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几天，阿婆递给我一个红纸包，像小时候收到的压岁钱那样的红纸包。打开，里面是一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照片。阿婆告诉我，这是她和阿爷的结婚照。

照片是老照片惯有的那种淡咖啡色。中间好多处，被硫酸腐蚀过一样，最上面的那层所谓“照片”的东西已经消失了，露出照片最底下的那层白，斑驳地像地图上的一个个岛屿，白得刺目。来不及消失的，好多地方也都“廓”起来，好像只是暂时附着在纸面上的尘土。我小心地捧着照片，生怕稍一用力就会把它们一一抖落。

阿婆说，这是留在阿爷妹妹手里的那枚，崇明乡下地面潮气重，时间长了自然就这样了。去年她过世，照片又叫人带了上来。

照片上依稀还辨得出一些，阿爷和阿婆互相靠着，半身照。阿婆穿戴着西式婚纱（那时倒已经有西式婚纱了）。阿爷头发梳得煞光，一副无框眼镜（这式样就是摆到现在来看，也是极时髦的），西装，领结，胸袋上还插着一朵花。

那天，1941年12月21日，在上海宁波路上一家叫“维纳斯”的照相馆。我翻了一下历史书，14天前，“珍珠港事件”刚爆发。美国正在向日本宣战。二战结束还要再等几年。那时阿爷入党已经13年，正开办着一所小学，暗地里作为地下党的联络处，进行着地下工作。

《围城》里三闾大学教授汪处厚的太太说他：“你年轻的时候？我——我就不相信你年轻过。”我倒真是从来没有想到：阿爷竟然也年轻过！

阿爷在我两岁那年就去了，终于没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以前印象中的阿爷，永远就是他遗像上的那张脸，双眉深锁，两颊消瘦，一脸的苦相，一副随时好像会叹气的样子。凡是有阿爷的照片，“文革”中间为了划清界限，都烧掉了。我真没想过阿爷也曾年轻过。

罗兰·巴特在谈摄影的专著《明室》里说：“摄影要表达的不是‘已经不存在的’，而仅仅是而且肯定是‘曾经存在过的’。”眼前的照片提醒我：阿爷确确实实真的年轻过。

照片上的阿爷真年轻。一脸的英气。算来那时他实足才31岁，比我现在大不了几岁，可看上去比我漂亮多了。额头真宽，宽阔的额头终究没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眼睛也是小小的，目光透过镜片，透过斑驳的照片，望着我。隔着六十多年，望向我，竟然还是犀利的。带着一丝怀疑的犀利。像真的一样。其实当时的他，不过只是望着照相机而已。望着眼前的一个黑洞。背后那个更大的黑洞，他望到了吗？

意识中知道阿爷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小时候，阿爷在我心中可是个传奇人物。忘了谁跟我说过，解放前，有一次特务来抓他，他得到消息正要走，在黑漆漆的楼梯上和特务撞个正着。特务问他：“某某某，看到吗？”他反应也快，一指楼上，特务上楼，他自己就溜走了。跟传说中的革命故事一模一样。

对阿爷的记忆，几乎是没有了。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那时他一个人住在朝北的后间，很暗，除去一张床的位置之外，只能再放一把藤椅。他就整天坐在那张被光的藤椅上，成为一个剪影。等我大了以后才知道，那时楼下的小学早已被没收，校长是不能再当了，作为老“右派”他被开除公职，吊销户口，勒令回乡。有时他也躲回来，没有了收入，只能偷偷在人民公园教教太极拳，贴补贴补八口之家的家用。我只记得有一天，我到后间去玩，那天天很暗，阿爷塞给我一只苹果。很大很大的一只苹果。据阿婆后来讲，公园里人家给他吃东西，他都舍不得吃，要拿回来给我吃。但我终究都忘却了。我只记得这一幕：隔着黑暗，一只瘦瘦的手，塞给我一只苹果。当时阿爷什么表情，一点印象也没有。只牢牢记得：一只手，一只苹果。

那时他的心境如何，现在已经无从知晓。我珍藏着他当时的很多手迹，全是无聊时默写的古诗词，蓝黑墨水，一张一张写在香烟包装纸的背面。有一首词触目惊心：“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结婚照当时印了好多枚，分赠亲友。60年过去了，大都不在了。手上的这枚如果不是留在乡下，大概肯定也逃脱不了被投进火炉的命运。人都逃不了，照片又算得了什么呢？当年一枚枚簇新簇新印出来的照片，簇新簇新地被撕掉，烧掉。如果照片全都没有了，曾经经过的这个日子，这两个面对照相机的年轻夫妇，这个“喀嚓”声，是否就全都不曾存在过？

好在还有手中的这枚照片，曾经簇新，被硫酸一样的日子腐蚀得面目全非，而她竟然活了下来。

今年清明，我和父亲回崇明的革命公墓给阿爷扫墓。坐在轮渡上，望着滚滚黄浊的江水，我想同样也是这样的江水，阿爷当年就是坐着小舢板，摇唧摇唧来到上海。而现在我们顺着同样的路，反过来去看他。

照片上的阿爷依然触目惊心地年轻着。但我分明知道，照片上那个无论多么年轻的他，其实肉体已经死亡。而且，眼前这个真真切切年轻着的他，正在走向死亡。在那枚照片里，前面尚有长长的霉运正等着他。而他对那一切还无从知晓。

2003.7.27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