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下乡的年代是阶级斗争的年代，为数不多的小说电影中充斥着阶级敌人搞破坏、知青与之斗争的故事。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在经历农村中的风风雨雨中，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碰到事儿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用阶级斗争的变色镜加以审视。

刚当上生产队长时，来到菜园查看情况。队里原来的老保管在菜园做活。这位老人年过六旬，黑黝黝的消瘦面孔布满了刀刻般的皱纹，口角向下伸延的有力线条显出几分倔强。不知为什么，这副模样正是我心目中贫下中农的标准形象。而且，老人在队里口碑极好，大公无私，脾气耿直，为此得罪了不少沾集体便宜的人，后来因为家族斗争而下台。和他一起干了一会儿菜园的活后，我们背靠着看园的小屋歇息。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但只有很快就仿佛毫无间隔了。

“小刘，小心队委会那帮家伙背后捣鬼”，他提醒我。

“不会的，我们大家梃团结的，”我还一本正经地维护队委会的集体形象。

“你这个小青年，懂什么？晚上到我家里来！”他失去耐心了，毫不客气地说道。

当晚，我来到他的家中，他的隔壁即是我们生产队副队长的家（第一位副队长撂挑子后换上这一位），只有一院墙之隔。这两家虽是邻居却相当生分，互不往来。为了避嫌，我们尽可能地减少声响。当时轻手轻脚的走动，轻声轻语的交谈，仿佛是电影里看来的地下工作一般，至今记忆犹新。老人给我讲了队里的家族斗争，队委会中现任保管贪图小便宜的问题，副队长私心过重，试图架空我的种种做法，等等。没想到，老人不在队里上工，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各种事情了如指掌。我们素昧平生，现在一见如故，坦诚相见，我深为感动，但无从解释，只能认定这是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所致！

因为这个信念，我还做了件可笑的事。这位老保管告诉我，与我同时上任的保管手脚不干净，常常将队里的东西拿回家里，占为己有。我听了以后，脑子里浮现出在小说广播里听到的有关革命群众如何与阶级敌人做斗争的故事，于是曾经几个晚上躲在场院的麦秸垛边，试图当场抓住阶级敌人的黑手。当时身依在霉味充鼻的麦秸上，一边竖着耳朵听动静，一面幻想着我跳将出来、当场人赃俱获的戏剧性情景，心中激动不已。当然最后是无功而回。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患上了狂想症的举动，得送心理医生那里瞧病去。文革中是不是有许多这样的狂想症病人呢？

上面说过，村子里，我当生产队长的生产队是一个“敌情”比较严重的地方：全村唯一的一家富农成分在这个队里。（其实我说过，只因如此，这个队实际上最容易管理。）另外，在若干年前有一贫农家庭的三个兄弟偷听敌台，被许诺的黄金美钞迷了心窍，居然傻乎乎地按敌台给的地址写信去香港，想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系邀功请赏。信件当然落在公安局手中，三兄弟被逮捕入狱。大兄二兄试图越狱逃跑，被加刑惩罚。当我们下乡时，三弟已经刑满释放。因为这个历史，他找不到媳妇，三十余岁仍然独身。在生产队里的任务是为每个造肥池不断地送土加料，整个活计都是他一个人包揽，每天独来独往。可能是劳改经历和历史包袱的压力，他高高大大的一条汉子，但总是低头弯腰，偶尔说话也是嗡声嗡气，含糊不清。

他有一个妹妹也为此受到牵连，已经近三十岁还没有婆家，这在农村已经是公认的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每天与队里的妇女一起出工，倒也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没有出嫁的姑娘大多把头发扎成短辩，而她的头发已经和出嫁的妇女一样剪成短发了。

当生产队长不久，就碰到毛泽东逝世。阶级斗争的火药味顿时浓厚起来，“严防阶级敌人乘机捣乱”的指示频繁下达。就在这时，有人向我报告说，这位老姑娘在悼念毛泽东的灵堂里偷笑。我头脑中的阶级斗争的那根弦一下子绷紧了起来，马上向大队党支部书记汇报。支部书记当即指示要严加批判。

那是三秋农忙季节，在种麦子之前突击平整土地，扩大播种面积。因此队员们常常晚饭后挑灯夜战至八九点钟。在夜战开始前，我把全队社员召集在一起。记得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只有远处挑着的几盏灯光勾画出了人群的轮廓。我站在地头的一块高处，义愤填膺地大声谴责这位老姑娘的反动行为。下面一片寂静，我尖利的声音在空旷的田野中传得很远很远。散会后，这位姑娘找到我，哭诉道这是子虚乌有的捏造，是与她不合的姑娘泄私愤报复。当时我也颇有些怀疑这件事的真相，但是在贫下中农子女和坏分子的不同证词之间，我只能相信前者，对她厉声斥责。好在因为这种怀疑，我以后未再追究这件事。

在我当生产队长的经历中，这件事是我最为内疚惭愧的。毫无根据地冤枉一个无辜的社员，而她有什么罪过？她的唯一罪过就是她碰巧是那几个傻瓜弟兄的妹妹！我每次回忆起这件事，心中总是涌出深深的歉意。

