所以才没被饿得大失体面。

出国以前我并未听说过大跃进饿死过人。而且也从不知道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之间的因果关系。大跃进不是还吃食堂吗？挨饿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幸亏有我们党的领导，才带领我们度过困难时期，我们应该感谢党和政府，用加倍努力的学习和工作来报答。

出国之后刚听说大跃进饿死过人时，立刻就知道是国民党特务和西方反华反共的敌对势力造的谣。我们应该提高警惕，绝不上当。直到中共自己都承认大饥荒导致中国人口减少一千万，才由不得我不信。

如今还有人拒绝相信大跃进饿死了这么多人，并要求出示死亡名单。这名单确实难以拿出。第一是至今中国人没有做死亡记录和保持死亡记录的习惯。第二是记录饿死的人命就至少是记录党和政府的无能。这是反革命行为。所以也没有人敢做记录。但每当我想起在当时全国食品供应最好的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那位全校首贵的少先队大队长乞求的目光，那被抢吃的半碗绿元白菜帮子和那位妇女手里揉碎的马粪，还有以前在国内听说过的，为了阻止饥民逃荒，有的地方不惜动员民兵拦截；再加下乡亲眼见到的皇恩根本覆盖不了的底层农村的饥贫，才使我相信了大跃进饿死人的真实性。

文革我去干校看望正在挨批斗的家长。在河南息县的火车站候车室里的小饭铺吃饭时，忽然一个铝饭盒伸到我的眼前。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向我要剩饭。我吃不下去了，便把吃着半截的饭碗一推，站起来走人，让那小姑娘自己去拿。而其实那小姑娘的铝饭盒里还有大半碗剩面条呢。虽然是剩的，但毕竟是饭馆里的商品饭，质量可比我在插队的乡下伙食好多了。

因为等车时间长，无所事事，便在候车室里转悠。忽然看到刚才那个向我要饭的小姑娘正在和小伙伴们一起在候 车室的大厅一角跳皮筋，玩得很开心。只见她跳了一会儿，擦了擦头上的汗水，便走到一边，拿起放在台子上的铝饭盒，吃几口乞讨来的剩饭。然后抹一抹嘴巴，又继续跳了起来。

我是文革前首批吃忆苦饭者之一。吃忆苦饭是中共中央 委员陈少敏发明的。她的秘书正好是我家的邻居。秘书自然都会拍首长马屁，便拿了陈中央委员亲手制作的忆苦饭给同院的小孩吃。那忆苦饭是用棒子面加大米的糠皮制作的。硬的糠皮刺激得嗓子眼直想吐。到了美国我才想到，若是糠皮从肠道进入盲肠，造成阑尾炎的话，不知应该由谁支付医疗费用？而且是否在制作和由爱人有肝炎的秘书传递的过程中污染有传染性病毒、病菌也说不清。

后来各单位吃的忆苦饭大概想到了这一点，不再加糠，而代之以可以消化的麦麸，而且是现吃现做刚开锅消毒过的。陈少敏是唯一一个没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央委员会上举手的中央委员。

那个小姑娘乞讨来的饭铺里的商品饭质量和我所吃过的忆苦饭简直没法比。我惊奇地看着正在愉快地跳皮筋的小姑娘，文革忆苦思甜的陈词滥调在我的脑海里一扫而光。乞讨者所放弃的只是体面与卫生，得到的却是远胜忆苦饭，顿顿下馆子的伙食质量。

如今连北京也出现了乞丐，这应当说是中国政府开始平等待人了。乞丐也可以进北京乞讨，而不象过去似的，被撵出京城。不但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连在美国的各大城市中心，我也看到过乞讨者。不过人家讨的不再是食品，而是现金。我也在每逢年节之际准备些零钱，施舍给偶遇的乞丐。

三十大几多年过去了。现在国内经济发展了起来，国外的东西国内都能买到，如何送礼成了一大头疼问题。想起了当年苦难的时光，便又买了很多钙片和多维（多种维生素， 不是多维新闻网）带回国去送给老人们颐养天年。

【跟帖】

* 老马真是好心。乞丐也罢了，大队长抢包子你也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