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17岁时，是村子里有名儿的漂亮姑娘，也是有名儿的苦命丫头。姥姥早在妈妈12岁那年去世，没有母亲，妈妈不可能再有撒娇的机会。姥爷是个严厉的土秀才,姥姥去世后，他以为教给女儿三从四德的责任完全落在了他的身上，他的严厉加倍了，烦躁也更多了。所以，五年中，妈妈学会了藏在门后流泪，学会了无条件地服从，学会了没有母亲的孩子通常 有的那种自卑和暗暗的坚强。

　　服从的结果是，17岁那年，跟不认识的爸爸结了婚。那年我爸爸19岁，年轻健壮，但长得不好看，而且爷爷的吝啬和奶奶的刁蛮是早有流传的。妈妈心里不愿意，但她不敢说。穿上一件大棉袍，妈妈便成了周家大儿媳妇。

　　奶奶是个典型的旧时代婆婆，妈妈也就相应地成了典型的旧时代媳妇，晨昏定省自不必说，侍弄园田、女工浆洗，从很远的大井里挑水、堆柴垛、砌炕、掏粪池……一大家子的大小活计多半由妈妈辛劳着。奶奶经常有不满意的时候，大声地敲着锅帘让半个村子的人都听到她骂妈妈的声音。妈妈就躲到门后去，不停地做着手里的针线。妈妈不能像别的媳妇一样，受了委屈可以回娘家，妈妈嫁过来不久，我姥爷就去世了，妈妈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娘家的人。我最小的姑姑那年才4岁，她喜欢妈妈乌黑的大辫子，妈妈把她看做在周家惟一的安慰。因为爸爸整天在生产队里赶马车，从不管她在家里怎样，所以，妈妈对爸爸，从开始的陌生很快变成了恨。

　　只几年时间，妈妈的身体就累跨了，严重的气管炎使本来就瘦小的妈妈更加憔悴，爷爷奶奶就鼓动爸爸休了妈妈。爸爸找个理由跟爷爷奶奶分了家。

　　分了家以后，妈妈把积攒了多年的眼泪和怨愤都喷发出来，妈妈经常对着爸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不是生了这几个孽子，我早就不跟你过了！”憨厚的爸爸抽着旱烟蹲到房檐下，一语不发。说这话的时候，往往是妈妈手里还缝着爸爸的旧衣或者团着爸爸最爱吃的馒头。妈妈生气是从来不耽误活计的，但她会打我们，用树条儿用笤帚把儿凶狠地打，大哥自然挨打最多，这种发泄妈妈坚持了近30年。30年里，妈妈先后送两个小姑子美美地出嫁，一人承担起照顾公公婆婆的义务，然后是奶奶带着对妈妈的歉意和感激去世，爷爷过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享受妈妈亲生女儿般的孝敬。

　　对公婆的怨恨早就化成亲情，但对爸爸的恨，不知为什么，反倒更加深刻。爸爸从来都不会送来一句暖心的关怀，妈妈说自己都不如爸爸用来驾车耕地的马。小时候不懂得体会父母之间的感情，等到稍谙人间情事时，才知道妈妈的委屈，甚至曾立场鲜明地鼓动妈妈跟爸爸离婚。而这时的爸爸妈妈已有了六个子女，吵着闹着也过了半辈子啦。

　　突然有一天，妈妈不再骂爸爸了。30年的习惯一改，我们感觉有点儿异常呢！难得的平静中，我们发现，以前常常扬言要“休”了爸爸的妈妈，跟爸爸一起，老了。那是慢慢地变老吗？在我们看来，却是太迅速了。

　　这时候的爸爸妈妈把儿媳娶进了家，送女儿出了嫁，穿得暖吃得好住得也宽敞了，他们便安静地在热炕上抱孙子、玩儿牌、说旧事。妈妈问爸爸：“你对我不知道体贴，可是你不打我。人家都打老婆你咋不打？”爸爸便扬起头装作不屑地说：“瞅你长得那么小，我一巴掌还不把你扇到南京去？扇到南京去了谁哄孩子啊？”妈又问：“当时你咋不听咱妈的话休我？”爸便不让妈再提这件事。偶尔妈妈会跟爸爸讨论谁先“走”的问题。妈妈会说：“我体格不好，肯定我先死。我先死了你咋办？”爸爸就说：“人家都说平常病病歪歪的人更禁活！说不定我死在你前头。”