但是，另外一件“整人”的事却是我至今不悔的。生产队里有一个贫农成分的大家庭，父亲曾经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四清运动中因为贪污而免职。他有五个儿子，有的在外工作，有的是复员军人回到村里劳动，其中的“小五子”是队委会的“贫协组长”。这个家庭在生产队里的势力最大，大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敢怒不敢言。这家许多年前在生产队借了数百斤粮食至今不还。但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势力庞大，没有人敢过问这件事。我当了生产队长后，有人乘机提出这件事，想借我的手来解决问题。我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也决定要管一管。于是，我通知这个家庭要限期还粮，如果他们不做，就开始从下一轮生产队分给他家的粮食中扣除。不料这一下子我可是捅了马蜂窝。

那时，我每天晚上在队里场院记工，并简单地讲评当天的工作。所以，社员也被我训练地晚饭后都自动地聚集在场院集合，开一个简短的碰头会。这一天，这个前支部书记和他的一大堆家人突然簇拥着一起来到场院。这位以前的村领导，平时在大队果园悠哉做一点闲工，从不参加生产队的活动，虽然早已经不在任了，但是余威犹在。他的出现，使得场院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社员间的嬉笑打闹突然停下了，大家都在静观事态发展。

“为什么逼我还粮，而xxx （从我们队出任的大队会计）借粮不还，你咋不闻不问？你这是偏袒干部！”他大声对我发难。

“这两个情形不一样。你借粮多少年了？你借粮的原因是为什么？xxx的情形又是为什么？”我毫不客气地反驳道。

原来，原党支书借粮是当年为了退赔贪污款物，是四清时节的事情，至今已经十余年了。而xxx借粮是因为老母重病，是近年的事情。农民的心里有竿秤，是非曲直分得清清楚楚的。

几个回合后，对方无理可依，哑口无言。于是他软下来说，这些借粮已经分到几个孩子的家庭里。如果我一定要从队里分粮中扣留借粮，就从他们各自的家庭里扣除。

人群中发出了轻轻的嘲笑声。余威扫地了，人们松了一口气，悄悄地表明了立场。

“借粮是你借的，只能在你的帐上扣除。你愿意分给谁，那是你们家里的事情，和队里无关，” 我当即拒绝。

一个人们望而生畏的人物就这样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据说后来子女几家为了承担还粮的分派，吵得不可开交。

不料从此这一家和我结下了不解之仇，新的阴谋又在筹划中。这家有弟兄五人，最小的小五子二十出头，是队委会中的贫协小组长，所以他的角色通常是在男劳力的活儿带队。一天，当我派他带队劳动时，不料他毫无来由地突然暴跳如雷，拒不执行。

“如果你不愿干，就回家呆着去，队里不给你派活”，我当即宣布。这一招在人民公社时期是致命的。不派活，就意味着他不能挣工分，没有收入，这等同于现在的“下岗”一说。

“不派活就不派活”，他掉头就走。

当时正是麦收之前。按惯例，在割麦子以前队里要给各家分一次粮食，意思是让社员好好吃饱，准备苦战。另外一个目的是把粮仓倒出地方来，以便囤积马上收获的麦子。我通知保管，停止给“小五子”家分粮。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他终于沉不住气了，前来乞求恢复上工。先是他的媳妇来求情，被我打发回去。后来他亲自来了，不停地赔不是，说他上次的暴跳都是别人调唆的缘故。

“这不，他们还写了状子，让我到公社去告你。我都没有去，把状子撕了。”他表白道。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支书。支书的阶级斗争意识强，要我马上讨回告状的信件。当晚，支书和我把那些撕碎的告状信片件拼对起来，查看内容。原来是告我重用坏人，打击贫下中农。

“打击贫下中农”，当然是指我对他们的处罚了。

说起来“重用坏人”，这是指我经常向队里的一个富农成分的老汉请教农活。他是唯一富农的第二个儿子，五十余岁，是队里公认的农活好手。现在想起来，当年成分高的人家多半都农活手艺高超、辛勤劳作。我乳臭未干，当上生产队长，对农活一无所知，只能依靠这些高人指点。而他也十分关心队里的生产，经常主动地提醒我，比许多贫下中农还要关心集体。最为令我起敬的是，他给我提建议时，不象有些成分不好的人那样低三下四，他就象是在经营自己的家业那样认认真真，理直气壮。那时我有一个惯例，就是时常在清晨带着他和队委会几个干部到地里踏青，就是到队里各块地里走一遍，一边走一边听大家议论指点哪块地需要浇水施肥锄草点播，等等。然后我会根据这些建议进行生产部署。这是我跟以前的生产队长学的，我的农业知识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些镜头：清晨的农田中，几个人时而俯身查看苗情地墒，时而指点议论远处地况。没有喧哗、没有疲惫，只有对新的一天的期望。这时，大地才刚刚醒来，一片安祥，雾气还没有完全褪去，脚下一畦畦绿茵茵的麦苗，远眺一片雾气朦胧中树木天际隐约可见，田野草木的清新夹杂着几缕远处飘来的炊烟，沁人心脾，亲切怡人。脚上的胶鞋不一会儿就被田里的露水浸透了，雾气也在脸上身上悄悄地洒下湿润，行走间仿佛在经历着大自然的沐浴洗涤。

一个富农子弟不下大力干活，而是和队长一起在田里走来走去、指指点点，正在地里干活的贫下中农看在眼里有些意见，在那个年代也是可以理解的。

说起来真怪，我在农村的观察是：越是成分好越不好好干活；越是成分高，农活把式越好。看官，你给俺理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