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世界化

                                --重读胡适先生两篇短文

吴言按：我对蜉蝣之暮君的印象源自于他的一篇《万维博客的左右之争》，文风平和，文字儒雅，对争论热闹的万维博友们苦口婆心、言之谆谆，令人印象深刻。尔后，蜉蝣之暮君的博文每期必读，也愿意就不同观点和博主探讨。（参见附件的博文及跟贴）

最近拜读了万维网友蜉蝣之暮君的博文《发展中国家的难题：分蛋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博主的“中国现在面对的不光是怎样改革国内弊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么应对抗拒西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政策，避免成为西方经济上政治上的附庸。”的论述提出了疑问，并引用了胡适先生的说法，中国应该充分世界化，全面学习西方文明，成为合格的一员，继而有机会参与制定游戏规则。蜉蝣之暮君做出来详细的回复，并商榷：“中国怎样才算充分世界化，成为“合格的一员”？谁制定的合格的标准？谁充当裁判？谁制定规则？是西方吗？中国学习他人绝对重要，但把他人当成自己的既定标准，重复照搬他人的路恐怕是在学习中迷失了自我，甚至丧失了自信。”其实这个话题应该已经争论了近百年了，似乎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结论。今天重温了胡适先生的这几篇短文，和万维博友分享、探讨我们该如何面对西方文化。

       胡适先生认为当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西方文化的来临有三种态度：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第一种那个时代就没有市场了，现在应该也是；对于第二种很多人会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选择的学习、吸收全世界的先进文化—这个的确很动听，可是谁来选择？用什么标准来选择？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中，已经证明了这个曾引领东北亚2000年的文明体系落后了、失败了，需要学习来自西方的科技和文化等一系列的新东西，如果我们所谓有选择的学习，用自己旧的价值体系去判断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习，可能就学习不到西方文明的精髓。这也许是我们近代史上屡屡改革、又屡屡失败的原因吧？

       相比中国的鸦片战争（1840-1842），日本被迫打开门户的“黑船事件”发生于1853年，但日本人认定了旧的文明已经无法与西方抗衡而采用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用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话来说：“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结果明治维新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被我们成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一举击败了曾经的老大哥，东北亚文明的鼻祖。而那个时候的大清朝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有所谓的同治中兴、洋务运动，大清的北洋水师当时是亚洲第一呀？严复，这位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两年前（即1893）发表的《进化与伦理》，也就是《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 他明白知道中国的落后已经不是“船坚炮利”而是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甚至传统道德的问题了。

       那么，不按自己的标准选择，如福泽谕吉所说的以欧洲文明（西方文明）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会不会让自己的文化传统丢失殆尽，迷失自我呢？胡适先生认为绝对不会，他在另一篇文章《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中写道：“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琢磨，借他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涤而格外发挥光大的。”其实，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今天我们看到日本的柔道、茶道、艺伎、相扑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保留的非常好，甚至走向全球，和世界人民分享东方的文化。今天我们中国人如果要想看看自己唐朝的古建筑，最好是去京都和奈良，对吧？当统治者或者御用精英们试图告诉我们如何“取长舍短，择善而从”或者“去其渣滓，存其精英”时，胡适先生告诉我们：“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

所以，所谓有选择的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抵制，或者叶公好龙式的学法。充分世界化，只会使刻苦耐劳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更好、更快融入世界之林，继而成为世界先进文明的建设者甚至领先者。

附1.《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TheOutlook)总编辑阿博特(Lyman Abbott)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这几个月里，我读了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议论。因此我又联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点批评。那一年(1929)"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鉴出版后，潘光旦先生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差不多全文是讨论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潘先生说，他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西化"。

陈序经、吴景超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们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讨论。"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

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议的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例如我此刻穿着长袍，踏着中国缎鞋子，用的是钢笔，写的是中国字，谈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盘西化"的百分之几?本来可以不生问题。这里面本来没有"折衷调和"的存心，只不过是为了应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讨论，颇有太琐碎的争论，如"见女人脱帽子"，是否"见男人也应该脱帽子"；如我们"能吃番菜"，是不是我们的饮食也应全盘西化。这些事我看都不应该成问题。人与人交际，应该"充分"学点礼貌；饮食起居，应该"充分注意"卫生与滋养!这就够了。

第二，避免了"全盘"的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例如，陈序经先生说：

吴景超先生既能承认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么吴先生之所异于全盘西化论者，恐怕是毫厘之间罢。

我却以为，与其希望别人牺牲那"毫厘之间"来迁就我们的"全盘"，不如我们自己抛弃那文字上的"全盘"来包罗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则上赞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们。依我看来，"充分世界化"的原则之下，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就是那发表"总答复"的十教授，他们既然提出了"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的三个标准，而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须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么，我们在这三点上边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哪一派?若说："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会是"全盘"了。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

鄙见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讨论者以为何如?

二十四，六，二十二

参见《胡适文集》（5），P453-455 –欧阳哲生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附2.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参见《胡适文集》（5），P448-452 –欧阳哲生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附3.

发展中国家的难题：分蛋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 万维读者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