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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年”看祖国的历史圈圈》

九哥 （在日挪籍华人）

旧的一年就要过去，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再下去又该过年了。

去年过年，我从日本回了趟湖南老家。见到了家里所有的人，当然还有年近八十的老母亲。闲不住，便帮母亲改了改她的自传《平凡的一生》。在《童年》里，我找到这么一段：

（母亲自传开始）记得那是1927年，年三十，各人拿出自己的炮竹灯笼，玩具。我穿上新衣，骑上纸花马，前后纸马里点上蜡烛，好不快活、好不威风。

晚上，我们家人（有父母和我们十三个孩子）都聚在一团，按照妈妈广西的风俗吃年饭。可我们不叫吃饭，因“饭”同“犯”同音而忌。我们吃一种“粉利”。“粉利”是用大米和糯米粉搭配做成的长八寸、酒杯粗圆筒形的东西，有些还着色，放水中浸泡。三十晚上拿出来切成丝，和肉丝、蛋丝、姜丝、葱等一起炒熟即成粉利。过年吃这种东西，表示吉利。

过端午节妈妈包的粽子也与众不同；不包羊角形，而是枕头形，内放火腿条，或鲜肉条，用酱油、胡椒粉、味精浸泡后，再放进粽子里包紧煮熟。妈妈包的粽子既香又鲜，冷了尤其好吃。（母亲自传完）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那个时候的外公，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一个中学老师，就配养活一个专务主妇和十三个孩子！不但养活了，过年还给得起孩子们穿新衣，骑纸马；吃肉丝、蛋丝、姜丝、还有葱做成的粉利；过端午节还有粽子，还不是一般的粽子，而是里面放了火腿条，鲜肉条的粽子！

70年后的今天，不去管计划生育，是不是也有中学老师能像我外公那样能干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去了一位名牌大学的教授家。

“养十四个人？”教授像听了天荒夜谈一样：“我们的前辈就是不同。也难怪我们中国人，随便走到哪里，只要一提起祖宗，就会眉飞色舞讲个不停。”

教授当然是谦虚。教书的，什么时候都一定能养得活十来个人。

可惜我的父母不是教师，而是国家干部。所以，我虽只有四兄弟，小的时候，却从未有过穿新衣，骑纸马；吃肉丝、蛋丝的记忆。仔细想一想，鞋子倒是有一双。

那是在1961年，地球还处在温暖化之前。（当时我6岁，刚进了小学一年级）记得那正是过年的前夕，冰天雪地，室内都在零度以下，室外的气温就不敢去记忆。从家里到学校有三里来地。每天，七岁半的哥哥带着我要走半个小时。

走路倒不怕，痛苦的是那双黑色的旧套鞋。因为没有鞋垫，母亲就在鞋里铺了些稻草。因为没有袜子，父亲就找来两块破布把我的脚包起来塞进鞋里。又因为那套鞋本来就很旧，加上还太小，一塞就破了。父亲无赖，那天只好借了公家的脚踏车，皱着眉头把我送到了学校。（当然只是那一天，以后，就都是自己的脚拖着那双鞋去上学的）

要过年了，我的大脚趾从鞋里钻出来向妈妈鞠了一躬。妈妈看都没好好看，就：“知道了，等年三十再说。”

年三十终于等到了。清早，妈妈就拿了双红色的套鞋给我。我惊喜地扑了过去，接过来一看，不像新鞋。再仔细一看，原来就是我那双破鞋，只是用自行车的旧内胎包了一层，给黑色的鞋子披了件红外衣。

我仍兴致冲冲地立即穿在脚上，迫不及待地往外跑。外面的路上都结了冰。找到一片薄冰的地方，我用脚跟砸开冰层，很勇敢地将右脚踩了下去，“水啊水，这回我可不怕你啦。” 正得意，一如既往，水还是毫不客气地浸了进来。真他妈懊愤。

