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拾零 (一)

下乡旧友电邮传来一张当年下乡时的照片。四个十七八的小伙子前后成双斜插着排成当年最流行的造型。我站在最前面，遥指远方，大概是模仿当年“战士指看南粤”的形象吧。另外三位战友簇拥在周围，似乎紧握钢枪捍卫红旗的架式。我们四人身着军大衣、头戴军棉帽，更增加了戏剧性效果。照片经过时间的洗涤，已经褪色发黄，边角剥落。却更衬托出了历史的痕迹。照片上人物的几分英武、几分好笑。但照片上的我们面带发自内心的笑意，毫无矫作之感。

一阵激动之余，把它放作计算机桌布。每每打开计算机，屏幕上就出现了这个历史的默默提示。在过去二十年的国外生活中，碌碌的工作和异国他乡的环境使我无暇也没有机会回想二十多年以前的这段经历。这张突如其来的照片搅动了多少年未及触动的记忆深渊。

要求下乡

1975年我高中毕业。那时，高中毕业后，下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出路。报刊广播中充斥的有关上山下乡的宣传报道使得人们感到农村就在身旁，一步之遥，伸手可及。哥哥已经于前一年下乡了。当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等待上面关于下乡的统一部署。不料突然有了新的政策精神：城市家庭中每家可以留一个孩子在城市就业。记得当时妈妈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很干脆地回答：“我想下乡。”

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想的了。其实，当时的人是不会自己想事情的。十六岁的我那时编织的梦都是围绕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主题的。记得我的脑子里都是那些激情豪壮的画面：黑龙江农场知青与阶级敌人斗争、与贫下中农共同战天斗地。那些报刊广播上的口号已经成为我们日常思维的基本话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经风雨、见世面。”那轰轰烈烈的场面对于一个从宿舍到校园里长大的少年来说几分神秘、几分神往，这大概是我当时的主要想法。

“咱不能考虑不下乡吗？”妈妈用商量的口气说。我知道她对我有些偏爱，因为我喜欢读书学习，这有点象她。

“不！我想去下乡。”我好象没有给妈妈说自己脑子里这些标语口号式的理由。其实也用不着。妈妈长期在军营中生活，实际上她对这些革命理想口号的认同和执行超过了周围的任何人。只是在自己心爱的孩子身上，母爱的本能诱发了她的“私心一闪念”吧。

没有更多的讨论争执或说服，妈妈到我们所在地的知青办公室为我“争取”了一个下乡的名额。妈妈回来告诉我，当时正有一个家长在办公室里乞求允许她的孩子留城。

“你看，人家的觉悟多高？向人家学一学。”办公室人员借此教训那个家长。

就这样，我和同一单位的另外几个下乡知青在在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乘卡车离开了家。

其实，我下乡的农村离我父母的家只有百十里路，即使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几经换车，大概半天的时间就可回家。可是城乡之间可谓天壤之别。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小道上左转右拐，进入村庄，停在一个门院前，到家了。知青点的厨房里，无窗无灯，昏暗无光。从敞开的大门照射进的光亮中可以看到，四周墙壁都被烟火熏的漆黑，烧火用的柴火凌乱地丢却在地上。一个巨大的铁锅占据了屋子的一大半空间。我刚走进厨房，“嗡”的一声，那锅盖上满满的一层苍蝇腾空而起。天呐，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苍蝇，这饭怎么能吃得下？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院子里来了一个贫农老大爷。微弓的身材高大魁梧，颇有些旧传中山东大汉的形象。只是一顶破旧的草绿色仿军帽毫无生气地趴在他的大头上，再加上一双迷迷着的小眼，显得有些滑稽。

“当年我能吃这么两大盆饭。” 他指着院子里一只喂猪用的大盆子，嘿嘿笑着说。然后他漫无边际地啦起当年闯荡的传奇，大多是一些打赌吃白食的故事。听了半天，没有一点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闹革命的经历。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贫下中农？我在暗自问自己。

第一次劳动

其实，在下乡以前已经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学农劳动，自以为谙熟农务劳动，象俗话说的，没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杀猪的？（其实，今天这话应该反过来说。）

但是，下乡后的第一次农田劳动至今还是记忆犹新。下乡时间正值秋收时分，收玉米种麦子，是一年农活最为关键的季节。因为，农民一年的主要收获在鱼麦收，而麦子种的好不好，正在秋收之际。那时在农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秋收之前换生产队长。意思是，你丫小子能不能干得好，从头来拭一拭。

种麦子以前要犁地，一是松散土壤，有利于麦苗生长；二是将残留在地里的玉米秸深埋于土中，化为肥料。土地犁耙之后还需要有人手执镢头将田中的土坷垃（土块）一一打碎摊平，否则麦苗压在土块下就无法出土生长。现在看来，这道工序实在是得不偿失。只是因为农村劳力过剩，把麦田当作花圃来伺候。这举举镢头敲敲土块的活儿在秋收农忙之际是最轻松的，通常是照顾那些老弱病残的社员。但是我们这些刚刚来到农村的十六七岁的城市娃娃也不比那些老弱病残者强多少，于是第一次劳动就是被排去干这活。

