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写安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会感到一丝奇怪的沉重，仿佛这自觉 的使命，推卸不了，却也完成不好。但有一点我明白，这“奇怪的沉重”来自安 忆的心。安忆的心有多敏感！安忆的心有多细致！安忆的心有多深的思考、多大 的包容、多痛的记忆！还有，安忆的心有多么明了的直觉、多少鲜为人知的掩藏 ！安忆的心，使安忆的小说变化无穷。

　　所以，写安忆，是个困难的差事，因为无法概括，就像读她的小说，你很难 用三言两语说明意思。我想，读安忆，也只能感觉。读她的文章，读她的小说， 总有一种隐隐的、期待的心情；对安忆是否又有新发现？

　　这种“不断发现安忆”的心情，有这样几次，印象较深，一次是１９８９年 。８０年代末，我写了一系列女人的故事，编成一部小说集，名为《天生是个女 人》，请安忆写序。我的这些故事，大都反映了中国女性在开始变革的社会生活 中逐渐苏醒，并朦胧地希望“换一种活法”的故事，小说集所容纳的故事虽林林 总总，可我对小说里这些女主角的认识也只是茫然。

　　安忆的序，在分析了我的故事和人物后，一语道破地指出：“看来，这些‘ 新女性’，无论换多少种活法，结果都是在一个固定的樊篱之中，这个樊篱就是 男人。接下来的问题是，她们能不能冲出这个樊篱，或者说，这个樊篱是不是她 们想冲出去就可冲得出的。这是一个人类的命题，也是一个人性的困境，这困境 是在人性的深处，可说是核心的地位。陆星儿走过许多路，终于到了这一个困境 ，我希望她不要因为害怕困难而回头，或者绕道而行。”

　　安忆提出女性的这些问题，是“人性的困境”，她把问题一下点到最要害的 “穴位”。读到安忆的“三恋”，看她演绎爱情故事，赤裸裸地面对着“人性的 困境”，人物和故事都惊心动魄。我从安忆给我写的那篇序里，发现了她的“三 恋”为什么在当时会引起震动的原因。

　　还有一次“发现”，好像是１９９２年，我正准备写长篇小说《精神科医生 》，只是以精神病医院为载体，着重想刻画的还是老三届这代人进入９０年代改 革开放时期的精神状态、生存处境。有一天，去安忆家玩，她问我手头上在写什 么东西，我讲了正活动在构想中却仍然恍恍惚惚的“精神科医生”，安忆好像不 假思索地接话：这个人物有点意思，英雄末路嘛。“英雄末路”这四个字有如灵 感闪烁而过，那个始终恍惚的人物，仿佛从隐约的背景后面明明白白、确确实实 地站到我眼前，我立刻意识到，我可以动笔了，因为，安忆简扼的话说出了人物 的“核”，视线对准了本质，一切便了然，而且，“英雄末路”也是对一大批“ 老三届”面对新时代的概括。

　　写９０年代这一代人的心态、处境，“英雄末路”的评定，再准确不过了。 写完《精神科医生》，我写了一篇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文章，题目就是：《英雄 末路》。这点金之语，我却“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我很重视和安忆闲聊， 她常常会夹杂着闲话，出其不意地说出一些想法和看法，一句两句，或犀利，或 透彻，或独到。

　　而最让我吃惊的一次发现，是安忆被聘为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并要给中文系 的学生做个系列讲座，重点地分析几部世界名著。我不能想象安忆站在讲台前侃 侃而谈，不是谈十分钟、二十分钟，是一上午，是连续不断的几个课时，还要讲 授整整一学期。虽说，认识安忆很久了，可我从来不觉得她还有口才，每逢开会 ，能不发言的，她总是退让、推脱，必须要说，也总是三言两语，说得又快又短 ，常常是脸一红一红的，红晕未褪，话已结束，几乎没看她有过滔滔不绝的时候 ，就是和她通电话，她也是急急忙忙把要说的事讲完，便立刻撂电话：那就这样 吧。决不拖泥带水。

　　很吝惜话语的安忆，却自告奋勇要给复旦的学生讲一学期的课，她的表现会 怎样呢？

　　先是听王周生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安忆讲得很棒啊！可我仍然无法对“ 很棒”具体化。不久，为感受“很棒”，我赶去复旦大学听安忆讲课。讲台上的 安忆，不慌不忙地娓娓道来，没有重复，没有赘言。

