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刘迪见面的日子终于到了。周五晚上六点。朗伯那下午在M大还有一场演讲，要到五点左右。赵明凯和我约好一起去演讲厅接刘迪。

吃过中午饭我就心神不宁了，一个劲看表。我不知道这次去见刘迪到底是对还是错，或者干脆就是多此一举，自寻烦恼。刘迪脱离我的生活已经八年多了。这八年中我和她的全部可以概括为通过的几次电话，其中还包括一半时间在恶言相向。

我想我现在应该已经不恨刘迪了，我认识她那会儿，才十八，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小子，她比我大三个月，是个任性的小姑娘。我们在B大好了三年多。我来美国的时候她和我家里人一起来机场送我，她拉着我的手说：“陈北，等你再长大一点儿，我就嫁给你！”然后她就哭了，和我妈一起哭的。

我没哭。我当时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是个可以照顾女人的男人了。我顾作深沉地握了握刘迪的手，“美国离法国很近的。傻丫头，到了暑假我就去看你。别哭了！”

美国和法国隔的其实很远，它们中间隔着宽宽的海。刘迪也没有那个耐性等到我长大，她连第一个暑假都没有让我等到。

我拉开办公桌最下面的一个屉子，在最里面有个纸包，里面有条坠链，坠着条小鱼。刘迪也有一个，她的那个坠的是只飞鸟。我们那年去签证，在锈水街买的。锈水街的东西爆贵，因为是专门宰老外的。可那天刘迪坚持要买下这两个坠链。刘迪对我说，在非洲的法属殖民地流传这样的一个寓言——即便是飞鸟和鱼，只要他们相爱，最终也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飞鸟和鱼都可以拥有天长地久的爱情，那美国和法国之间的那点距离又算的了什么？

四点零三，我站起身到洗手间，用冷水洗了把脸。镜中穿深蓝色西装的陈北有着年轻硬朗线条分明的面庞。我还记得刘迪说她最爱我的眉毛和挺直的鼻子。我站在镜子前死盯着自己，拼命回忆刘迪的摸样，脑中却始终一片模糊。

我陈北是糙人，诗人的潇洒一辈子也学不来。恋爱了那么多次的徐志摩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陈北却不能，我把胳膊挥掉了也得带走一大堆东西，不管这个女人对不起我还是我对不起她，跟了我三个月还是三年，都是沉甸甸的往事。

四点半的时候我到了M大的演讲厅。门口桌子上有空白的名牌，我拿起摆在旁边的笔签上了陈北的大名。往胸前挂的时候，却忍不住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反扣着别在前胸。末了又从大衣口袋里摸出墨镜，戴好，才推开演讲厅的侧门走了进去。

我带墨镜的场合有几种：在爆强的阳光里开车；偷看美女；还有就是要动感情的时候。

赵明凯已经先到了，正坐在后排的一个位置上心不在焉地翻一本汽车杂志。看见我进来，冲我招了下手，我溜到他旁边坐下，赵明凯对着台上努怒嘴，然后冲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这厮一向这样，顾作深沉，我懒的理他。

台上坐着几个衣冠楚楚的男女，正在说话的是个很有风度头发花白的老头儿，我想他是朗伯那。

然后我在几个人中间看到了刘迪。她挽着头发，脸上化着很淡雅的妆。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正在发言的郎伯那——她的德高望重，据说是全世界一流学者的法国丈夫。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偏过头来，目光一下子就把我从台下几百个听众中抓了出来。

气度优雅的刘迪突然冲我微微一笑。

我突然感到喉头很紧，忍不住扯开领带。抓着座位扶手的右手，这时候也不知不觉抓的很紧。我突然很悲哀地发现自己很没出息。我曾经告诉自己一千遍我是多么恨她，恨她的无情，恨她一个电话就在法国在另外一个男人的床上把我给甩了。可是，她就那么微微一笑，我就知道我一点都不恨她了，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从来都没有恨过她。

她那抹笑就是我的软肋，她那么一笑我立刻就挂了。她还是B大那个冲我盈盈浅笑的小姑娘刘迪，我，我恨不起来。

朗伯那的演讲是关于法国存在主义，正在分析加缪的作品《反抗者》。我听了不到十句就开始头疼，开始在座位上扭来扭去，怎么着也找不到个舒服的姿势。同时心中不禁涌起无限的感慨，心想造化真是弄人，当年那个半夜站在楼下对着北风和我一起吃茶叶蛋的小姑娘刘迪如今也出落的如此深刻，以至和这样的一个老头在一起过了好几年居然还没被闷死，看来女人的生命力真的是强大。

