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众生相”

上小学时就读了浩然写的小说《艳阳天》，书中那些充满泥土气息的人物事情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产生了无尽的遐想。特别是弯弯绕、马大炮这些人物在我的脑子里生龙活现、栩栩如生。有趣的是，我在下乡的两年多经历中，一一见到了类似的人物，有些简直是对号入座。

先说说弯弯绕。浩然小说中的弯弯绕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瘦瘦长长的老头，弯腰低头，不言不语，整皱着眉头琢磨歪主意。但我碰到的弯弯绕恰恰相反，他大概是五六十岁吧，脸蛋身子都是一样地圆圆胖胖。那张圆脸上总是挂满了笑，一双小眼也总是眯笑着。可是，不知为什么，给人的感觉总是皮笑肉不笑。他过去是做小生意的，走家串巷，曲意逢应，这大概是后遗症吧。而且，他的嘴总是抹了油似的不停地在说话，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他在场，那沙哑轻浮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他在农民中的威信总是不高，常常是社员们嘲笑的对象。这是因为他的农活不好，用农民的话说，就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但是，他和弯弯绕一样，总是在琢磨鬼点子，损人利己。

有一次在社员“自报公议”的会上，大家评定他的工分比同类老汉低0.1分。这个评定是公允的，因为从庄稼活把式到劳动态度，他都比同龄的老农差一大截。称他为“老农”是糟蹋了这个美名。在我的印象中，社员们对经过“自报公议”确定的工分基数都没有争议，乖乖接受。不管怎么说，这是乡亲邻里大伙儿一起评出的。但这老头就是不服，一定要找我理论。我知道他十分难缠，他是一个长者，而且总是一副笑脸挂在面孔上，让我也不好意思冲着他直声斥责。所以，每次看到他提起这个话头，只能一边三言两语地招架着，一边四处张望，寻找脱身之计。

但是，在一个阴雨天的下午，他把我堵在田间一间小小的机井房里。我欲逃无门，只能洗耳恭听。大概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他绕来绕去，找出千万条理由，试图说服我。先说这个评定对他如何不公平，他的劳动如何尽力。听他说下来，你会觉得他整个就是一个劳模，没有给他评上整劳力的工分（10分），那简直是天下第一大冤案了。其实，干活时他偷懒使奸，名声不佳。又说他为队里卖菜如何尽力，能卖出如此好价钱，非他莫属。其实，卖菜在农村是一桩美差，而且早有风言风语说他贪集体小便宜。我逐条反驳他提出的理由后，他无言以对，于是，又绕到另外一个借口上。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你看，我这么一把子年纪了，你让我面子往哪里搁？小辈会笑话我的”，他挤着小眼睛，做成一副可怜相。

记得当时我聆听着机房外淅淅沥沥的雨点声，心中焦急着如何尽早脱身，不一会儿耳朵里根本听不进他在说什么，留在脑子里的只是他那细密的小眼睛，一眨一眨地闪烁着狡猾的目光和那对不停翻动的嘴唇。与文学作品中弯弯绕不同的是，这老兄群众威信实在不高，没人愿意与他为伍。所以他的一肚子坏点子不能得到他人的赏识，害人有限。

浩然小说中的 “马大炮” 在我想象中是一个五大三粗、高喉大嗓的汉子。在我的生活中，这位是一个小伙子，貌不惊人，细瘦的身子，五官象是幼儿一般紧凑地堆积在脸上，总是眯着眼睛，平时说话轻声轻气，仿佛底气不足。从相貌上，他与我想象中的马大炮相去甚远。但是，他也是那种没有心眼，一点就爆的脾气，常常被人利用。事情一过，就象气球被针戳了一下，马上就泄气失神。他就是我上面说过的那位队委会的“贫协组长”。闹著不带队劳动被我“下岗”的故事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这里就不再花费笔墨了。

在农村，我还碰到一位神人。他是我当队长的那个生产队的一个社员。三十出头的年纪，一双眼睛总象没有睡醒似的眯缝着。一件陈旧的仿中山装随便地穿在身上，在破衣烂袄着身的农民中间显出几分不同，要知道那年头，只有干部才穿这种制服呢。其实，他以前当过这个队的副队长，因为家族斗争而很早就下台了。我上任时，他在大队的果园里做工，和队里的日常活动并没有直接关系。这位老兄确实有点神乎，不好好干活，经常可以看到他一个人悠悠闲闲地游荡，在那时的农村这种情形是不常见的。他睡眠极少，一到晚上，就提着灯笼到处找人唠磕，哪里热闹到那里去，而且鬼点子极多。你要问他为什么不呆在家里睡觉时，他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

“你知道吗，你一天睡八个小时的觉，一辈子的三分之一在睡觉中过去了，就和死了一样。你活六十岁，实际上只过了四十年。我一天少睡四个小时，就比别人多活十年。”

我刚当队长时，知道他以前也当过队干部，就向他讨教经验。他说的一番话我至今铭记在心。

“威信，威信，当干部就要靠威信。要么有威，要么有信。你初来乍到，不可能有信。所以，一定要有威，”他斩钉截铁地说道。

你现在明白我当队长时为什么那么粗暴蛮横了吧？

我离开农村许多年后听说，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脱颖而出，办了十几个工厂，一度雇用了大半个村里的劳力，有着千万资产。

