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颍、扬、定四州,官至礼部尚书。他在诗、词、歌、赋、文、书、画、文艺理论等方面皆独树一帜，史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作官可以作到内阁大臣；其超脱飘逸的风骨可以使方外高僧折服；他甚至连服装剪裁、美食烹调亦无所不精。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泰斗级宗师型的多才多艺的人物是一点儿也不过份的。

然而就是这麽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却因为缺乏起码的待人接物技巧和城府而在仕途上频繁地遭遇极大的挫折，被一贬再贬，越贬越远，竟从杭州、湖州、黄州一路贬到当时的荒蛮之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晚年遇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获赦，北返途中在常州病逝。一代豪杰就这样郁郁以殁，凄凉的晚景令人唏嘘不已。

我认为苏轼悲剧般的一生中的许多经验教训值得人们、尤其值得那些天资聪颖的人们记取。人生在世需要与方方面面的人物打交道，既需要与同自己合得来的人物打交道，也需要与同自己合不来的人物打交道；既需要与比自己水平高的人物打交道，也需要与比自己水平低的人物打交道；既需要与君子打交道，也需要与小人打交道。而在与所有这些人周旋的过程中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安全第一”。而一般人往往只愿意与同自己合得来、比自己水平高的君子打交道，而不愿意与同自己合不来、比自己水平低的小人打交道；与后者打交道时往往还忽视必要的自我保护。那些天资聪颖的人就更是把这种不符合人际交往规律的习惯推到了极端的地步————甚至对一些与自己意见稍有不合的君子都不能相容，仿佛天下只有自己最正确。苏轼正是犯了这个聪明人的大忌————对王安石执政时实行的新法不满而公开反对，招致贬黜；对王安石下台后上台的司马光实行的尽废新法恢复旧法也不满而公开反对，又一次招致贬黜。用老百姓的俗话说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平心而论，王安石和司马光尽管政见不同，他们都还称得上君子，司马光更是与人为善的忠厚长者，苏轼自恃才高连这样的君子、忠厚长者都不能见容，其令人不能容忍的盛气凌人、尖酸刻薄之态可想而知。可悲的是，苏轼对君子和忠厚长者恣意妄为后受挫并没有汲取教训，在小人当政后仍然不讲究方式方法、毫无自我保护意识地我行我素，终于被人诬陷“谤讪朝廷”，差点招来杀身之祸，能够活下来纯属侥悻。苏轼这时才对他的人生观作了深刻的反省，认识到自己这一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古哲老子的“大智若愚”的教诲才是至理明言。感慨之下，苏轼在为其第四个儿子苏遁洗儿（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三天或满月时，会集亲友，为婴儿洗澡，叫洗儿）时作了一首《洗儿戏作》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首诗表面上说是“戏作”，其实是一首凝聚了人生深刻的经验教训的辛酸之作，直到今天还具有警世的现实意义。相比之下，历史上在天资、诗名、经历等诸方面与苏轼最接近的莫过于白居易了，但白居易在待人接物、自我保护意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等各方面都作得比苏轼好得多，所以白居易的人生经历自然要比苏轼顺利得多，既作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又作到生活优游自在，诗名永存，这的确值得后世效法。

苏轼的“我被聪明误一生”的过来人的沉痛之言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记取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重蹈苏轼的“我被聪明误一生”的覆辙而误了美好前程，从而能够在享有美好人生的同时，对家庭、对朋友、对社会、对人类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