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追过的老头儿（旧文）

俺爹妈的单位曾经有一帮南下老干部，他们多半老家在北方，解放战争后就在南方参加当地的建设工作留下了。因此，他们的口音，在俺幼小的耳朵里听起来与本地的方言截然不同，煞是有趣。我记事那会儿，他们在局里正“把持朝政”如日中天，俺爹还在给他们做副手兼文秘（也是解放前他在私塾泡了几年小书的文凭赚的）。朝鲜战争后复员来局里的叔叔们在他们眼里统统都是小字辈。据说，解放初期各单位十分缺乏识文断字的人，以至于老爹他们到各个乡镇辅导工作，只能教送文件的同志，系麻绳的送政府，系草绳的送妇联，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有俺老爹们这样一帮学生哥当下手“辅佐”，老头儿们那几十年在局里的工作开展得顺顺当当。俺没上过幼儿园，上小学前的时光就在老娘的办公室里泡着，跟这帮老头儿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地混在一起。他们闲聊我在，开会我在，骂人我也在。俺像个小小的幽灵，总是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们的左右，嘿嘿。

郭伯伯在我记忆里一直是局长，他说话的口音跟周恩来很像，但我记不真切他的家乡了。印象中的郭伯伯高高瘦瘦文雅干练，总是一身笔挺的军干服（就是胡总视察军队时穿的那种不是军装又象军装的四个兜的衣服，俺们当地称军干服），无论坐站，身子都挺得笔直。他说话亲切客气，总是轻声细语，每次他见到我都是笑眯眯滴，会摸摸俺的头说又长高了。我印象至深的是，他有只耳朵缺了一半，这是俺每次见到他时情不自禁重点扫视的部位。俺娘说，那是郭伯伯小时候不听妈妈的话被月亮割了耳朵，俺曾相信了好一阵子。郭伯伯是个好脾气的人，从来没见他发过火。

说话嘈嚷的龚伯伯跟我是最亲近的“哥们儿”。他是副局之一，人矮胖，嗓门大而嘶哑，经常把人吼得要跳起来。他闲暇时喜欢讲战斗的往事，我时常想象他操着山东口音象电影里一样喊着“同志们，冲啊！”的形象。。。龚伯伯虽然对年轻的下属很凶悍很霸道，见到我却是极温柔慈爱的。他会让我亲亲他刚刮了络腮胡的脸，有好吃的他会包好塞给我。俺很奇怪这么看似粗莽的男人笑起来却有一对非常可爱的酒窝。。。记得有一天，老娘有些惊慌有些神秘地悄悄问我，你是不是把龚伯伯办公室的门锁弄坏了？我说没有啊。老娘拿出一根藤条样的小棍，我才想起，那日是有几人聚在龚伯伯办公室开会，俺坐在门口的长条藤椅上玩儿，玩着玩着，就把长椅上的藤条掰下来塞在锁孔里了（我敢打赌，十有八九的人都掰过藤椅上的藤条）。。。老娘听罢压低嗓门批评我，就知道是你干的好事！下午龚伯伯就开不了锁，害得他从外面窗户搭楼梯爬进办公室，从里面才打开门，锁匠掏出来这个！也许想起了龚伯伯扭着大熊猫一样肥胖可爱的身躯爬窗户的样子很好笑，老娘忍不住又笑起来，但她严厉地低声警告我，下次不可再犯。那栋六七十年代建成的办公楼高大威武，它的二楼相当于如今的三楼那么高，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俺不知道事后老娘有没有代我向龚伯伯道歉，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说堵锁的事，每次见到他还是一如既往纯真的笑容。。。龚伯伯是这帮老头儿里最早离世的，他烟瘾很大，得了癌症。老娘告知我时我正读高中，想起他往那个列宁式的烟斗里填当地土制烟叶的情景，我郁闷良久。。。

王伯与我家渊源颇深，但这个王伯不是我们隔壁的王伯，虽然我们也住在同一个家属院里，那个院里姓王的似乎特别多。王伯家王妈（她的大名俺不知道，大家都叫她王妈）虽然是家庭妇女，却是个很能干的女人，而且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抽烟喝酒的豪放女人。王伯王妈都是四川人，他们家四个儿子都长得挺拔端正玉树临风，是老两口的毕生骄傲。俺爹俺娘是那年代的双职工，工作忙碌，所以阿三阿四以及俺的童年，都由王妈帮忙带过一段日子。我想费用爹娘一定是给了，但那年代可不敢叫保姆，我们都叫王妈王伯。与王妈的嘶哑大嗓门的泼辣能干的形象相比，王伯温存敦厚，他一直在单位做营业部的出纳。但七几年因为几毛几分不清楚，王伯被关进监狱一年多。单位给他保留了工作籍，出狱后他就转到工程部去了。俺记得，王伯刚出狱时的脸是铁青铁青的，整个精神大不如前，但俺爹妈对他如常地好。八十年代中期，王妈车祸去世后，我家年三十的团圆饭都会请王伯来。实际上，俺爹娘一直认为王伯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人。而俺特别感激的是，在一次学校组织的风筝比赛前，王伯买来牛皮纸和白线，削好竹篾，帮我做了一个蜻蜓风筝，要知道，那天家里谁都忙自己的事儿顾不上俺，俺都急得快哭了。虽然那次风筝比赛俺没得奖，白白在花果山上採了一大捧梨花回家，但王伯一边做风筝一边给我讲解的耐心细致让我至今难忘。

