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跟着祖父母长大的。毋庸置疑，我就是家里的小祖宗。由于公公是一位将军，家里的副官封我为「将军的将军」。由此可知我那一生在战场出生入死的公公，是如何地拿我无可奈何。

有一年一位李先生当选当年的副总统，到一些党国元老家拜会，碰巧我放学回家看到一堆黑车子离开家的巷子，我跑回家问副官又是谁来了？然后看到桌上一个牛皮纸袋，我二话不说就拆开来，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内容为何，就听到一声雷声响起。公公大发雷霆的斥责我的行为，我以为他是骂我乱拆他的东西，没想到他竟然说我把他的牛皮纸袋拆坏了，那个袋子是可以再使用的。然后就一阵什么浪费国家资源啦，不爱惜东西的名号全给我套上。我备感委屈的哭了起来，不过就一个破纸袋嘛，他说得好象犯下滔天大罪？我不只哭，还从楼下哭到楼上给我婆婆听，再从楼上哭到楼下的房间，然后再遵照八点档的剧本，把房门反锁起来。公公骂得越大声，我就哭得越歇斯底里。当时大概整条巷子都被我们祖孙的二重奏给淹没了。之后慢慢的声音小了，我把耳朵挨着门板朝外听，屏息间听到公公走近我的房门，故作轻松的说：「袋子里头不就一张照片嘛，有什么好看的？那么丑！要就给你嘛！何必把我的袋子给拆坏了呢？」说毕，我就瞧见一张八开大的脸从底下门缝给塞了进来，上面写着，咏尧同志惠存，登辉敬上。

公公十四岁就进了军校，以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几度死里逃生，可以说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老来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也仍是一概与俗世无争的气魄。如果你问他最喜欢的歌是什么？他可能会回答你他唯一知道的通俗歌「绿岛小夜曲」，如果问他会唱什么歌？那他一定毫不思索的回答你「黄埔军校歌」。而这种耿介近几可爱的个性，也会表现在一些不那么恰当的场合。只要是任何婚丧喜庆找他主持，他的致词内容一定可以跟民族大义扯上关系。就像我每一次去大陆拍戏，离家前跟他辞行，他一定会语重心长的叮咛「这一趟你去大陆，是身负重任，两岸的和平就全靠你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公公也会有老的一天。曾几何时他不太大声说话了，连路都开始懒得走，坐在那一张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慢慢的连饭也不肯自己吃了。看着他如此气若游丝，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跑到他跟前逗他，要他猜我是刘若玉还是刘若英？然后逼着他说他最爱的就是我。早些年我在外头受了委屈，就会靠在他胸前，跟他告状说有人欺负我？然后要他拿枪替我毙了他们！他会含含糊糊的回答说：「好！好！好！」可是后来，他的眼睛只看着远方，嘴里念的常只是一些大陆老家的人、事、物。越后来又或者干脆完全不说话了 。

身体虚弱的公公进进出出医院好几回，直到那一天我正在参加舞台剧记者会，接到消息医生送他进了加护病房。当我再见到他时，他的全身已经插满了管子。第一次，我听到医生不是对我说，「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第一次，我听到医生对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家属请不要离开医院，怕通知不及」。第一次，我听到婆婆用一种几近哽咽的语气求医生，希望能至少撑到儿孙到齐。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我感觉到公公会永远的离开我。

在加护病房的那几个夜晚和白天，我仍然需要工作，我随身带着行动电话，每到一个地方就急着确定电话一定收得到。每一次铃声一响起，我的心跳就几乎要同步停止。一直要到对方的声音正常的出现我才能回过神来。每次收工冲到医院，看到婆婆还坐在外头念经，我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正常的呼吸。漫漫的长夜或者跟婆婆一起祷告，或是回忆公公的点点滴滴。等到加护病房会客时间一到，我们进去，围在他身旁屏幕上的数字就掉落一点。那一点点，就如我的心被刮掉一块般。婆婆要我给他唱歌，我依偎在他耳朵旁唱绿岛小夜曲，却怎么也唱不准音。他倒也像是喜欢的点了点头。我扑在他的身上哭了起来，第一次，他没有话语安慰我．．。

就在那几天中，家里人告诉我，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那棵跟我公公聊了一辈子天的桂花树枯死了。八月二十二号上午十一点多，他终于不愿意再跟机器作战了。屏幕的画面归零。

过了几天，在替公公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用过的牛皮纸袋，上头写着「刘若英小朋友收」。旁边公公还用毛笔附加写上，「替若英孙女保存之邮票民国六十八年」。我都忘了自己曾经收集过邮票。打开来看，全是一些完完整整一套一套的旧邮票，还有几张我在读幼儿园时老师发的只有手掌大般的上头印着「奖」的纸片。所以将军公公毕竟不是无时无刻只有民族大义，孙女也是很宝贝的。望着这几个简单的毛笔字，我彷佛不意窥见他坚毅的躯壳里那柔情的心灵。而牛皮纸袋，每一个珍惜使用的纸袋，原来可用来包装他无微不至的心意。我带着这份再珍贵不过的牛皮纸袋走出门，看见那棵确已枯掉的桂花树，竟闻到扑鼻的桂花香。只是，今年满溢的香气不再出自院子的桂花树，而是从更深更远的地方飘过来，穿过千山万水，从我公公所在的地方飘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