我瘸着一只脚往回跑。母亲看了，拧起我因还没解冻而不知道痛的耳朵：“今年还只帮你补了双鞋，就是不爱惜，好东西你不在得（不配）穿，以后就打赤脚（光脚）算了。”说完她叫我把鞋脱掉，掏出里面的稻草，烘在煤火炉不远不近的地方。

我除了用左脚打摆摆（用一只脚跳着行动）以外，就只能坐在被子里，看着家里其他的人过年。

年三十饭，我也还有点记忆。因为是过年，比以往奢侈了很多。主食不仅在红萝卜白萝卜红薯丁里混入了少许白米，（父母当时在省直属机关工作，享受红萝卜白萝卜红薯的特殊待遇）还添了一个菜。吃着，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了句：“好久没吃肉了。”本来是自言自语的话，没想到引起了弟兄们的共鸣。这时只见父亲一抬手、、、啪地一巴掌打到桌面上，“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你们还妄想、、、、、、”

我当时很委屈，没有肉吃，想想都不行吗？！

父亲那一巴掌虽然没有落在我身上，却一直留在我心里。

小时候只听说做了驸马，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每天山珍海味。哪有做主席不吃肉的呢？几十年后，我托管图书馆的弟媳查了史料，才发现父亲并没有骗我们。当时，确实有毛主席听说饿死了不少臣民，决定暂停吃肉的记载。

1977年，当时才20出头的我，也帮着政府下乡教过老农们种田。在我主管的芭蕉大队里，有一个小小的山坡，那小山坡上挤满了小小的墓碑。住户家兄弟告诉我，那些都是60年前后为大跃进牺牲的人。（据说全国销了约三千万30,000,000个户口，拿我现属的国家挪威，等于全国的总人口，每人要死7次半）

呜呼！面对着这些饿死鬼，想起我6岁时“好久没吃肉了”的怨言，是多么的可耻、、、、、、

2001年过年，离1961年过年又进步了40年，我从日本回到湖南，又凑巧赶上童年朋友们的再聚会。可谓：记得少年骑竹马，转眼又是白头翁。童年的伙伴们（除我以外）都已到了祖国栋梁的不惑之年。

餐前大家先拜访了周伢子的家。（他搞得不错，在某某公司当老总）宾馆似的建筑，大理石的走廊，电梯上到十几层，走进他的豪宅，50多平方的客厅，两边还有两卫两餐卧室若干，其装修摆设，连我这自以为见过宇宙的假洋鬼子也旺洋兴叹。

周伢子看着我半开的嘴，用不好意思的表情说：“怕影响不好，没敢放肆装修，跟你外国不好比。”

接着钱百哥问：“周总，今年过年，你们公司发了多少（钱）？”

“比去年少点，只有Ｘ万。”他把“只有Ｘ万”谦虚地说得很肯定。

“过个年就可以发Ｘ万，这么说来，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的郊区！”正当我为祖国的迅速发展而准备感动，羊满哥走了过来，钱百哥又转过去问他：“羊厂长，你们那怎么样？”

“能怎么样，还不是三分之一的留厂，三分之二的下岗。” 羊满哥把这句话朗读得像小学背熟的课文。

“下岗是什么？”脱离了群众多年的我，问得很不好意思。

“不懂了吧，这是我们中国的专利词，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外国鬼子听不明白。” 钱百哥从小就喜欢欺负人。

“别理他，九哥又不是真正的外国人。下岗就是失业。”羊满哥、（现在应该叫他厂长了）还没修成钱百哥那点幽默。

“那下岗了的怎么办？”我追问。

羊厂长又解释：“还能怎么办，每个月打发二百块‘生命维持费’。”

