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先生在题为〈我们的二锅头雅集〉的文章中不无幽默地这样说：“二锅头是北京的土酒，土里土气的，是引车卖浆、贩夫走卒者流的杯中物，也是老舍笔下〈骆驼祥子〉这些人物的所爱。我们也爱二锅头，一是因它便宜，二是因它货真价实，三是因它既烈又醇。近年大陆上遍吹弄虚作假之风，而以酒为烈。。。。

　　二锅头因为价廉，没有人假冒，因此还能如实地保持它的美名，而为我们喜爱。我们，基本上是三人，唐琼，李黎和我。我们都住在旧金山湾区的硅谷，都有些好酒贪杯，尽管除李黎外，我们酒量都不大。我早些年还有“醉名甚大”之名，因每饮必面红，被认为每饮辄醉，其实并不。到后来惹上官司，以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 “罪名甚大”，被人笑为是“醉名甚大”的一语成谶。

　　文章最后说，“’把酒论当世’,唐琼和我都是’先生小酒人’,然而我们却有冒充大酒人之嫌,要打出二锅头这大有名气的烈酒招牌,实在有些不怎么雅,可以休矣!亦可以休矣!” 这是因为唐琼叶落归根,于此文的前一年在京辞世, 湾区的二锅头雅集难以为继,作者不胜惆怅的原因。

　　再看李黎追思范公(范用)文章的结束语,亦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和无限的追思。

　　“于是他走了。临走前还留下遗言要将遗体捐赠给医疗单位，真是他一贯的无私奉献的为人哲学，有始有终。他的走，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典范的终结。他和他带着我结识的那一代人，上一个世纪的，五四时代的，三○年代的，纯真的理想年代的，苦难的历史年代的，那些爱书人，写书人，写字画画演戏翻译典藏⋯⋯那些人物，都随着一个时代永远的过去了。

　　理性上我接受了与他的诀别，然而想到以后再去北京，那裡已没有了半生的老友，感情上实在难以承受。他为我打开一扇神奇的大门，把我带到一个美好的筵席入座，让我结识座中英豪，歆享席上的珠玑盛馔，对我殷殷照拂，却在倦极时自行起身离去。此时我茫然四顾，发现早已灯火阑珊，杯盏冷落。我明知世间的筵席都是这般散去的，不该再有所流连……可是﹐⋯⋯我实在不捨啊。(2010年秋于美国加州史丹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