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上，一位高挑，齐耳短发英气勃勃的年轻女干部，肥大的军棉衣棉裤，腰间紧束的军皮带，配上大匣子手枪。标致的鹅蛋脸上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 透露着坚毅和自信。这就是我婆母年轻时的样子。看到这张照片，想像她风风火火走家串户宣传土地改革政策，油灯下和一群妇女一边纳鞋底一边话妇女半边天的家 常，甚至持枪和土匪周旋，活脱脱就是老革命电影里描写的女英雄形象。

　　婆母说话爽朗大声，但一点也不咄咄逼人。为人处世，礼尚往来，毫不虚伪;急人所难，雪中送炭，助人无数，不图报恩，一切皆出自她的天性。她豁达，开朗，又里里外外一把手，蒸酒，打豆腐，善女红，又跟潮流懂政策，使她常常不自觉地走到哪里都成为中心：在农村时，常常担当起教化当地农村妇女的责任;退休后回到城里，又成了院子里为人排忧解难地好邻居。她老人家特善于织毛衣，做布鞋和缝纫。在需要布票的年代，她收集很多小手绢，拼成大块的布，为子女做衣帽。平日 里也喜欢收集一些看似无用的如小铁丝，小棍棒之类小物件，这些东西在她手里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以解决生活中的不方便。她还把那些毛线头之类的收集起来， 织成漂亮的小毯子，小垫子。总之，在她手里，没有无用的东西。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候，她很会计划，常常会出人意料地弄些好吃的给丈夫和孩子们，尽可能地保证 他们的营养。她的慷慨大方，常常惠及旁人。年纪大了以后，她最喜欢的事情是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电视一边勾帽子，她勾的帽子比街上卖的还好，勾好后，就送给别人，甚至包括我的同学和朋友。今年春节，她老人家以八十七岁之高龄，赶织了两顶时髦绒线帽送给两位前来拜年的法国姑娘，她孙子的同学。

　　出身童养媳的她，小时候在婆家吃了很多苦。丈夫出去闹革命，丢下她独自侍奉公婆，抚养稚子，包揽家务和农活，还扶老携幼地钻山洞，躲避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更不公平的的是，丈夫一走经年，回来时光宗耀祖，对她却是举着一纸休书。就像大多数我们听得耳朵起了茧子的革命老干部的故事那样，休了老家的包办婚姻的乡下老婆，迎娶新潮的城里姑娘。那些乡下老婆历尽千辛万苦，替他们持家养家，独守空房，到头来却成了妨碍婚姻自由的封建绊脚石，历史从不会为她们写上一笔。偏我那婆母不服命，为了自己的尊严，毅然决然地和他离了婚，还让他带走了自己那时唯一的相依为命的儿子去北京受教育，然后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当时的革命斗争 中。打土豪分田地，学文化，带领妇女求解放，把自己从一个低眉顺眼目不识丁的小童养媳，脱胎换骨成了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还挎上了手枪，成了全县名噪一时 的女区长，为自己的人生大大地书写了亮丽和传奇。五十年代中，她在工作中结识了现在的丈夫，组成了新的家庭，又有了三个孩子， 加上自己的大儿子和丈夫的大女儿，这就是一个大家庭。

　　假如 -- 假如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 没有后来的历次运动，她应该是有一番作为的，以她天生的领导气质和组织才能，善良和宽容大气，还有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可是，她有一个哥哥，本也是革命 人，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地去了台湾。她一生的命运从此就笼罩在这个“台湾特务”哥哥的阴影中：入不了党，运动一来还解了职，文革受批斗，下放到农场，再后来被逼退了公职，全家被赶到我公公的乡下老家，一个儿子因此上不了学，等等等等。直到七十年代落实政策才恢复工作。很多年以后，老哥哥从台湾回老家探亲，满 腹内疚，觉得自己害了妹妹的大好前程。我那婆母爽朗一笑：“没您的事。要怪就怪‘四人帮’吧。”风轻云淡地，使哥哥大大地舒了一口气，虽然事实并没有改 变。

