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餐馆原来是家越南餐厅。乌黑的越南老板娘因为回西贡颐养天年所以将餐馆转让给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国北京人。中国老板接手后在装修上颇花了一番功夫：餐馆外观用金黄的琉璃瓦做装饰，正门高挂着流苏飞舞的中国宫灯；餐厅内的四壁挂满了争齐斗艳的潍坊风筝，大厅中间还用假山植物装点出了一个苏州园林式的小桥流水；从上海旧货市场淘来的老式留声机则永远忠实的播放着永恒的《梁祝》。这样，这间不大的中餐馆也就活脱脱的变成了一个外国人想象中的中国。餐馆不大，却真正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等：中国老板，越南厨师、柬普寨服务员、俄罗斯的清洁工……，而在餐馆调酒的我也就得以耳闻目睹一幅幅活色生香的“国际浮世绘”。阿德中餐馆的厨师有三位，一位来自中国河南，一位来自中国湖南，另一位就是这名叫做阿德的越南籍厨师。阿德不会中文，我的越语只会几个单词，并且他的俄语讲的非常之差，所以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来自越南的哪个部分，只知道他偷渡到俄罗斯已经8年之久，来到莫斯科后就在这间餐馆做越南菜。越南老板娘回越南前将他推荐给现任老板，因为餐馆的客人有一批固定的越南老客人，所以擅长越南菜的阿德便有顺理成章的留下来了。阿德长的比一般的越南男子好看，身材也非常伟岸，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有几分象香港影星吕良伟。有一次我找了一张吕良伟的照片送他，用拼拼凑凑的越南语告诉他这是中国最大的男明星，他很高兴，此后就跟我很亲近，常常用俄语结结巴巴的跟我聊天，我才知道阿德在越南原来还有一个妻子，只是到了俄罗斯就失去了联系。不过除了跟我，阿德还是非常沉默，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在反复的用留声机播放着一首如泣如述的越南歌曲。每每这个时候对越南歌曲疾恶如仇的湖南厨师就会用长沙话高声咒骂，一向平和的阿德此时却会倔强的故意反复播放。阿德是偷渡客，他被警察抓住是会遣送回越南的。这样，每次俄罗斯警察来检查，阿德就得越墙逃窜，等天黑后才回来，这也是不懂俄语，没有工作身份的阿德离开中餐馆的唯一的机会。这本是件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事情，不过有一次阿德出去后却再没有回来，不知道是没有找到回来的路，还是被警察抓住遣送了。我们都很长时间没有习惯离开阿德的日子。湖南厨师常常说，“很久没有听越南歌了”，而我，则常常想，没有店里的留声机，他还能听到家乡的歌吗？ 张德娜中餐馆有三个女服务员，一个是乌发碧眼的白俄女孩子娜答莎，另一个叫小蓉的女服务员则来自中国湖南，她同时也是湖南籍厨师的的妻子。还有一个就是张德娜，一个来自柬埔寨的姑娘，常常沉静的微笑着。中国老板特意从北京为女孩子们订制了工作服——中国旗袍。但是乌黑瘦小的张德娜穿着绣着洛阳牡丹的丝绸旗袍出现在以小桥流水为背景餐厅时的样子是非常突兀的。连一向淳厚的小蓉都忍不住在背后跟我嘀咕，“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子象张德娜一样怎么可以将我们的国粹穿得这么滑稽！”但是张德娜不管，她只管牵牵袢袢的穿着我们的中国旗袍高高兴兴的端着盘子走来走去。张德娜的俄语讲的非常的好，这在东南亚国家的人里是难得的。而且她已经在这间餐厅工作了2年，除了阿德，她就算我们当中干的最久的。这样，她当班的时候我就非常轻松，因为她不象娜答莎一样不知道怎样向客人介绍中国菜品；也不象小蓉非得拉着我在一旁一字不拉的翻译。中餐厅的生意一直不见得很好，尤其是下雪的天气，每每这时候我总喜欢沏壶中国红茶和张德娜在暖气管旁边坐下来舒舒服服的聊天。