　　那天，安忆给大学生分析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在讲解这部小说时， 她首先把《简爱》与《呼啸山庄》进行了比较，这两部小说都是写爱与恨，但安 忆的分析是：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没有超出我们一般人的经验之上，而在那个 狂风呼啸、不见人迹的山庄里所发生的爱与恨，它是一种永恒的力量，是一种与 我们人类对峙的力量。

　　安忆说：我为它命名了一句话。她把那句话一笔一划写到黑板上：“爱情消 灭了肉体，同时爱情又化腐朽为神奇。”

　　而在下课铃声响起时，安忆的结束语是：爱情具有心灵的特质，并在现实中 可以使心灵超升。虽然，爱情故事很多，但是，能使我们在爱情之上看到神灵之 境的，实在不可多得，而《呼啸山庄》是一个。

　　下课了，安忆从容地收拾讲义，像个资深的老教师，印象中，她的讲义是一 本黄封面的活页簿。

　　安忆真地让我感到陌生了，我使劲地问自己：她什么时候锻炼出这能力？

　　那一学期，安忆的这种讲学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复旦大学名副其实地当 了一回教授。　

　　当这个教授，也是很辛苦的，除了备课的辛苦，还有长途跋涉的辛苦，清早 起来赶路，坐２１路电车，再换乘５５路公共汽车，横穿一个城市。在那个年月 ，谁都不舍得“打的”，安忆也一样克俭。

　　四年前，《长恨歌》一脱稿，安忆便重重地病了一场。读《长恨歌》，我只 感到那些细致到极点的文字，是安忆掰碎的心，对一条弄堂的描写，就用了几万 字的笔触，细到对一颗落到地缝里的西瓜籽都不放过，我想，她对这个世界的觉 察实在太仔细，她对人情的体察实在太明白，她不病也得病啊。

　　有天下午，她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陪陪她，我坐在床边的一张藤椅上，静 静地端详她，她更清瘦了，身体微微蜷曲，显得很孱弱、很无奈的样子，我的心 紧得像一张快撑破的纸，我爱莫能助啊，谁能帮得了她的心？但是，每当我的心 出现问题的时候，安忆总会及时地拉我一把，有一些情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

　　１９８８年夏天，我从北京调来上海工作，心里很空，记忆中，那是个最酷 热的夏天。我和儿子一到上海，安忆和李章就请我们在静安寺红都电影院旁边的 一家西餐馆吃饭，安忆没说一句安慰的话，但是和安忆夫妇、儿子团团地围坐在 圆桌旁，我空虚的心像突然降落到地面，有了安全感。

　　我和静安寺大概是有缘的，不久，儿子在静安寺的一所小学读书，而安忆的 家也在静安寺附近。儿子小学毕业参加升学考，这是儿子成长中的第一个考验， 那天，安忆让我等在她家，让儿子中午来她家休息，她给我们做饭，并由李章推 着自行车负责接送儿子。

　　一晃，儿子初中毕业考高中了，我们已经搬到了浦东，远远地离开了静安寺 ，但是，在儿子第三天考试一结束，安忆和李章已经赶到浦东要请请儿子……安 忆对朋友的周到和体贴，不仅仅我有感受，我知道，史铁生的病，让安忆有多牵 挂啊。而对待父母，安忆的心更重，买房子、搬家，她第一条原则，就是要离父 母家近。

　　天有不测风云，去年十月，茹志鹃老师匆匆地离开了大家。听到噩耗，我脑 子里首先跳出的担心是：这让安忆怎么面对？在安忆家，我不敢抬头看她，只是 留心地听她和别人说话，让我惊讶的是，她不哭，很镇定，说话的口气出奇地平 缓，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那天，她把父亲接到她家里，在书房里支了床，她对大家说：我现在想的最 多的是，如何保护好父亲。她的理性，她现实的态度，竟压倒了如此巨大的悲伤 ，安忆刻不容缓地为自己确定了最冷静、最切实的做法。

　　安忆超人的理性又使我惊诧了。

　　她每天下午按时回到父亲那里，陪他说说话，陪他吃晚饭，风雨无阻，雷打 不动。

　　这一年多，安忆像个不旷课的学生，每天来来回回地走，不迟到不早退。她 还得这样肩负责任地走下去，她还会这样不辞辛苦地走下去的。

　　当我发现感情丰富细腻的安忆又如此坚定，如此理性时，我才进一步地感觉 到了安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