跟俺爹娘一样，苏叔叔和夏娘娘（当地对阿姨的称谓）是一对在同单位上班的恩爱夫妻。苏叔叔是抗美援朝复员回来的，应该不属于老头儿之列。他跟俺爹关系特好，所以顺便说一说。苏叔叔高大俊朗剑眉星目，夏娘娘则秀美温柔聪敏过人，他俩应该算是俺最早记忆中的才子佳人了！记得在一个冬天的上午，局里一直开着会，俺在会议室里逛来逛去。不知什么时候，夏娘娘把我抱在怀里，悄悄跟俺谈起了俺的“身世”，她很认真地跟我说，其实呀，我是她生的女儿，后来balabalabala就把我交给我娘养了。我开始完全不信，继而半信半疑，最后差不多被她说服了。夏娘娘一直试图让俺叫她一声“妈”，俺始终难为情没答应。但中午吃饭时，她就把俺带回了她们家（也不知她怎么跟俺娘交待的）。还记得苏叔叔和夏娘娘给我不断夹菜，他们的儿子Zuazua哥（方言发音，还真找不到对应的词儿）待俺特别亲。他给俺舀了一大碗饭，结果俺没吃完，又不好意思倒掉，俺只能含蓄地怪罪是他的错，他也很欣然地认了，还带俺到外面雪地里堆雪人（要不俺咋记得是冬天呢）。要知道，那时候在家里，阿三阿四是不敢给俺舀饭滴，因为只要俺吃不完就是舀饭人的错，哈哈哈。。。如今俺已不记得这个“身世”之谜是如何解开的，反正下午俺又高高兴兴地牵着老娘的手回自己家了。

老家河南的独眼张伯面容看起来有几分狰狞，但实际上他除了有些倔，还是很和蔼的。在家属院儿里，他住俺家背后，是俺爹娘的“大二”搭子（“大二”为当地麻将变种的字牌，只需三个人，一把算盘记帐）。有时晚饭后，老娘会指派我去悄悄叫张伯来打牌，但她说得很含蓄，说叫你张伯来“改板子”。俺开始不明其意，但一说张伯就明白，他脸上的褶子笑成一朵花，乐颠乐颠地就来了。后来俺大致弄懂，“改板子”是对明目张胆地打牌的掩饰，得维护点儿干部的形象，呵呵，尽管他们从不赌钱。从大人们的闲谈中，俺隐约了解到，张伯从前在北方有个原配，但南下后，在遵义又娶了一个，其实这两个婆婆我都见过。在俺的记事里，北方婆婆跟张伯长住，但南方婆婆时不时会来串门小住几天，她们都给张伯生了儿子。北方婆婆做的面食非常好吃，胜过我最爱的"小而真"餐馆里做的东西。每次当她端着那热气腾腾的白菜粉丝包子，惦着旧式妇女包裹的小脚走进我家时，总是很让人心花怒放的时刻。。。 南方婆婆说话是典型的遵义口音，她长得白皙清秀，也年轻一些。南方婆婆开朗健谈，还能唱一些民歌小曲。在俺眼里看来，虽然她已是老太太了，但戴着黑绒小帽的她依然俊美。有时候作业做完没事儿，我会到张伯家溜达一下。印象中，总是看到三个老人围坐在火炉边一边喝茶水一边拉家常，炉子中间坐着一锅水噗噗冒气。。。南方婆婆会给没有几颗牙的北方婆婆剥一小堆瓜子米米放在炉子边上，不过看到俺进屋，俩婆婆都会推让给我吃了。。。这个童年记忆中的温馨画面，在俺成年后让俺想过很多，有些感觉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数次的同学聚会上，俺举杯时会感慨： 嗨，女人要心疼女人。。。

回想七十年代的童年，虽然物质上没有如今丰富，但从不缺少关爱和温暖，因为俺除了家人，还有那一帮慈祥善良、可亲可爱的老头儿陪伴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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