张德娜是1992年由柬埔寨政府公派到莫斯科的留学生，97年毕业于俄罗斯著名的友谊大学的新闻系。因为叔叔就在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工作的缘故，她本可以一帆风顺的进入电视台做她喜欢的记者的工作。可是临毕业的时候张德娜改变了主意，因为她爱上了一个叫Pololen的男孩子，Pololen要继续读博士，张德娜于是决定就留下来等他。已经毕业了的张德娜不能继续拿柬埔寨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他们的钱不够用，而莫斯科的经济一直不景气，能提供给柬埔寨人的工作机会非常之少，张德娜于是放弃心爱的专业而甘心在这间餐厅做女招待。张德娜讲话的调子很慢，也叙述的很轻松，说话的时候她还故意沉静的微笑着。可是在正值多事之秋的1999年，在被车臣恐怖份子和卢布贬值搞的风声鹤唳的莫斯科，我们都从她的话语里读出了一份沉重。看得出张德娜非常的爱Pololen，因为当我们用夹杂着粗重的卷舌音的俄语聊天的时候，一提到Pololen的名字，她的声音会忽然变的格外的温柔。（后来张德娜告诉我Pololen这个单词在柬埔寨语里是心脏的意思）；而Pololen也很爱张德娜。相貌清秀的Pololen有着柬埔寨男子罕见的白皙的皮肤和明朗的前额，张德娜当晚班的时候他总是餐馆门外安静的等候着。娜答莎对这个举止文雅的柬埔寨青年很有好感，常常送些水果或便当给他，可他总无一例外的礼貌的谢绝。后来张德娜知道了就让我们不必送东西给他吃，“因为，”张德娜还是那样沉静的微笑着说，“Pololen只吃我做的东西”，于是娜答莎听了就不高兴的冲我撇撇嘴：“张德娜居然有那样干净斯文的男朋友！”最让我们诧异的是有一天张德娜和Pololen请大家去他们安置在友谊大学宿舍楼里的家里吃饭，说是庆祝Pololen拿到了博士学位。那天他们都穿着鲜艳的柬埔寨传统服装，Pololen还是那样英俊斯文，而张德娜也还是那样乌黑瘦小，而且有点身不由己的苍老。席间张德娜突然搂着Pololen说今天是他们结婚的日子。我们都很吃了一惊，这样的婚礼对任何一个民族的新人来讲都未免太简陋和草率了。原来Pololen的父母是柬埔寨的皇族，一直反对儿子娶一个出身平民的女子，Pololen毕业后他们打算回国，索性来个先斩后奏。想不Pololen肯为张德娜演绎这样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那天大家玩的都很兴奋，也吃的很高兴，尽管张德娜的厨艺让人不敢恭维。只有娜答莎有点泱泱不乐。张德娜回国后我就也很快离开了莫斯科。只是我常常时不时的想起那间中餐馆：那流苏低垂的中国宫灯，那不紧不慢的〈梁祝〉的旋律，那苏州园林式的小桥流水，还有在这样的背景里牵牵袢袢的端着盘子突兀的穿行着的来自柬埔寨的张德娜。她还是那样沉静的微笑着，穿着那件绣着洛阳牡丹的中国丝绸旗袍。 吉玛吉玛出现在中餐馆的时候是在一场越南人的婚礼上。那天的婚礼非常热闹，年近四十的新郎终于娶到了心仪的女子，所以特别了邀请了很多歌手到婚宴上助兴。除了越南的歌手，他们也邀请了常常在中餐馆唱歌的一个叫做卡佳的俄罗斯女孩子。卡佳是个漂亮而健硕的的俄罗斯姑娘，有着俄罗斯女孩子常见的那种强悍又带点霸道的美丽。她从小在莫斯科长大，中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餐馆唱歌，她喜欢黑色的裙子、喜欢抽camel的香烟、更喜欢眯着眼睛自顾自的在舞台上懒洋洋的唱歌。这一唱就是十多年。她的嗓音很特别，有一种成熟和妩媚的味道。后来当我听美国黑人女歌手惠特妮.休斯顿的歌声时，一下子就想起了她。吉玛是跟在卡佳的身后走进来的。他个子很高，可是在卡佳的面前却像个孩子。他是个年轻的长的异常好看的白俄罗斯族的男孩子，白俄的男子生的好的很多，可是比起他们吉玛特别的俊朗清秀，他还有一双吸引人的忧伤的眼睛。