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主义者拿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来说事，基本上属于煽情，因为两件事虽然都属于政府枪杀学生，但性质上有极大的差别。近九十年前的和平请愿没有破坏性意图，示威者也没有准备去赴死，在没有反复警告的情形下射杀平民就象屠杀儿童一样。

六四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尽管学生和群众动机自始至终都是纯洁的，但整个运动的诉求和走向，是一条无法回头的死亡之路，是受人控制和利用的，从政治学来讲，六四流血是一个必然事件，它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无法妥协的必然。这意味着什么呢？六四中到底什么人最希望学生去死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仅仅讲到此地，六四学生与刘和珍君们的生命处境就已经有本质不同了。

自古变法没有不死人的，所以谭嗣同横刀向天笑，汪精卫不负少年头，从前的先知先觉，无一不是自己血溅轩辕。但六四并不是这样的，策划者是用别人亡命的血，来作为自己豪赌取胜的筹码。六四学生洒出去的无辜的血，或有它崇高的一面，但阴谋却让这种崇高蒙羞，轻信使勇敢变成为鲁莽，激情把理想变成了一幅幻象。

但无论如何，刘和珍君与六四学生之死最大的不同还是前者没有破坏动机，后者则具有破坏动机。不论你是否认识到，或者承认不承认，六四和平请愿具有冷暴力的性质，它的旷日持久瘫痪国家的首都达数月之久，它失去理性和节制的破坏性，是一个客观事实。

马丁路德金，一生没有搞过美国的六四，圣雄甘地，一生没有搞过印度的六四，而以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力，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掀动一场属于他们自己时代的六四呢？

六四以和平请愿为借口，不负责任地瘫痪社会，到最后几乎把国家逼到了群龙无首的崩溃边缘，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未来，政府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最后手段，但六四时的中国政府不是民国时代的北洋政府，六四之前先礼后兵，反复警告清场，有节制负责任，但无论如何，流血毕竟还是发生了，这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不幸悲剧。

人类的血是热的，但人类的理性却是冰冷的。我们可以说政府射杀学生，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是背后的阴谋，把他们送向前面的子弹。学生之死，是政治人质之死，学生死在政治的阴影之下。当年的刘和珍君没有受人愚弄和操纵，她和她的同伴的死，死得纯净，没有污点。

六四事件本身，是永远不能平反的，这一点不言自明，错误的手段，永远与正确的理念相违背。否则的话，将来任何人都可以名正言顺地用六四先例任意瘫痪国家，如果他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把希望寄托在不负责任的冒险和幻想之上，我们也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种无休止的动荡不安之中。希望国家繁荣、人民幸福，我们需要寻找别的出路。

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允许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做到什么程度，对此人类是需要理性的，更为重要的，人类理性需要智慧的导航。不唯理性，人类价值也同样需要智慧的守护，正由于此，中国的儒家，把“智”这一个准则，置入到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中。

六四在精神缘起上，本来是以反腐败作为它最初始的具有民意基础的道德动机，但它后来转向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动机，由此而葬送了自己的道德初衷，同时也失去了民意基础。而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则在于，中国正是在六四之后，才走上了全民腐败的不归之路。六四所放弃的基本道德诉求，传递给邓小平一个错误的信息，这使中国后来走上了诱民以利而回避道德追问的“发展”之路，虽然它暂时缓解了尖锐的道德对立，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恰恰相反，近三十年来的养痈遗患，使中国社会陷入了近乎万劫不复的深重危机。然而面对这种社会危机，中国人民是不会回忆起六四的，六四的一群，绝不是我们民族的道德殉难者。六四的演变，很快就失去了它原本的道德基因而沦为一场政治力量的生死角逐，六四的光环，仅仅来自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的一厢情愿的精神加冕，而二十余年来日渐稀落的掌声，也反映出它与天下普遍民心的向背。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让高歌者继续他们西行的高歌吧，我只愿安息者的灵魂在故土安息，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