　　已进入老年的爸爸妈妈就这样变得温和下来。

　　1995年冬季，我回老家探亲。那年爸爸62岁，妈妈60岁，都花白了头发，佝偻了身板。一天，爸爸跟妈妈说：“我肚子不好。”妈妈在爸爸小腹左侧摸到了很大一个包。妈妈说：“看看吧，别是啥不好的病啊！”爸爸说：“吃点消化药就能好了，看啥看？一辈子不知道啥叫有病呢。”可是没几天，爸爸便在一场经夜不歇的疼痛和呕吐后明显地支撑不住了，爸爸脸色苍白、神情无助地倚在妈妈瘦小的身旁，像个软弱的孩子。妈妈疼惜地看着爸爸，不知所措又极力装作有主张的样子，实际上她除了不停地咳嗽，几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诊断的结果是，爸爸患的是结肠癌，且是晚期。我们跟妈妈说爸爸得的是脂肪瘤，与那年被马踢伤有关，等到预约好日子去做个小手术就好了。妈妈信，妈妈没文化，子女们都念过大学，她信有学问的人说的话。妈妈一边给爸爸盖炕毯一边说：“这就行，我还怕你得啥不好的病，咱这个小堡子哪年不走两三个得癌的。”爸爸自然也被我们瞒着，就笑：“我得给你找好了老伴儿后再得那个病。”妈妈精心地为爸爸熬着粥汤和菜汁，一口一口地喂着爸爸。

　　爸爸手术的日子快到了。天不亮，妈妈就起来收拾要带的东西，也把自己简单收拾了一番，看得出来，这次她是决意要跟着一起去医院的。在等待车来的时间里，她不停地看爸爸。爸爸躲避着妈妈的目光。后来爸爸语气坚定地说：“你别去了，在家看门儿。又不是大手术，别让我上手术台心里还不干净。你啥忙也帮不上，别在那儿给孩子添乱！”妈妈不干。爸爸生气了。我们连忙跟着说：“爸爸生气对手术很不利，妈您就别惹爸爸生气，听爸爸的话在家看门儿，我们都去了，家里咋办？再说离手术还有两天呢！”

　　妈妈站在冬日的晨风中看着我们上了车，我们装作无视她的泪水。

　　两天后，医生来给爸爸下胃管，做术前的准备工作。爸爸的眼晴因迅速消瘦而变得很大，他沉默地用目光搜索着围着他的人群，几个子女、二舅、老姑、三姨……看完一圈又一圈。放下心来，却又充满期待。我们知道爸爸想看见又怕看见的那个人。爸爸被送进六楼手术室，冰冷的手术器械在爸爸的腹腔里操作着，天渐渐黑下来，原来设想两个小时的手术延长了四个小时。这样的等待，寒冷、漆黑、恐惧，充满任何一种幸与不幸的可能。

　　而在这正值冬季白昼最短的日子里，一个瘦小、软弱、没进过城坐过车又不识多少字的农村老太太，为了行走轻便，穿着很单薄的棉衣，只揣上几十块钱就出发了。这个固执的老太太——我的妈妈，就这样一步一步从乡下走到20里外的镇上，再从镇上不断打听着走向40里外的市人民医院！凛冽的寒风不时令患有气管炎的妈妈不得不停下来剧烈地咳嗽，然后再直起腰来，继续着漫长而坚定的行程。车辆和行人渐渐稀少，连那片积雪的田野也变黑了。妈妈就朝着灯光最稠密的地方走，她听在城里工作的子女们说过，城里到处都是灯。终于，她走进了两排路灯中间。她问旁边卖烧烤的一个年轻人：“孩子，这是开原吗？”年轻人忙着手里的活儿，没理妈妈。站在烧烤灶前，那炭火的热浪迅速融化了妈妈发丝上和眉睫上的冻霜，妈妈再用沙哑的声音问一遍：“孩子，这是开原吗？”年轻人简短地答：“是。”话音没落，妈妈一下子哭出来：“可算到啦！”年轻人停下来，问：“大姨您去哪儿啊？”妈妈说：“医院。孩儿他爸做手术，怕我看，可是不看哪儿行！医院往哪儿走啊？”年轻人想了想，把炉子交给别人看管，把妈妈送到医院。

　　看着泪流如瀑、因恐惧担忧到顶点而不停地发抖的妈妈，我们都呆了。

　　该用什么感情来定义这整整一天的行走和寻找？我怎能再嘲笑上一辈人那极至朴素的人性里深含的爱的力量？！我也曾经为了我的美丽爱情而不顾一切地要离家，那时妈妈反复问我，你是爱他那个人，还是他身上的生活，还是那个城市？那时，我根本就不屑于思考这个问题。

　　没日没夜地陪伴术后的爸爸，忍受爸爸疼痛发作时拼命的抓打，妈妈拖着咯血的病体支撑着爸爸走完人生最后一年半的时间。送走爸爸以后，妈妈的耳朵聋了，眼睛混浊了。妈妈在我的家里，一个人寂寞地玩着纸牌。她又开始不停地说爸爸的坏话，往往是说到一半的时候就把头低得更深，怕我看见她的眼泪。

　　那天我小心翼翼地问妈妈：“妈妈，您是不是，其实，挺爱爸爸的？”妈妈嗔怪地瞪我一眼，然后说：“啥爱不爱的，反正会惦记会心疼。”

　　在妈妈的爱情面前，我终于明白我曾经艳丽缤纷的城市爱情为什么终不能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