当他偶尔微笑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弯弯的，长长的睫毛会不由自主覆盖着眼睛。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他吉玛那清涩少年的微笑。卡佳唱歌的时候，吉玛就安静的在台下张望着。在灯光的照耀下，他深棕色的眼睛显得异常的明亮。那天的婚礼一直持续到深夜，满场都是欢腾的人们。可是至始至终，吉玛都是宴会上的主角，连60多岁的清洁工玛莲娜都跑来问我们，“嘿，那个漂亮腼腆的的小伙子是谁”。卡佳中场结束的时候，把吉玛带到吧台前来休息。我给他们一人送上一支啤酒。吉玛轻轻的说声谢谢，然后低下头小心的一口一口的咀着，卡佳则仰起脖子一口干尽，然后静静的注视着吉玛，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出人意料的温柔与安详。那天我真是忙的够呛，不停的有喝的醉醺醺的越南男人到吧台前跟我要酒，啤酒、红酒、还有中国的二锅头……卡佳又去唱歌了，吉玛放下啤酒，主动帮我耐心的将各种酒类一一倒进不同酒杯里。我注意到他的手指非常的苍白和修长，便问他是不是也学国乐器。吉玛告诉我他从八岁起就跟着父亲学拉小提琴。我一边忙碌一边随口问他怎么不把小提琴带来，没想到和吉玛抬起头认真的对我说，“小提琴怎么可以拉给醉酒的人听！”我很喜欢他年轻的坦率和固执，便和他攀谈起来，因为都学过小提琴，所以很容易就谈的投机起来。吉玛比卡佳小10岁，去年的圣诞节刚满18岁，来自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小城。吉玛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爸爸是当地一所中学的音乐教师。今年春天，中学毕业的他到莫斯科原来是准备报考音乐学院的，可是上学的学费被偷走了，两手空空的回明斯克自然是无颜面对节衣缩食供他到莫斯科上学的父母，走投无路的他于是到地铁里拉小提琴，而同样在地铁里唱歌的卡佳收留了他。“那现在卡佳和你……？”我纳闷的问。吉玛看了我一眼，腼腆但是坚定的说，“我的女朋友”。呵，一段盛开在春天的地铁里的爱情。也许对于忙碌的莫斯科人而言，那些美伦美涣的地铁真的是个生长爱情的好地方吧。即便对年纪相差十岁的吉玛和卡佳也不例外。我告诉吉玛自己刚到莫斯科时候，非常不喜欢乘坐莫斯科的地铁，因为害怕面对地铁里拥挤的陌生的人群。可是我发自内心的喜欢那些地铁站里温暖人心的留言，曾经读到一个俄罗斯男子留下的寻人启事，他在找一个在地铁里偶然相逢的陌生的姑娘，他的留言写的格外的诗意的动人，“那天我们没有勇气开口向你表白，可是等你消逝在如潮人海中以后，我才知道身材娇小，穿着白色毛衣的你，原来已经占据了我全部的生命，是我的忧伤与快乐，是我梦想中唯一可能的幸福。请与马克西坶联系，电话号码是——”吉玛微笑着冲我眨眨眼睛，“他的留言真动人，不过你的讲述更动人，一定会感动那天所有穿白毛衣的姑娘，不知道那位马克西坶先生的电话有没有被打爆？不过你知道，我喜欢卡佳的时候也老爱在地铁的留言版上给她写留言。”“写的什么，呵呵，一定也很动人。”“没有马克西拇先生动人，我常常写的是‘卡佳，今天我赚了50卢布，我们可以好好的吃一顿了。’或者‘卡佳，我今天很饿，我猜你也是，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吧！”。谈起他在莫斯科地铁里的拉琴的日子，我们都沉默了，很久都没有说话。后来因为卡佳坚持要在餐厅里唱自己喜欢的歌，终于激怒了胖胖的中国老板。以后她和吉玛就不再到中餐馆来了。可是我仍然常常在地铁里看到卡佳和吉玛，像这个城市里许多贫穷而执着的热爱着艺术的青年一样，他们在地上摊开一只提琴盒，不卑不亢泰然自若的演奏着自己喜欢的音乐。那样的音乐，在这个城市灰蓝的阴霭的天空下，在异乡的寂寞的空气里，在空旷的高远的广场上空，久久的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