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清楚地记得抗日时期，周恩来生病住院心中却始终挂念着生父的情景。那是1942年夏天，他因小肠疝气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手术治疗。那时，他的父亲周贻能（又名劭纲），就住在红岩村。平时他因为忙很少能和父亲坐在一起聊天谈心，但父亲在他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重的。这次他住院治疗，整天卧床，行动不便，伤痛难忍，但他心中还是一直惦念着老父。他还清楚地记得旧历5月28日，即公历7月11日是生父的68岁寿诞日。他为自己这次不能亲自为老人家操办和主持生日庆典，感到内疚与不安。7月6日，他写信给邓颖超，托付她来操办。但究竟是于当日办，还是等他出院后补办，他请妻子同老人家商定，并希望妻子尊重老人家的意愿，嘱她：“还是将就他一点罢。”

其实7月5日周恩来的父亲就身染疟疾病倒了。邓颖超怕他着急回来，影响治疗，所以一直瞒着他。直到7月9日，老人病情不见好转，才写信告诉他。周恩来得知后，果真放心不下，当即给妻子写信嘱咐她说：“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伤。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他还决定：“爹爹的热度如不再退，我星期一即可出院。”他在信的最后写道：“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我在这里默祷他的康宁。”短短数语，周恩来对生父的一片赤子之心，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两天后他从报童口中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感到突然与震惊。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他怀着急切与忐忑的心情询问来医院看他的童小鹏和吴克坚。他们对他支支吾吾，这使他更加心神不定，写信告诉妻子：“我决心明日黄昏回山上了。”第二天，他顾不上病体未愈，一口气跑回红岩村。当父亲过世的消息得到证实后，他立即失控，感到天晕地旋，六神无主，再也站立不住，一下蹲在地上，抱头恸哭，在场的人劝他不成，反而都纷纷落泪。

这天夜里，他为父亲守灵直至天明，虔诚之心感人肺腑。

两天后，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此情此意，岂可做作!

1965年春节，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弟弟周恩寿商议平掉家乡准安城外的祖茔一事。恩寿得知兄长已做出决定后，立即表示赞同。周恩来担心家乡的乡亲们想不通，不肯平坟，便决定派一位亲属前去做工作和督办此事。恩寿自告奋勇，极愿前往。一则他也同兄长一样，自小离家再也没回去过，二则他还可以做做嫂子们的工作。周恩来没有立即表态。他沉思了一下，然后说：“不行!”“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稍停了一下，见恩寿没有表示异议，便提出建议：“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于是这项特殊的使命便落在了侄儿尔萃的肩上。周尔萃回到淮安，首先按照伯伯的意思做通了长辈们的思想，又向乡亲们做了解释。大家想通了，便一齐动手把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及其夫人曾氏、二祖父周亥祥及其夫人郑氏、嗣父周贻淦、嗣母陈氏、生母万氏、八叔周贻奎、婶母周八太，等共13口棺木，全都起出再深埋，实现平坟归田的目的。事后周恩来还给家乡汇去70元钱，并附言道：“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这件事在淮安城很快就传开了。人们纷纷盛赞周总理高风亮节、移风易俗，既敬重长辈，又服从国家利益，忠孝两全的崇高品德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