透过演讲厅明亮的窗户，我看到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飘起了雪花。我忍不住心理阴暗地想到了他们的床第之事。一个刚刚三十岁的年轻女人和一个大她二十八岁的老男人之间的性事让我忍不住联想到了苏童的《妻妾成群》。我记得里面年轻的颂莲说道，一到阴天，她就会想到床第之事，可惜年迈的陈佐千往往力不从心，于是心情就跟着天气一起阴霾下来。

我想这些的时候，台上的郎伯那正在分析萨特的《恭顺的妓女》。刘迪的眼光一直在他身上，没再看过我。

刘迪一直说我能和她认识完全是老天安排的缘分。她说这话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没见过什么世面，一心和她好，她说的话我都信。呵呵，爆傻吧？女人的正话反话多了去了，怎么能信？！

后来我想着要是这辈子没遇到刘迪，或者在遇到她之前有个什么青梅竹马，温柔贤惠的“表妹”什么的，八成也不至于把原来那么纯洁的爱情观堕落得现在这么充满肉欲。可能早就乐的屁颠屁颠地扯了结婚证，估计这会儿，“美国公民”也都制造出个仨俩了。不骗你，我上大学那会儿，连以后生女儿叫什么名字都想好了，叫“陈（沉）鱼落雁”。我宿舍对门住着个学化学小子叫刘克，他说将来打算生两个女儿，一个叫“（刘）硫酸镁”一个叫“（刘）硫酸钠”。我说你这名字起的那叫爆俗，重名率太高了。你看我女儿叫“陈（沉）鱼落雁”，全中国肯定独此一份，人家一看就知道她老子多有创意。刘克撇着嘴还不服，说你那名字跟日本人似的，派出所能给你上户口？还有你女儿要叫这样的名字，估计连十五都活不到。还让不让别的姐姐妹妹活了？人家还不追在后面拿片刀砍啊？靠，我说兴你生俩儿还不兴我女儿叫个四个字的名儿啊？什么世道啊？！然后刘克说，毕业后去美国吧！去了美国爱生几个生几个，爱叫什么叫什么，别说“陈（沉）鱼落雁”了，叫陈皮都没人管。

我出国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为了能有个叫“陈（沉）鱼落雁”的女儿。

靠，扯远了。我老婆还没有呢，咋连女儿都整出来了？

我不到十七上的B大。是保送去的，学物理。开始我不想去。我想上清华，想去学建筑。我们高中的校长做了我一下午的思想工作：“陈北，你上清华的可能是有的，但建筑系你肯定考不上。B大好，学物理有前途，我儿子就是B大的，B大女孩子也多……”

校长这么劝我是有原因的。我所在的高中是我们那个城市最好的高中，进了这个高中就意味着一条腿进了大学。升学率百分之百不是吹的。它每年从全市几万考生里招不到四百人，三年的摸考名次的平均值直接对应着全中国的各类档次的学校。

我在年级一直是前十名，号称“四小天驴”之一。我们那里当时还不太时兴“牛逼“，“牛叉“这样的词儿，而说“驴”——意思就是“牲口”，不是人。在竞争那么激烈的重点高中里稳坐头几把交椅的人能不是“牲口”吗？

“四大天驴”是铁定要上清华的。他们有多牛，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四大天驴”里有个女生，高考添志愿的时候，从本上撕了张纸，做了两个“阄”，一个是清华计算机，一个是B大国际金融，最后一抓是B大。就添了这么一个志愿，然后就去考了，然后就上了。用一个网上的小说《圈里圈外》里面一句话形容：“拽得跟全国粮票似的。”

我学习不算很用功，在“四小天驴”中也就排个老三。语文成绩烂的一塌糊涂，全靠其他成绩扛。我语文从小就学的不好，什么挑错别字了，概括中心思想了，一看就晕菜。从小学开始我就一直坚持写一手通假字，要我给别人挑错别字，不是成心“打别”吗？还有那个概括中心思想，要是能概括的出来的话，那人家作者还费那么大的劲儿写那么长一大篇干吗？而且教语文的王老头一直和我有仇儿，高中三年逼我写了两年小楷，每天交一篇，交了整整两年。可想想字哪是练出来的啊？我就写小楷的时候写工整些，平时还是一手狂草。王老头整天道貌岸然地迫害我，“陈北啊，你说你语文不好，就把字写的好看些，这样将来改高考卷子的话，也能给阅卷老师个好印象，多赚几分印象分是不是？这样，把这个拿回去，重抄一遍！”

