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演变中脱胎换骨：留学生群体已经从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人

1872年，清政府在洋务派主张下，由容闳倡议并主持，首次分别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在新英格兰各地寄宿，学习语言、科学、工程、军事等。

早期留学生中出现了不少知名人物：如詹天佑（1881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学士学位，回国任铁路工程师，建京张铁路）、唐绍仪（1881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回国，1912年任民国政府总理）、伍廷芳（1877获伦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17年任民国政府代总理）、顾维钧（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1924年任民国政府总理）等。

百多年来，中国留学生一直是知识分子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不幸的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动荡中，他们逐渐从早期的政治变革的驱动力和先锋，被动和主动地被边缘化，而成为当今最缺乏历史责任感和道义担当的一个群体。

【早期留学生的历史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回顾】

清末留学生：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开创共和制。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反封建、启蒙民主、科学、探索社会主义思想、提倡平等和思想解放。

共产主义运动：建党、建军、割据、造反、建立共产国家。

这一时期，留学生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和驱动力。

【冷战与建国后留学生群体的变化（1949—1980年代）】

建国初期：中国派出少量留苏和留东欧学生，但整体人数和生源都有限，出国前后也都是党的人，没毛病，也没什么可说的。

冷战格局：中国封闭，留学活动大幅减少，留学生的社会影响力几乎消失。

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派遣公费和自费生赴美欧日学习科技，但他们的任务是引进科学技术知识，而非政治改革的参与者和行动者。

这一时期，留学生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已经从“历史参与者”转向为“科技搬运工”。

【当代留学生群体的边缘化（1990年代至今）】

人数激增，质量分化：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但个人行动与国家命运联系稀薄。

政治冷漠：大多数留学生更关注个人学业与生活，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保持距离，缺乏兴趣。

麻木与沉默：在国际重大议题、国内重大危机面前，留学生群体声音微弱甚至几乎不存在。

帮闲与观望：一部分人回国进入体制，成为专制机器的技术支持者；另一部分留在海外“不动嘴也不动手”，或者至多是“动嘴不动手”，沉迷于网络上空谈与批评，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似乎没有遗憾，更没有悲伤，甚至连无奈感都没有，自娱自乐挺好。

【角色转换】

现实情况是，留学生的角色，已经从历史变革大戏的导演和演员，转换为局外的观众。真可谓是“脱胎换骨”了。

【原因分析】

社会环境变化：早期中国积弱多难，留学生自觉肩负民族使命；今日中国虽问题重重，但官方宣传与个人功利主义让责任感被稀释和抽空。

家庭价值观功利化：由于历史的传承，上一代人对孩子的期待，并非培养“公共责任感”或“社会担当”，而是强调“出人头地”、“衣食无忧”。留学因此被视为一种经济投资，花钱送孩子出国，回报是名校学历、高薪工作、移民机会。在这种家庭教育的导向下，孩子从小接受的不是“服务社会”和“历史责任”这些东西，因为上一代也不具有这些，而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因为上一代对这个最熟。

代际冷漠的延续：前辈对“社会责任”的冷漠态度，早早地种植在子女的认知中。子女在海外就更难培养出历史使命感。这种代际循环，逐渐固化为“传统”，以致中国家庭教育在价值层面趋于狭隘，只关注个人得失，而非公共利益。

体制管控和收编：海外学生群体被官方控制，真正广泛而自由的思想交流和有组织的行动空间非常小。

【历史地位】

很多留学生虽然融入了所在国社会，却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特别在中国的文明和进步发展中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历史作用和定位。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中，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一群人。

【结论】

历史证明，留学生曾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者和精英力量。

而当代留学生从整体上看，已失去了他们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和作用，成为了一个沉默的群体。

这种“边缘化”现象，不仅是个体选择，也是中国社会结构与政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反思】

未来留学生，是否还能找回知识分子应有的角色，或仍躺平为没有历史责任感的技术阶层，继续贡献于中国历史的周而往复永无休止的轮回运动，让我们的后辈也代代相传下去？

【悲观的前景】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留学生群体将继续是一个庞大但空洞的群体：虽然他们拥有潜在的社会影响力，却因价值观缺失而自我阉割和选择缺席。

把留学生群体作为一个抽样看中国的知识阶层整体，还可能意味着，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国的知识阶层难以发挥应有的公共作用，以致社会进步仍将迟缓、反复、迷茫、缺少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