记得好象是到达后的当天下午，就来到了田间，在一位大妈的带领下敲土坷垃。在一垅麦田的一头开始，逐步边倒退边敲打。刚开始还新鲜，但是不一会儿腰背手臂就累得酸痛不已。满目的黄土更加重了这机械动作的枯燥单调。四处张望，那一大片光秃秃的黄土地默默地等待着我们镢头的亲密接触，这一寸寸地挪，一镢镢地敲，什么时候才是终了？那时，手表在城市都是个稀罕物，在农村更是压根见不到。上工下工都是由生产队长看日头起落而定。通常天蒙蒙亮就吹哨上工了，而要到太阳落下，天际间光线昏暗时才下工。不时地看着旷地远处高悬的太阳，仿佛钉在天际，动也不动。整个世界仿佛是凝结了。一辈子的生活难道就是这样难捱地度过吗？

许多年后我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时，有一次和一个农村来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吃饭时说起了这段经历。他认真地盯着我，仿佛在鉴定一件文物是否是赝品。然后他告诉我：“我一听你说的这些情形就知道这是真的。只有真正经历过农村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受”。
重温童趣

我所在生产队的会计秋生是一个回乡知识青年，与我同一年高中毕业，高高细条的个子，长长白净的脸上常常堆起戏谑的微笑。时间不长，我们就成为要好的朋友。我经常到队部办公室里找他玩耍。似乎是额外的犒劳，在那里还常常碰到他尚未出嫁的姐姐，个头不高，身材丰满，总是打扮的干干净净的，与其他土头土面的农村妇女相比，简直如同出水芙蓉。一见到我，一双眼睛就会笑得眯了起来，长长的眉毛弯成了月牙形状，嘴边露出浅浅的小酒窝。

在生产队会计是一个要职，但秋生象一个小孩子一样顽皮。我们经常晚上一起到坡里边走边聊。现在知道那叫做散步，当时只是找一种方式说说闲话，溜溜腿。印象深刻的是骗取西红柿的经历。一次玩厌了，想找点有刺激的事情做。那时，西红柿、黄瓜等类的时令蔬菜都是孩子们的上等水果。

“我们去园子里弄点西红柿、黄瓜来吃”。不知谁先提议道。

但是，看菜园的是一个十分刻板没商量的老汉。去向他讨这些珍稀果实，无疑是与虎谋皮，肯定要吃闭门羹。

“我们可以以你们知青点的名义提取蔬菜，然后销帐。” 秋生突发奇想地说道。

原来，根据当时大队的规定，知青点可以到各队的菜园提取蔬菜食用。由各个生产队菜园记账后交给生产队的会计，年底统一与知青点核算。那时我是知青组的组长，有权到菜园提取蔬菜，而春亭是生产队的会计，菜园记账后转交给他。这样，我可以以知青点的名义到菜园提取时令蔬菜，而当帐目转交给会计时，秋生可以将帐目弃之不记。

于是，我们趁夜兴冲冲地冲到菜园，叫醒看园老汉，告诉他知青点需要西红柿和黄瓜，。初次撒谎，还颇有些紧张，好在黑灯瞎火，老汉毫无觉察，立马就去摘来各五斤。收据打好后马上就转手给了春亭。我们提了沉甸甸的两大包找到一个没人的土坡上，在昏暗的月色下，撕掉收据，一边大笑，一边尽兴地吃，直到肚子鼓鼓地实在没有空间了才罢。这种事情以后我们还干过好几回。

模糊记忆中好象还一起偷偷去大队的果园里摘过几次苹果。果园为了防盗用铁丝网围起来，还有人巡逻。一旦拿获盗者要罚款甚至批判。我们从铁丝网的缝隙中钻进去，在附近的果树上摘下几个苹果，撒腿就跑。

这种童趣的事情从我离开小学所在地以后就再也没有玩过。没想到在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可惜不久我就走马上任到另外一个生产队当队长，从此告别了这些无忧无虑的嬉玩生活。

猪的故事

我属猪，所以说一说下乡经历中有关猪的故事。在农村，养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业。抱一只猪仔回家，用家里剩菜剩饭喂上一段时间（生长期记不清了），到年底节日把猪一宰，卖肉可以得到一大把票子，这可是农民绝无仅有的挣大钱的机会。平时猪圈还可以造肥。农民放工后总会到猪圈看一眼，往猪圈里添几锨土。到猪胖 肉肥时，就可以杀猪卖肉了。主人会把猪下水留下，煮上一大锅，半个村子都飘着肉香。旁观的孩子和邻居 都会分到一羹半勺的。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有时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一点肉星呢。所以，卖猪杀猪是全村的一件大事。

