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以后，我和父母再也没有合过影。

今天是父亲节。以前在中国，好像从来没有这个节日。来到美国十几年，似乎也不大注意这个节日。

母亲节，我是记得的，虽然它也是一个洋人的节日，虽然那也是我到美国之后才知道的一个节日。

事实上，这两个节日之于我，都是比较无奈的。

我对母亲是感恩的，因为她一手带大了我，我从未质疑过她对我的爱。然而，我并不那么向往着与她共处。骨子里，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m)。不过，成长于提倡集体主义的环境下，孝道和忠於不容质疑的时代里，我并不知道我是个人主义者，即使知道，我也得把自己批判得体无完肤。

我是一个天生的个人主义者，但却不是一个自我中心(egotism)的人，这样的个性矛盾不但令我非常地困惑，也非常痛苦，因为成长时的流行价值和传统与自己的本真太不相符。

从小到大，除了13-14岁那两年，我都在努力地为母亲争光争气，按照她的意思活着，努力去做让她高兴的事，因为我爱我的母亲。当然，无论我怎样努力，却经常事倍功半。我曾经尝试过疏远她，离开她，为此我和她都付出过非常沉重的代价---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恶梦。

我终於意识到，我和母亲根本就是两种人，她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我，只是一厢情愿地以她的方式爱我，并且强迫我接受她所有的好意，无论我是否需要那些好意。而我，自认为是了解她的，毕竟她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但是我却没办法循着她那简单的却非常强烈的意识去生活。

我也终於意识到，过去，现在和将来，无论怎样，我都无法付出，与她为我付出的、对等的爱。我也无法做出她为我所做出的选择和牺牲，比如永不再婚。我当然更无法做到完全属于她，正如她自30多岁以后，完全属于我一样。

当我接近天命之年，我终於明白，我没有办法再强迫自己，继续承受她那毫无商量余地的，太过沉重的爱。虽然我时有负疚，但是，除却恪尽物质以及生活上的孝道之外，我仍然决定，在所剩不多的生命里，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每逢母亲节，我会送花，或接母亲出去吃饭，可是我无法给予她，她最想要的---和我同住，并在与我同住时，保护我，关爱我，让我不受任何人包括我丈夫的‘欺负’。

每到母亲节的夜晚，事实上，每当我不耐她的唠叨，忍不住和她争吵之后，我都会感到内疚。想到那遥远的冬夜，她背着我去医院，因为个子小，衣服重，她不得不扶住栏杆才能站起来……。想到当年她的美丽，那白纱底蓝绒点儿的短衫，那么恰到好处地包裹着她浑圆的肩头。想到她走在街上，那些追随的目光，那些赞美的叹息，想到靠近她，她那母亲独有的温暖气息。我也想到近20年来，她的迅速衰老，她苛刻的个性，她恶毒的话语。那皱纹横七竖八地刻在曾经非常美丽的脸上，那么触目惊心！我多想喊，还我一个美丽温柔的母亲！当我想到如今她必须独自生活，她的孤独和委屈的时候，我同时记起和她同住的种种不愉快。多少次，我从恶梦中惊醒，喊道：“妈妈，我没有……我不是.... 。”那无数次努力地却又徒劳的解释和分辩，那些激烈的争吵痛苦的眼泪。

唉，那些鲜花卡片，意大利的菜单和各色母亲节的礼物，犹如铺天盖地的嘲讽，母亲节是一个令我无奈而尴尬的节日。

既然今天是父亲节，我还是应该说说我的父亲

对父亲，我谈不上感恩。请原谅我的直率，因为他确实对我没有养育之恩，虽然我是他生命中的最爱，虽然没有养育我并非出自他的选择。

在母亲怨恨的话语中，年轻时的父亲说好了是一个纨裤子弟，说坏了是一个“花花公子” 。当父亲再次来美与我同住，他对我谈了他的家庭以及他的一生。

父亲的一生很长，90分钟的录音带，我录下十几盘。一个接近80的人应该可以坦然地谈论自己的一生了，特别是对着他几近天命的独生女。

我的祖父李兆甫(字伯申) 自青年时代，就开始追随国父，后曾为国父灵柩的牵绋者之一。国父去世后，祖父退出政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曾力邀祖父出山，祖父以丁夫忧为由拒绝。后来祖父在上海，与沈均儒合开律师事务所。董竹君在>中，提及我的祖父，他曾为董竹君的离婚律师。抗日战争爆发，当时的日本外务省次官是祖父早稻田的同学。於是，祖父离开上海，辗转香港、广州、武汉到达重庆。

在陪都重庆，蒋介石亲任四川省主席，后由张群接任，而祖父是张群的省政府秘书长。祖父虽权倾一时，却又两袖清风。在四川，祖父全家一直借住于他人之宅。然而，祖父的两袖清风，并不妨碍父亲以及父亲的兄弟成为‘花花公子’。

母亲的记述，父亲的回忆都证实了，在母亲之前，父亲确曾有过多位女友。然而，不知是他记忆出错，还是事后溢美，从父亲的坦白交待中，我并没有发现多少‘油水’ 。在某种意义上，‘花花公子’ 实在是徒有虚名。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花花公子’ 却又名实相符。父亲会玩儿，少年时曾获全国花样滑冰冠军。父亲善歌，他唱的英文歌曲颇有平.克劳斯贝的味道。父亲善文，但仅止于情书，他多次为多位朋友捉刀而赢得美人归。父亲性喜交际，信奉千金散尽还复来。父亲好热闹，也喜欢出点小风头。如许多世家子弟，父亲虽纨裤却并不阴险狡诈，不知稼穑之艰辛，也不懂人世之险恶。

