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小楼与程蝶衣：一生一旦，霸王与虞姬；台下的兄弟，台上的夫妻。一段无望的爱情，有掩盖不住的丝丝血腥气味。

　　第一次兵戎相见，是在一九四三年。

　　那会儿大伙仍在日本人手底下苟活着，得过且过。一群酒肉朋友簇拥着，在陈先生家大吃大喝，还各捧个名贵细瓷盅儿斗蛐蛐。

　　小楼的铜甲将军屡战连捷，就有人帮腔恭维：“真是霸王，养的蛐蛐也浑身霸气！”小楼志满意得。

　　此时，蝶衣由小四及催场先生引领了来，催小楼上场。小楼不动：“你没见我忙着呐？”蝶衣恨他吊儿郎当，一急，把盅儿拨拉到地上去，碎裂。

　　小楼心气不顺：“找人赎行头去吧。进了当铺了。”蝶衣也气：“段小楼，你这是好架势。难怪当铺钱老板乐得多出点供你大爷花花，就是看准你不会当死，明天又有人给赎回来了。”“谁管明天是什么日子？如果日本人亡掉我们，谁有明天？”“你没有明天，我可有！”“是，你有！你天天抽‘这个’，不仅嗓子糟蹋了，扮相也没光彩。你就有明天？”“你花钱像倒水一样，倒光了，谁照应你？往后我俩真拆伙了，谁给你赎行头？”“你不爱惜自己，还能够唱多久？到那个时候，你不拆伙，我也不要合演！”终于越说越僵。两人血气上涌，千愁万恨。

　　蝶衣万念俱灰：“我们拆伙吧！”小楼也怔住，不能自持，张口结舌的望着他。孰令致此？

　　孰令致此？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千般怨恨，万般无奈，皆由“爱”生。

　　一九四九年，解放。中央为了提高没读过书的工农兵干部及民间艺人出身的演员的文化水平，便安排了一个“扫盲识字班”。一个穿列宁装的青年姑娘，也就是老师了，在黑板上教生字。

　　她先写了个“爱”字，然后提问：“什么是‘爱’？”一个老太太答：“就是对人好。”一个老将军答：“我没有爱过，所以不明白。而且我也不认得这个字，我常常写错了，写成‘受’字。”问到蝶衣，他支吾：“我也不认得，‘爱’跟‘受’总是差不多。”老师就笑：“这‘爱’怎么同‘受’呢？受是受苦、受难、受罪、忍受……”其实，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蝶衣的爱便是“受苦、受难、受罪、忍受”。

　　不甘心不放手。又注定不会得到。

　　沉默的火山爆发起来会释放骇人的能量，压抑的爱火蔓延起来足以燃毁一切。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作为旧社会的戏子，文艺界毒草，小楼和蝶衣倍受凌辱，尊严扫地。

　　这一日，轮到两个红角儿“互相批斗”，“互揭疮疤”，“把丑恶的嘴脸暴露在群众脚下”。

　　小楼和蝶衣二人，被一脚踢至跪倒，在火堆两边。在绿军装，红臂章的娃儿控制下。

　　起初二人只道些诸如“爱斗蛐蛐”、“爱睡懒觉”之类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小事，直到小楼失口提到“袁四爷”这个名字。

　　那时蝶衣终生不愿再看一眼的疮疤，把他猛然一揭，血污狼籍。

　　蝶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诉冤了：“段小楼！你枉披一张人皮！你无耻！大伙听了，他的姘头，是一个臭婊子……那双破鞋，向他勾肩搭背，放狐狸骚，迷得他晕头转向……他为了一只破鞋，连命都不要呢！他贪图威势，脱离群众，横行霸道，资产阶级遗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工农兵，他是黑五类，是新中国的大毒草！”小楼震惊了：“菊仙是真心的！……虞姬这个人才识资产阶级臭小姐，国难当前，不去冲锋陷阵，以身殉国，反而唱出靡靡之音，还要跳舞！”蝶衣神志不清，兴奋莫名：“我们要把这对奸夫淫妇连根拔起，好好揪斗！斗他！狠狠斗他！斗死他！……”蓦地，他住嘴了。在烈火和灰烟中，他看到小楼一张脸，画上他也看不明白的复杂的表情。

　　电闪雷鸣，血雨腥风。两人一瞬间便楚河汉界，咫尺天涯。

　　孰令致此？还是一个“爱”字。

　　从二人初次见面起，就注定了往后一生理还乱的纠缠瓜葛。

　　血雨腥风有时尽。

　　及至十数年后二人香港重聚，共唱最后一折《霸王别姬》，已全然不是旧时模样。

　　刹那间换了芳华。一切都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