靠，高考也不是选“新浪宝贝”，有啥印象分的？算了，不说了，全是眼泪。

语文拖着我的后腿，所以我一直成不了“四大天驴”，成不了“四大天驴”我上清华建筑系就希望不大。而我们学校的百分之百的升学率之所以可能保证，一个首要前提就是要志愿报的准。校长是绝对不容许任何赌博性质的志愿出现的。“考场上永远没有奇迹发生！”

所以当学校来了B大物理系的保送名额后，校长大人把“四小天驴”的档案送了上去。“四大天驴”不能保送，他们要留下来到考场上为学校争取省状元的殊荣。保送名额要让它恰当好处地发挥它应有的价值，一点也不能浪费。靠，没让我们校长去当主抓经济的副总理，真是埋没人才。

“四小天驴”里只有我在省里的物理竞赛中拿过名次。B大的人说，就这个了。这个不去的话。这个保送名额我们就不给你们学校了。我们校长哪舍得浪费一个B大的保送名额啊？就把我叫校长室里教训了整整一下午，说你狂什么狂啊，保送你上B大你都不去，你还想上哪儿啊。靠，真把我当杨白劳他闺女了，同意不同意也得让我在卖身契上按手印。不就是个B大吗？我自个儿考就不信考不上。给个我不爱上的专业还非得让我摆出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才算正常，真恶心，不就是B大吗？很拽么？我用得着那么贱么？

我真的不想去学物理。我有过很多理想，比如我一直想当个卖零食的售货员，可以坐在柜台里不花钱地吃；还想去当中学校长，这样可以把该死的王老头开除了或者让我每天写十篇小楷，不写完就扣他工资。还有我之所以想去清华学建筑是因为我一直想从家里搬出去，可我没工作当然也没房子。我想我学了建筑是不是就能自己盖个房子了？

学物理有什么用？

校长当晚来我们家进行家访。他恐吓我没上过正式大学的爹妈说，我若坚持考清华的话，最多也就上清华热能系，他说这个系出来后是烧锅炉的，我长的本来就不白，我妈怎么能舍得让我毕业后去烧锅炉然后变的越来越黑？然后他又说学物理有出息，比如可以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伟人，但却故意没有告诉我爹妈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就出了一个爱因斯坦，而我成为爱因斯坦的可能性，用脚都能想出来，铁定是零。

我爹妈却被他说的心有戚戚，我自己其实也没多少大主意，结果这“终身大事”就这么胡里糊涂地定下了。我上了B大物理系。后来刘迪一和我吵架就说，你干吗上B大啊？去清华烧锅炉吧！

恩，我那天夜里要不是太困了，懒的和那个眼里只有升学率的校长再坚持下去。我的青春岁月也许完全就是另外的样子。有时候人的一生就是那么一刻注定的，这话没错儿。

我在遇到刘迪之前的大学生活很恬淡平静。班主任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孙富海，没什么架子，常在一起踢球吹牛，跟我们几个处的就像一个寝室睡的哥们。班里的男女比例是68：4。四个高傲如孔雀的女生在大二快结束的时候被全部瓜分干净。我那时候还在长个儿，食堂里没什么油水的饭菜让我满脑子都是高昂的食欲而不是性欲，从来没有刻意注意过哪个女同学。B大的校园里偶尔也会走过一个半个的所谓美女，虽然这样的盛事经年罕见，我也几乎很少有那么好的运气赶上。

那时我对男女之事基本是一无所知，因为没有一个女孩子和我很熟过。在家里的时候每逢有女客来访，年轻的必然是找我哥陈南，年纪大的就是找我妈的。我上高一的时候曾经朦朦胧胧喜欢过一个教英文的女老师，那年我刚十四，受金庸毒害很深，觉得她和我想象中的任盈盈很像，就自作主张把自己当令狐冲了。不过不到半年我就不喜欢她了。因为有天上学路上看到她在路旁买烤地瓜吃。任大小姐怎么能干吃烤地瓜这么俗的事儿啊？我一下子就不喜欢她了。

我的XX历史因此在大学的头两年纯洁的宛如一张白纸，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多年后无聊的时候偶尔和杨亦凌标榜自己曾经的纯洁如水，她总是充满不屑地说，“陈北同学，你可真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