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扬《第二次握手》（中篇小说）
　　平心而论，这是文革时期地下手抄本中最值得称道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在小阁楼的天花板下搭建的一幢大厦模型，那就不应对其绝对高度过于奢望。正如我们此后再也没能看到该书作者有更出色的作品，然而我们必须对先行者致以敬意。何况无论如何，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文革时期的最佳小说——尽管传抄时相当薄，文革后正式出版前，作者才把这个中篇扩充成了长篇。《少女的心》仅仅写了性，此书则重彩浓墨地写到了爱情——尽管其第一第二次的“亲密接触”，都不过是区区“握手”。但这“握手”中昭然若揭的隐喻义，令当时读者热血沸腾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当代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我不知道，从“第二次握手”到“第一次亲密接触”，中国文学（包括作者和读者的素质）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值得玩味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居然会被印刷。

张远山《通天塔》（长篇小说）
　　这是一部尚未出版的作品，好在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我们没必要非得等到国内出版社长了见识之后才能读到这样的佳作。作品奇异非凡，据说“应该组成一个有文学博士、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心理学博士、语言学博士……参加的专家小组，共同会诊三年”，方有望“解开《通天塔》的结构之谜”，那我就不必强作解人了。小说充满寓言色彩，整部作品是一大寓言，内中各类寓言又大小相套、环环相扣，此起彼落，方降方升，而所有这些寓言又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指涉的是人类命运。作品一面布满玄机，让人步步生疑，一面又每句话都惊人地流畅明白，表达上没有丝毫故弄玄虚之处。尤其令人称奇的是，在最基本的故事层面，作品也是娓娓可读，朗朗可诵的，显示出作者出色的语言天赋和叙事才能。我相信，读者即使弄不清《通天塔》的葫芦里到底藏着什么药，也会被作者骇人听闻的想象力撩拨得目瞪口呆。——作者的最大自负也许是在哲学领域，就这部作品而论，他更该为自己的想象力自豪。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篇小说）
　　在张贤亮之前，虽然中国在色情文学领域也有过符合泱泱大国身份的贡献，但所有的色情笔墨基本上都不出找乐子的范畴，像玛格丽特·杜拉所说，属于那种“让人快活的东西”。张贤亮也许是第一位在小说中让男人疲塌的生殖器承担起文化沉重的中国作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诞生也由此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性时刻，我们不妨认为，随着这部小说的出现，中国文学也和小说末尾被黄香久紧紧夹住的男主人公章永磷一样，完成了一次有意味的勃起——不过，让人遗憾的事情还是再次发生了，又多读了该作家几部作品后，我们发现他当年曾经起到社会控诉作用的“性描写”，有可能属于误打误撞、瞎猫逮死耗子，作家的真实立场较之明清之际的颓废文人，并无质的提升，也许依旧停留在“沉迷”的原始水准上，他后来的作品始终没能在主题上有所拓展、超越，只是在同样的精神层次上周而复始，机械复制，一泄如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东瀛曾被供奉在成人书店的架子上，看来并非人家不识货。

张承志《黑骏马》（中篇小说）
　　对于张承志这类充满道德自负、洋溢宗教迷狂的作家来说，作品的高下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姿态。他扬头昂脖，对世界、世人一脸鄙夷之时，作品质量往往急剧下滑，只有自弹自唱自吆喝的份，或过鸦片瘾般地胡说什么与“特殊读者”的怪诞缘份。他苦修的体内突然遭到大真大爱的劫持，惊讶的同时谦卑之心大炽，便也可能迅即激发出伟大的创造力，写出让世人瞠目结舌的作品来——毕竟，张承志的天赋是像“硬道理”那样明摆着的——《黑骏马》无疑是他早年“谦卑之心大炽”时的产物，小说让人明显感到出自一位“大地孝子”的手笔，他那惯常显得偏颇、激愤的同情心，在这里因了对草原奶奶和草原姑娘的厚爱，突然变得格外痴迷深情。当以道德自虐的张承志暂时不再以道德虐人时，他高亢的人格特征，对“回民的黄土高原”的独特感悟，以及对艺术的独到理解，立时聚焦并升华出一种罕见的品质。在忘我状态下写出《黑骏马》的张承志是不可多得的，“钢嘎·哈拉”步点内的阳刚之气，可以一洗汉语文学圈内的阴柔之气，颓废之习。