另外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好友“老五”的二哥。老五虽然和我同龄，但我总觉得他象个孩子，整天贪玩；我倒是和二哥聊得很投机。二哥在村里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物。三十来岁，中等个头，身体粗壮，浓眉大眼，嘿嘿地笑着，不时地说着俏皮话，插科打诨、打闹逗趣。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和人抬杠，特别喜欢挑头和队长闹事（幸好他不在我当队长的生产队，谢天谢地）。他也确实有些能耐，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文化水平，但平时听收音机，看黑板报，偶尔还到队部捡起报纸读一段，而且强记博闻，过目不忘。那年头的广播宣传里都是各种政治口号，什么批林批孔，反击右派翻案风，依靠贫下中农，加强麦田管理，等等。这位大字不识几百的老兄可以滔滔不绝地用报纸广播语言说上大半个小时，还经常拉着我讨论一下国家大事。有时他的语言整个就是广播上的翻版，可他说起来没有一点做作，好象那稿子就是他起草似的。他和队干部顶起来，能把干部说得一愣一愣的，无法招架。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么有“理论水平”的农民了。

在农村，只有干活好农活架式好才能得到大家的尊敬，按照那时学马列的话来说，这是一条铁的定律。二哥不仅能说会道，而且干活也是一把好手，在队里是数一数二的壮劳力。我在以前描述的推车子的情形，当满载重荷的车子陷入泥泞，那强壮男人大吼一声，活生生地用双臂将小车平端出泥沼的故事，说的就是他。刚下乡时，二哥常常半炫耀半指教地告诉我农活的技巧，怎样握锨，怎样掌车，怎样执镰。放工时他提醒我把农具清理干净上心保养。“磨刀不误砍柴工么”，这是他的口头禅。他的铁锨每天打磨得铮明瓦亮，放在面前，你的面孔可以清楚地映照在上面。

“瞧，这把锨可以给我的女儿做陪嫁的镜子”，他嘿嘿笑着，不无得意。

二哥不仅干粗活是一把好手，而且粗中有细，许多妇女们的拿手活儿他也须眉不让巾帼，干得有声有色。还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厨子，做的一手好菜，这当然是按照那时农村的标准。那时公社或村里有各种活动，需要有人作饭，还不时地选上他前往服务。让我最佩服的是，他可以在一个巨大的瓦盆里揉面，从干干的面粉加水揉到柔和又富有弹性的面团，而到最后他的手上可以没有留下一点面粉渣子，两只手好象从来没有接触过面粉似的。

队干部斗不过他，就把他招安了。不久他当上了副队长，由“造反派”变成了“走资派”，也就不再闹事了。不过，当了干部的二哥，变得不那么俏皮，不那么可爱了。

既然说到了“老五”和他二哥，索性也讲一段他大哥的故事。老五虽然排行第五，但上面只有大哥、二哥。其他两个兄弟从小就夭折了。大哥成家早，已经另立门户，所以平时我到老五家串门，只能见到老五和二哥，和大哥不熟。大哥虽然是三兄弟中最为魁梧高大的，但却是草包一个。很容易和别人翻脸打架，但又不中用，常常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

关于大哥，有这么一个故事。那年头实行计划生育，如果一对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就一定要做绝育手术。大多数情形下，是女方做绝育手术。但是在他的家里，是大哥去做的手术。一天深夜，老五慌慌张张地跑到我的住处，把我从睡梦中叫醒。

“小刘，快起来，我大哥发病了，你快来看看”，他在窗外急促地叫着。

我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好，就匆匆地跟着老五往他家奔去。

还没有到他家门口就听到大哥那杀猪般的叫声，原来他做绝育手术的伤口突然疼痛不已，无法忍受。大家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病症，不知如何应对。没有办法，只能送医院。

有人去叫醒拖拉机司机，有人抱来被褥，不一会儿，我们已经行驶在去公社医院的路上。拖拉机的颠簸更撕痛了大哥的伤口，他不时地大喊大叫，而且从拖拉机上跳将起来。我们只好把他死死地按住。

送到医院后才知道，原来大哥他这是自讨苦吃。按照医嘱，做了绝育手术后要有一段时间禁止房事。但这老兄迫不及待地要拭一拭宝刀可好，提前操作，差点酿成大祸。医生处理完后，我们连夜把他送到公社医院附近的一所学校里，做进一步观察。

原来，我们村接受了计划生育手术的男男女女都暂时寄住在这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一走进这个教室，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我至今都没有忘记那种浓浓刺鼻的血腥与便臭混杂的味道。诺大的一个教室，桌椅全部撤去。光秃坚硬的土地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地铺。刚刚动过手术的人们—大多数是妇女—依躺在家里带来的被褥做成的简易铺垫上，身体因为伤口的疼痛而弯曲成各种不同的姿势。房间里呻吟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听得出，那声音是刻意压低的，在一大屋子的邻里乡亲堆里，谁好意思大声喊叫呢，只能强忍疼痛，低声呻吟。而陪客则（多半是丈夫）在一边伺候着病人。有的跑进跑出端水喂饭，有的拉着手细声安慰，有的则依拥在一起，轻轻地抚拍着病人，还有的蹲坐在脚下，抱头无言。这一串凄凄惨惨悲悲且且的镜头我永远无法从心头抹去。

下乡两年多，虽然时间短暂，但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人情世故和风风雨雨，我在这里长大了。来到农村时，象当时流行的形容那样，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当离开农村时，我深深地体验到了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生活和期盼。离开农村二十多年了，虽然匆忙的生活中我很少有暇回首往事，但我固执地想，下乡的这段经历永远地铺垫了我以后生活道路的底色。我很自豪，自己不仅是一个下乡知青，而且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