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与我

（八）

桦树

南加州，情人节过后就是春天，上帝为相爱的人们营造着情调，让所有的色彩在此刻绽放出来，门前庭后，柳丝榆荚，花飞花落。我们宿舍楼旁边，大片大片地盛开着金红色的君子兰，这种花曾在中国价值连城，一株高达万元，对当年每月薪资几十块钱的百姓来讲，瞅一眼都觉得尊贵无比。我看着它们漫坡漫野，如此不羁地乱开着，顿时觉得所谓的尊贵味同嚼蜡，孤单苍白，是人为制造的俗耐，哪里比得上这种亲近得可以把脸贴上去的随便和美丽。

然而，上帝却忽略了他的玛丽，这个如此虔诚信奉他的子民，像一朵没有阳光雨露的花儿似地日渐枯萎着。

日子终究还是要过，玛丽不再打电话麻烦修女，变得寡言也更加爱吃巧克力。她每天一包接着一包地吃，就像有些男人一根一根不停地抽香烟，随之身体肥胖开来。诸位想必看过富态的陈文茜主持节目吧，文茜小姐也酷爱巧克力，只是控制每天只吃一颗，吃的时候是她一日里最美妙的时刻。玛丽不要自制，我看着她身上鼓迸出来颤颤暄软的肉，心下可惜。

有天课间，我匆匆跑回宿舍寻忘记带的书，推开屋门，见玛丽木然坐在床前，我惊讶地问为何不去上课？她轻轻地答不想去。我有了不好的感觉，就说与其你这样浪费时间，不如跟我去上课吧，看电影。她乖乖就跟着我站了起来。

我酷爱看电影，选择来美读书，彻底满足了这个难以克制的欲望，仅这一点，我就永不言悔。系里在好莱坞拥有一个全美国最大的电影资料馆，应有尽有，读研究所的那几年，我几乎没有一天不看电影，上课看，下课也看；白天看，晚上也看；校内校外。过去只能在世界电影史上读到的影片记载，竟一一全部亲眼目睹了 -- 好比法国新浪潮仅有的几只拷贝， Alain Resnais 的 "Last Year at Marienbad" ， Jean-Luc Godard 的 "Alphaville" ， 意大利的写实主义，法斯宾德，黑泽明等等等等，每部一看完，就被教授要求写评论，尽管好受，但也折磨，看到想看不敢再看，压力重重。

我领着玛丽进入大放映室，暗黄的灯光下，找了边上的位子坐下，很多同学转过脸来看她，目光诧异，还好玛丽看不见。那天的放映迟迟不开始，却越来越多的人走了进来，黑压压地乱头簇动，因为我们在等一部重要的片子，前苏联的早期影片《战舰波将金号》。此影片是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 1925 年的作品，在世界电影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蒙太奇的手法在影片中的运用把电影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

我让玛丽耐下心等，并给她大致讲述了电影的背景。几个关系近的同学走过来打招呼，我给他们彼此介绍认识，玛丽有点儿腼腆木衲，但看得出心里是欢喜的。

回到宿舍我们从俄国电影聊到俄国小说，玛丽说过去曾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知道的不多。她说话时情绪还是沉沉的。

……

春季学期开始，玛丽递过一本软纸皮的书，让我念给她听，我接过来正反面翻了翻，是屠格涅夫《罗亭》的英译本。问怎么有时间读小说？她答选了一门俄罗斯文学课。我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吧，那些长长的英文名字我读不利落，玛丽说，名字是俄文。

几天后，有人推车送来了成堆的大盲书，都是复制的俄国小说，玛丽着魔似地价日沉潜在里面，好似文革中我读翻译小说时的那种痴迷，可能和她当时的心境有关。一天深夜我忙完功课已经两三点钟，玛丽还在窗前读书，我就蒙头先睡了，早晨睁开眼睛，她还原封不动地坐在那里，像是一块捏好的石膏。我起身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的肩膀，谁也没说话。

晚上，她突然告诉我想转专业，去读俄国文学的博士学位，我说你疯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法学院的，更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从法学院的正门再走出来。她默不作声。

……

“俄国文学很独特，与其他欧洲各国小说风格相差很远，”玛丽那几天张口闭口就是这个话题，“为什么它这么吸引人呢？”

“很复杂，连幅员辽阔，寒冷，苦难，粗燥，都是原因之一，早期没人把俄国文学看在眼里，英法视他们为二等公民。”我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头下，闭着眼睛跟她瞎聊。

“嗯，我找不准怎么来表达它的震慑力 …… ， ” 她蹙着眉。

“ 粗犷，野，萧瑟坚硬的压抑，这个写实的整体基调，是它深沉的魅力所在。 ”

“ 对，那感觉，描写欢快的片断读来心也是沉的。 ” 她声音有点儿激动。“教授要求每人挑一个作家来写，你说选谁。”

“如果是我，我选普希金。伟大的诗人，尽管他小说只写了几个中短篇，没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等等那么恢宏， 30 几岁就决斗死了，但他是里程碑，从他开始了真正的俄国文学。”

“桦树，我很惊讶在中国还能受这么好的教育，听说中国很落后，你居然知道这么多。”

玛丽的话让我觉得刺耳，那时我特别敏感爱国，现在想来不可思议，尽管她说的不算是坏话，我已经不以为然了。我说：“呵呵，别忘了苏联是中共的老大哥，俄罗斯文学在 20 世纪初就介绍到中国，我上一代的人，受很深俄国的影响，有俄国情结，对这些俄国作家和作品更都是耳熟能详。反而是大多数的美国人对中国一无所知。”

玛丽吃惊地使劲儿点着头。

……

现在回想起，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长谈。不久，我陪尼克布郎教授去中国讲课，离开了一段时间，返美后我抽签不中，被迫搬离宿舍。后来我还常去探望玛丽，她也会来系里找我，然后在北校园喝杯咖啡，聊一聊。直到我出去做论文，繁忙无比，彼此就失去了联络。回校后我到法学院找她，秘书说玛丽已经毕业了。

90 初年的一个清晨，电话铃声响起，我还在睡觉，闭着眼摸到床头的电话。

“喂，是桦树吗？ ” 那边响起个女子的声音。

“我是，请问哪位？”

“我是露丝，学院通知你去意大利参加世界第一届学生电影节，代表 UCLA 和美国。”

我愣了一下，代表美国？心想可我是外国学生呀，而且已经毕业了。

“还有谁去？”我问。

“ Alexander Payne 。”

“怎么去？”

“今天到学校来拿机票和有关的材料。”

……

到学校找不到停车位，我只好把车停在很远，从校园的这一头要走到那一头，足足费了我半个小时。走到北校园的图书馆时，看见前面一个大胖女子柱着个白棍子，知道是个盲人。突然我有种熟悉地感觉，就加紧脚步小跑地追上。

“玛丽，”我试探地叫。

前面的胖子停住脚步，凝神谛听。

“ 玛丽，是你吗？ ” 我又叫了一声。

她转过身来，棍子扔在地上，两臂张开。

“奥，桦树。”我们抱在一起，她摇晃着我，我的身体陷在暄软中。

我问你不是毕业了吗？她答又回来念俄罗斯文学的博士学位。我松开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真棒，玛丽。”我非常吃惊她的执着。

“我在 PBS 看了你的电影，看了两次。”她兴奋地告诉我，“我还去跟他们要你的电话号码，可是你搬家了。”

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