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黄暮秋说他有时间了，问我要翻译什么？我说两件事情请他帮忙：第一，中央电视台委托我在好莱坞连续聘请著名的电视广告人为他们讲课，如我有时间，一般会与之同行，并充当翻译。但那一年我无法抽身，就让他们自己去，临行前我需要把所有携带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广告语的翻译很艰难，因为多有言外之意和潜台词， Copy-writer 本身就已是个极具挑战的高薪工作，短短几个字，就可能让人一个星期磨白了头发。国内的翻译如果不是专业人，往往将意思曲改成牛头马面，听者听完冒名奇妙。第二，钟阿城为我写了小小一段解说词，表面平淡无比，但是用心很深，我需要翻译成英文，不但要文字准确，还要翻出看不见的东西。

他看着我，若有所思。“你要求很高”。

我闭了一下眼睛，表示不否认。

“那我试试。”

“有些用语，比如说 dry idea ，你知道怎么翻吗？”我问。

“干点子？”

“嗯，国内现在有这个时髦用语了吗？”

“有了。”

从下午开始，他就一个人坐在我剪接室的另一张桌子上工作，我出去给他买了一杯新鲜的热咖啡，还带了下午新出炉的巧克力 cookies ，放在桌上，他头都没抬。

吃晚饭时，他带着一部分草稿，给我念，念着念着自己也兴奋了起来，说未有这种体验，很好玩的。有些词汇我跟他商榷，说我的理解应该是另一层意思，他一点就通，绝顶聪明，我发现他天赋异禀。

我们坐在一家日本餐厅的院子里吃饭，地上铺着大块的青石板，天儿冷了，风吹过，觉得深深的寒意。我穿上外套，并把领子竖了起来，说你快回家吧，这些稿子不急，我还要赶回学校。他说因天黑，所以要送我，到了楼上，他居然也坐下来，继续翻译他的稿件，一眼也没看我。

那天晚上我们工作到凌晨 4 点，他最后把所有的文稿整整齐齐地摞好，摆在了我的案头。

我说很感激，不知该说些什么。他说出门靠朋友嘛。

从那以后，我们常常来往，他很喜欢打电话，可是因为我时间太紧张，总是跟他说不了几句就挂断了。有一个周日，我已经再不能坚持工作，决定要彻底地睡一觉，没想到上午 9 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是黄暮秋。

东聊西聊，其实没什么大事儿，我很想继续再睡，可是不好意思挂断。印象里我觉得黄是个话不多的人，可不知为何，他在电话里持续地讲话，就像是停不下来，令我十分诧异。大部分时间我在听，偶尔嗯一声，他完全没感觉，似乎就像喃喃自语。我把电话放在旁边，转头又睡，一觉醒来，发现话筒对方还在说话，而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就在出事前三天的中午，我在学院楼上的小放映室里。一个教授开门进来，说楼道里的公用电话有人找你。我太吃惊了，连我都不知道公用电话的号码，谁会把电话打到这里？教授耸耸肩膀，也觉得莫名其妙。

我跑出去，拿起电话问是谁？那边响起来黄暮秋的声音。他说：“我需要你帮忙，很重要的事情。我的车停在你们系的第三停车场，我在那里等你。”我急忙问发生了何事？他说见面再说吧。

他把车开到学校附近的一家中餐馆，我记得名字叫“上海”，餐馆不大，挂着一幅广东人喜欢的那种金边大镜框，里面是数匹飞马，绛红色的屏风，俗气陈旧，弥漫着油腻的味道。我挑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黄坐在了我的对面。

我安静地等待着他开始。他眼神游移地看着我，终于说：“有个同性恋组织在跟踪我，很长一段时间了，你要帮我。”

瞬间，我的鸡皮疙瘩从耳后根蔓延了开来，呼吸顿时停住，眼珠睁圆地看着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