　　时运不济，她并不怨天尤人。觉得自己原本就是社会最底层的童养媳，时代的变迁造就了今天的地位，已是上天的恩赐。给一个职位，她干得风生水起;夺去了职务，便相夫教子，静待时机。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家庭渡过一波一波的危机，使子女成才有出息。是的，在那危机四伏，饱暖难继的年代，她就是家庭这叶小舟的掌舵 人。以她最大的智慧和能力来保护这个家，丈夫和子女。

　　她的二儿子，大概是缺乏营养的原因，八岁时突发肾炎，后经过一个郎中整治，反成了慢性肾炎，一种几乎和癌等同的肾病。婆母与命运抗争的天性使她硬就不信 邪，在访医求药不见效的情况下，她严格控制他的饮食。经过八年的无盐饮食，和经常到屠宰场去买或者捡猪内脏给儿子改善伙食，硬是治好了他的不治之症。后来 这个儿子考上了医科大学，才知道母亲简直是创造了一项医学奇迹。关于这一切，她并不觉得她有多伟大，反倒是常常内疚，因为小儿子没能吃得像他哥哥那么好。

　　丈夫带来的大女儿，她一直视如己出。那时全家还没有被赶下农村，大女儿不得已要上山下乡，她寻找离家最近的生产大队，后来更是给她找好婆家，不让女儿吃 亏。后来刮回城风时，她利用以前老上级，老同事，老部下等各种关系，硬是把女儿返了城安排了工作。几十年来，大女儿则把她当亲妈凡是都是和她商量，听她拿主意。

　　再说我先生，她的小儿子，从小调皮，虽不惹人惹事，但打架就要打赢，为此她没少赔礼道歉。文革中，眼见不少因小孩写反标连累家庭的事件，她便找来许多废报 表之类的纸张，买来铅笔，连环画，让两个儿子自学画画。那个年代这类东西都很缺乏，她和丈夫想尽了办法，甚至托远在北京的大儿子每年寄来各种画笔和纸张。 儿子们在她的规范下，成了远近闻名的小画家，还举办阶级斗争画展，名动一方。

　　七十年代初，夫妻双双被强行退了职，拿了一点退职费，被赶到了丈夫的老家。想到自己这家也许永远也回不了城。她开始为全家和为儿子们规划：二儿子身体差， 还因为家庭的原因不能上学，她就为他买了一台缝纫机。然后余下的把钱投到了盖房子，她自己设计，自己买料，请来施工队，自己安排他们的伙食。居然盖起了那 个村里最好也最漂亮的房子，引来了四邻八方参观学样。留下的钱就偶尔买一点肉和米，改善家里的伙食。家里三个大男人，丈夫要出生产队的全工，两个十几岁的 儿子和小女儿正在长身体，没吃好怎么行啊。还有她自己的婆母，一个所谓的“地主婆”，不允许和他们住一起。每次她一做好吃的，就要女儿偷偷地送去，并要自己的小女儿陪奶奶睡照顾奶奶。尽管她精打细算，也还免不了常常要吃红薯和大头萝卜的日子。好在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两年多，两口子落实政策又恢复了工作。

　　恢复工作后，她被安排在银行的基层营业所当主任。过不了多久，高考恢复，两个儿子同时考上了大学。不用说她心里有多自豪和高兴。她赶紧到供销社，扯了那时流行的藏青色的卡布，自己设计，裁剪，给每个儿子缝制了一套入学衣裤，并特意带他们坐车去市里的到照相馆照相留念。她小儿子穿着那套崭新的制服样的中山装到学校来报到时， 我第一次见到了未来的老公，高大，帅气，在那身衣服的衬托下，非常精神，甚至还有几分浪漫。几年后，小女儿也高中毕业，正好遇上了顶职的政策。考虑到小女 儿考大学有难度，她老人家赶紧办了退休手续，让她顶了自己的职。再后来，她为了小儿子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安排，不知跑了多少腿，甚至整整穿了三十多天的套鞋，风里来雨里去，使膝盖的风湿病又复发。……

　　她老人家骨子里不信天，不敬鬼神，也不哀叹悲鸣。凭自己的直觉，审时度势，每到命运的关键处，总能作出有利于子女和家庭的最佳决策。这种在严酷时代和苦难生活中历练出的生存本领真是令人叹服，自强不息的精神实是感天动地。

　　(待续)

　　Elwyen

　　2012.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