“二百块能做什么，还不够我去桑拿泡个按摩澡。”钱百哥在外面做包工头，见识当然很广。

“工人不来造你的反吗？”我有点替羊满哥厂长担心。

“又不懂了吧。现在不兴“造反”了，如今叫“出事”。” 钱百哥又捡了个表现的机会。

羊厂长接着说：“厂里的人出事倒不怕，我就这么点肉，要能够他们吃饱一顿，把我煮了也行。真能那样，对师傅也算是个交代。我师傅是老厂长。记得师傅把厂办的钥匙交给我时说：‘这个厂是你师爷带着我们几个人搞起来的，搞到今天四百多号人不容易啊。我看你比我崽强，这把钥匙交给你，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让厂垮在你手里。’我给师傅拍过胸膛‘我向你保证：有我羊德在就有厂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起了英雄王成‘有我在就有阵地在。’可厂里现在是这个样子，我还有什么脸去见师傅。本想躲一阵，等厂里好一点再说。没想到前阵子师傅生病没钱住院，他儿子跑到厂里，趴的一下跪在我的面前。怎么得了，下岗前他是我师兄，比我还大几岁。都50出头的人了，跪在我的面前，你要我怎么办？就这一千块钱，再没有了、、、唉！师兄也知道，一千块钱，那要从厂里下岗的一家人口里掏半年。以后也没再来为难过我。”

“你也没再去看看你师傅？”我问。

“没有。”

“这就是你不好了，师傅犹如师父，你不能忘恩负、、、、”没等钱百哥说完。羊厂长跳了起来。

“我拿什么去看师傅，空着手说我看你死来了！”停了停，又说：“我也知道师傅就是师父，师父又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这样自私，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就不要厂里其他人的命！”

我没敢再多问，钱百哥则劝羊德不要太激动，他却说没什么，只是掉了根头发在喉咙里。

晚饭的餐桌上当然是今非昔比，猫肉狗肉兔崽子肉，无奇不有，不应有的尽有。（在国外，狗是人类的朋友；连朋友的肉都有，还有什么没有呢！）一碟没完又来一碟，而且碟上加碟。我很乡巴老地问了问旁边的钱百哥：“这一桌得多少钱啊？”钱百哥很“酷”地：“也就十来张老毛，千吧块吧。”他看看我很不潇洒的样子，又补充说：“别怕，有公司签字的。” 说着，他夹了块狗朋友在空中画了个圈，得意地吹：“我什么肉都吃过，就差没韵熊猫豹子肉的味了，什么时候有机会、、、、、、”

千吧块钱的餐桌上，老显出那50岁的儿子、为了千吧块钱给父亲看病而跪着的样子，还有每月拿二百块‘生命维持费’养家的人们，我只觉得湖南辣菜搅得肚肠很痛，至于其他的美味，没品出个什么名堂。

我们这些朋友们，都是在一个红旗下生一个红旗下长，都是一起玩油板打弹子，都是一起挖红薯根填肚子。为什么到了今天，为什么几个人的一顿饭竟然可以吃掉另一家人半年的呢？这是否就是现在流行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当然，一个英明的政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适应的口号，必有他无可奈何的道理。

万物竞争，优胜劣败。历史自然是无情的。

问题是：如果人类的历史，都是从人人都贫，到少数人富，又到多数人富，再到全人类富的话，那在我母亲童年的20年代，就已经达到少数人富的水平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用40年的时间过度到60年代的人人都贫，又用40年的时间从人人都贫再发展一次，才达到今天的少数人富呢？

如果花了80年的时间，费了那么多枪炮子弹，还有无数同胞英雄狗雄的生命，仍不能实现我母亲参加革命时所理想的那样：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结果只是调了个庄家换了群人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民族，是否真的值得庆幸？

有一次我做梦，碰到了那个姓“马”的外国人，便抓着他，硬要听听他对当今中国的社会在作何感想？他说：“我理想的社会主义，不是这么个意思。”原来做学问，可以这样不负责任。

好在如今的江政府似乎已经领教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在极力彻底从历史的圈圈里跳出来，步人之后尘走那条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使人类进步的“科学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历史的包袱是那样的沉重，沉重到靠家里人已经很难移动，而不得不利用外面的WTO。像历史上所有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变革一样，这一次，又要付出多少百姓为历史的车轮铺路！

我老九不是个搞政治的，中学时的历史也总不及格，所以一直没搞懂，为什么我们中国比人家早走几千年，到如今反落后人家几十！？

九哥于日本2001年12月28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