父亲所有的十八般武艺，独缺保护自己的技能。1957年，他居然不知收敛，被我党的真挚所感动，说了几句话，表达了一番自己的好意。父亲说的不过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之类，而且那还不是他的原创。不过是他听了来，以为那话深刻，或想表现自己的深刻，转述而已。毫无疑问，父亲在劫难逃。

父亲这样的一个纨裤子弟，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不能不说是抬举了他，因为他完全不谙政治。这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几年。这一顶帽子令他妻离子散，令他数次几乎丧命，然而，在摘去这顶帽子的时候，在他的档案里，竟然找不到言论，成为一个无声右派，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岂止如此，有人在摘去帽子时，还呈上一声“感谢”，或打个“娘错打了孩子”之类的圆场。所幸，父亲摘帽时依然无声，仍然不谙政治。

在父亲东北劳改的年月里，母亲曾多次偷偷地寄报纸给父亲，报纸里夹带着父亲最需要的食品，当然母亲也难逃多场批斗以及其他的侮辱。

大约1962年，父亲每年可以回北京了。父亲回来，我最高兴，因为父亲有时间和我一起玩儿，还会给我买一些母亲绝不会买给我的东西。父亲曾给我弄来两只小桦鼠，还曾为我买过一朵带珠子的绒花。从东北，父亲带给母亲一些特产，比如猴头蘑，也给极爱干净的母亲带回一身虱子。父亲从母亲那里拿走的，是钱，用钱买的车票和铺盖(他常常丢失钱物) 。父亲走后，留给母亲的是她在工作单位的屈辱。

母亲和父亲分手，并不是因为父亲成了右派，虽然母亲受到的歧视早就足以使他们分手。母亲对婚姻的坚持，除了母亲的为人、传统意识和夫妻感情之外，还有母亲对后来的歧视、迫害和斗争之残酷缺乏预见。

终於，一件在今天看来，在外人看来，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导致了父母的离异。

我10岁那年，父亲回四川，偶遇他的初恋。那曾经非常美丽的女人已经被生活折磨得面目全非。因为历史反革命罪，她的丈夫被关押，释放之后以拉板车为生，而她的肺病已到晚期，还有三个幼子。她的姐姐找到我父亲，请我父亲帮助。父亲给了她20元。

数月之后，母亲收到一封信，那信中说，“所欠之款，做牛做马定当还清。”署名正是那个女人的丈夫。我不知道那个男人如何找到我母亲的地址，也不知道他写那封信出自何种用心。

至今，我仍然记得母亲收到信，大哭的样子。母亲说，“他不曾给过我们一分钱，却.......” 这一封信，这20元钱竟然彻底摧毁了夫妻的感情，而那情感被严酷的现实，长期的分离所磨损，已经崩紧到最脆弱的一线之间。那也正是山雨欲来的文革前。

我不能责备我的母亲，也不能责怪我的父亲。

自母亲提出与父亲离婚，父亲探亲回北京，只能寄居亲戚家。因为很难见到我，他千方百计地托人将我‘骗’ 出来，或在我可能出现的地方等候我。当文革开始，他就更没有理由见我了，因为我也不愿见这个右派父亲。

从1967年到78年，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磨难和转折。其间，母亲被专政，自杀未遂，14岁的我独自过活，我的父亲在哪里？我不知道。

1981年，在未通音讯14年之后，父亲突然托人带来口信，他已在北京，他的右派问题即将改正。

每个放学的周六，父亲在校门口等我，同我一起吃一顿饭。然后，他伴我去崇文门菜市场买菜(那是我每个周末必做的功课) ，再陪我坐地铁到达玉泉路，走过当时两旁还是田野的小路。在院门口，他和我道声再见。

父亲知道，我的周末是属于母亲的。他似乎也知道他这个没有尽责将我培养成人的父亲，是没有资格和母亲竞争和我相处的时间。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每周一饭，花光了他不多的积蓄，后来他在北京的日子，每天只能吃一餐。

父亲因为再婚，终未能留在北京。1984年出国之前，我们见了一面，一起去北海，将祖母的骨灰撒入湖中。父亲生在北京，祖父母也曾长期居住北京。几年前，在白塔寺附近，坐在电车上，还能望见我们祖屋上的飞檐。当然，那早已不是我们的祖屋，如今连那飞檐也不知去向了。

以后的日子，我回国探望父亲，最多数周。父亲来美，每次不过半年。我和父亲相差30岁。算起来，我和这个给了我生命的人相处最多不过5-6年，其间3年，我因年幼，无从记忆。我没有办法和父亲非常亲密，至少不习惯和他的身体碰触。每当困难的时候，我第一想求助的人也不是我的父亲。

父亲收到我的汇款，他总是高兴的。每次我给父亲汇款，我感到一种心安，一种对给予我生命的人，一个饱受苦难的老人尽了义不容辞责任的心安。

我知道这样的直率近乎于残酷，但是我和父亲确实没能在一起度过多少日子，无论是苦难还是欢乐。外界的残酷和内在的无知伴随着我的童年，外界的残酷和内在的痛苦伴随着我父母的中年，而无奈却伴随着我们三人的今天。但愿，但愿错失和懊悔不再伴随我们的明天。

我常常忘记父亲节，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不是我的错，当然那也并非我父母的错。我不会因为忘记这些节日，去说上一句“SORRY ”，或补寄一张祝贺卡，那种贺卡之于我和我的父母，都太轻薄了。

杜欣欣写于2004年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