我在农村第一次看到杀猪的血淋淋场面。记得上小学时，学校组织参观肉联厂，看到了从杀猪到加工成肉品的过程。但是那是把猪赶进一个高高的围墙里，再用电枪把猪一只只地电昏过去，并不见血水。但是，农村的过程就更为简练赤裸了。屠夫是一个平时嘻嘻哈哈被人戏弄的汉子，但是他此时仿佛是一个国王一般被人簇拥着，指指点点地指挥着众人安置家什。然后，他悠悠地踱步走向猪圈，仿佛在尽情地享受这难得的特权待遇，又象是在慢慢地欣赏一副即将完成的得意作品。突然间，只见他一个箭步扑在猪身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它掀翻在地，四腿朝天。这样，它健壮有力的小腿只能在空中蹬踢，无以用力依托。然后，许多人一拥而上，将它的的四蹄牢牢地捆住，抬到圈外。在这整个过程中，猪那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不绝于耳，仿佛把肺部都要吹爆了。俗语说，“象杀猪般的叫声”实在是有感而发。这时，屠夫手执一把尺许的锐利尖刀，慢悠悠地走到正在拼命挣扎的肥猪身旁，在它的脖部拍摸着寻找下刀处。那猪仿佛感受到了危险的临近，叫声更为急促尖利。只见那屠夫突然手腕一抖，尖刀顺着耳朵下方直入胸腔。那屠夫的半个手臂都陷在里面，还在不停地搅动。猪的声音随着刀进而突然急剧提高，四肢痉挛，但很快就呜咽低沉，不久就毫无声息了。当屠夫将刀拔出时，鲜血四溅，他的手臂上都滴滴嗒嗒地流着血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鲜血，站得远远的，还心惊肉跳不已。

相比之下，那些接受结扎手术的猪儿们要幸运得多了。大概是为了培育肉食猪吧，男性猪要进行结扎手术。所谓结扎，就是将公猪的睾丸摘除，当地称为“骟猪”。现在想来，颇有些不够“猪道”，但是在美国我们家里的猫也按照当地惯例被生生地做了绝育手术，可见人类施善是有针对性的。骟猪的手续比较简单。将猪按住捆牢后，在它的嚎叫中从臀部用刀剖开一道口子，将手伸进去，将一对睾丸拉出割掉，然后用粗针大线缝合伤口，那猪便吱吱叫着一瘸一拐地走开了。那睾丸的模样似乎和猪腰子有点相像，一团红白相间的肉。每次骟猪后必有酒席聚会，因为猪睾丸可是肉啊。据说经过仔细处理后，味道颇为鲜美。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加入聚餐，但这对于初来乍到的我还无法接受，婉言谢绝了。农民对于骟猪见多不怪。后来实行村里实行计划生育时，尤其是男性结扎，社员们就自然而然地称之为“骟”人了。

吃死猪肉的经历更是印象深刻。那是刚到农村不久。一天下午，正与队里的壮劳力（即年轻男社员）一起在大队猪圈后面的田里劳作，突然好象发生了什么事情，社员们间交头接耳，小声谈论着什么。原来，大队猪圈刚刚死了一头病猪。已经记不清这个病的名字了，得病后猪的肠子结长一段段的硬结，不治而死。这种病只在猪中传染，但是传染性极强。据说如果人畜吃了病猪肉，他们的粪便如果被其他的猪食用都会传染得病。所以每当发现这种病都如临大敌，必将死猪深埋地下，以防牲畜刨出吃下成为新的传染源。

有一个瘦小精干的社员压低声音对我说，今天晚上有好事，在家等着吧。我茫然不知所云，也没有放在心上。

一天的劳累之后的夜晚，我早早地进入了梦乡。深夜我突然被人推醒，眼睛都没有完全睁开，稀里糊涂中被人左转右拐带到一家农舍。刚一进门，一股肉香扑鼻而来。那是一个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的时代，这味道一下子把我从半睡中唤醒，口津顿生，全身的味觉都调动起来了。只见七八个人围坐在一起，桌子上碗筷狼籍，看来已经吃了一轮了。刚坐下不久，又一大盆骨头肉端了上来。原来，这班哥们趁夜色把深埋了的死猪挖了出来，这桌上的正是那煮熟了的死猪肉！

刚刚坐下，殷勤的主人已经将一大块骨头和肉送到面前。腹中没有任何油水，在这诱人的香味面前，什么传染病，什么健康顾虑统统跑到爪洼国去了。一把抓了过来吃了起来。从小到大还没有这么痛快地大口吃肉的经历呢。以前在家里吃饭，如果幸运饭菜中有肉，纸一样薄的肉片分到自己名下也不过两三片，从吃第一口饭就开始“计划经济”，“统筹安排”如何让这几片肉保持到最后。一顿饭吃的如同旧社会盼星星、盼月亮地向往解放那般盼望将一片肉放进口中的时刻。而如今，只管大口吃肉，颇有“今日有酒今日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直到酒足饭饱到咽喉才罢。至今那昏暗灯光下油腻腻的手，油光光的嘴，被酒精和兴奋催的红彤彤的脸面的镜头还历历在目。

“喂，拉完屎后别忘了埋好啊”，临走时主人叮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