张恨水《啼笑因缘》（长篇小说）
　　张恨水是影响最大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读得最多的不是鲁迅的小说，而是张恨水的小说——他曾经同时为七家报刊撰写连载小说。张恨水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啼笑因缘》，作品的模式和精神完全是《儿女英雄传》之类旧式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老套。但是既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生活没有真正改变，那么以读报刊连载小说为惟一的文学生活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包括鲁迅的母亲在内的女性读者）就永远会为这种老套涕泗横流。因此《啼笑因缘》可以被改编成评书，像旧式才子佳人故事那样一档一档说下去，而《阿Q正传》却永远只是少数"精英"的读物。谁能想象鲁迅小说能够在书场里供闲人们消遣呢？读者多寡，往往与作品价值成反比。现在当然没人再读张恨水了，新的“精英”依然读鲁迅，所以鲁迅的读者最终必然超过张恨水，然而张恨水后继者琼瑶女士的读者甚至比张恨水的读者更多。被战斗檄文唤醒的人数，总是少于被精神鸦片催眠的人数。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篇小说）
　　把张爱玲打入另册近半个世纪，是革命的偏见。把张爱玲吹捧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家，则是反革命的偏见。两者都因政治有色眼镜而影响了艺术判断。贬低者认为张爱玲是彻头彻尾的鸳鸯蝴蝶派，拔高者认为张爱玲没有一丝一毫的鸳鸯蝴蝶派。其实张爱玲骨子里浸透了鸳鸯蝴蝶派——甚至她读得滚瓜烂熟的《红楼梦》，也是鸳鸯蝴蝶派的远祖。然而曹雪芹写才子佳人，能够超乎同侪之上；张爱玲写鸳鸯蝴蝶派，也能够超乎同侪之上。但肯定曹雪芹不必同时否定罗贯中，肯定张爱玲也不必同时否定鲁迅。张爱玲在小说领域的独创性成就固然不容否认，但不该矫枉过正地把她吹捧为思想巨人和艺术大师。虽然《金锁记》被文学史家公认为张爱玲的代表作，但却不得张迷们的宠爱。张迷们的最爱是《倾城之恋》，这足以说明张迷们是把张爱玲当成高级琼瑶来读的。这是对张爱玲的另一种贬低，虽然张迷们自以为热爱张爱玲。作家不仅会在冷遇中被误解，也会在热烈的崇拜中被误读。

郁达夫《沉沦》（中篇小说）
　　小说作于一九二一年，大概相当于新文学的侏罗纪吧？据说当年也曾有过“洛阳纸贵”的荣耀，原因不难想见，一是白话小说当时还很稀罕，读者的眼光缺少训练，一是所谓“达夫式的露骨和直率”，再就是作品里那点颇能让时人莫测高深的性心理描写，比如日本女人“那一双雪样的乳峰！”当然还有别的，懒得总结了，因为小说实在幼稚了些，我甚至怀疑作家连第一人称的招法都没学会，一边“我”“我”不休，一边却尽是第三人称的角度。结构缺乏经营，想象的翅膀纹丝不动，无非一个神经质青年在喋喋自述罢了。这表明，若我们从艺术价值的角度考察，“影响力”便是桩靠不住的事。想来真是奇怪，若与郁达夫比拼古典文学写作，我敢说，集当前中华文士的所有才华，也是个大败亏输之局（魏明伦上场，只一合，便被挑落马下）。若仅仅比试现代汉语写作，一位稍有资质的中学生，都会忍不住替他修改冗词赘句。如果“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可以视为当年的时髦，那么在“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中，“在那里”三字，实在像汉字长了鸡眼，不拔不快。

　《书屋》杂志网络版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