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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暑假，在旧金山到洛杉矶的林间道上，两个斯坦福音乐系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旅行。他们带着行囊，一路以露宿为主，偶尔也在旅店过夜。就在那个晚上，他们被电视节目里的交响音乐会指挥的动作所吸引住了，演奏结束后他们才知道那个指挥是奥地利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 1930年7月3日-—2004年7月13日）。

回家以后，那个指挥专业的巴伯同学(Charles Barber) 开始收集、阅读和观看有关克莱伯的文字和影像材料。他太喜欢克莱伯了，他想跟他联系，希望能够成为他的助手，跟他学指挥。一年半之后，经纽约哥伦比亚艺术家管理公司转交，他寄给克莱伯的第一封信终于发了出去。克莱伯没有接受巴伯的请求，但是他们开始了通信。2011年底，已经是温哥华城市歌剧院艺术总监的巴伯把他和克莱伯通信积集成《与卡洛斯的通信》一书出版，(Corresponding with Carlos——A Biography of Carlos Kleiber) 让世人看到了那个神情腼腆而且似乎不太自信的指挥大师敏感、幽默又轻松的另一面。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霍洛维茨(Horowitz，俄裔美国钢琴家)身上。霍氏也是从电视转播中偶然知道克莱伯的，惊喜不已之后和他联系，商谈联手演出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的事宜。不料就在他们着手合作时，霍洛维茨突然去世了。

我想，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很多其他业余的、或者专业的音乐爱好者在他们第一次看到克莱伯的背影时就喜欢上他了，至少我就是这样。20年前，当我第一次从VHS录像带里看到克莱伯的指挥，他那优美的背影和变化多姿又浑然一体的身姿把我深深吸引。我从此开始留意收集他的音像制品，并进而对他的身世、他的艺品产生兴趣。当我对他的过去了解越多，就对他越敬仰，越钦佩，越关心。可是他的公开活动很少，99年之后再也没有看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报道，直到10年前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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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对不起，我们昨天才知道他去世”！

2004年7月19日，世界各主要通讯社从斯洛文尼亚获知，古典音乐指挥大师卡洛斯·克莱伯已经去世。第二天，法国《费加罗报》登出了《哦，对不起，我们昨天才知道他去世!》这么一个满带惊愕和愧意的新闻标题。然而，让所有知道他并且关爱他的人更加不愿接受的事实是，这位指挥家在三天前已经悄然下葬了——葬 于7个月前先他而去妻子的故乡：一个紧挨奥地利的前南斯拉夫联邦的小村镇里了。

这真是一个可以追随但却不让靠近的人！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某些公众人物，比如艺术家，作家，诗人的去世会让人有如失去自己亲人一般，有时甚至比自己的直系血亲还要悲痛。因为通过作品，他们无保留地向世人敞开心扉，让人随意走入他们的灵魂，给人们带来精神动力、欢愉和享乐，让人感觉随时都在和他们交流、分享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这样就会有一种心理认同。克莱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克莱伯去世后他的姐姐这样描述她的这个弟弟：“指挥带给他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他日常生活的环境和感觉。舞台上他看上去兴高采烈，激情无限，热力四射，甚至有点疯狂，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 当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回想他舞台上的气质风度，他指挥作品的完美精致，内心里的失落便油然而生，哀痛而难以遏止。

克莱伯在年轻时没有尊从也是指挥家的父亲（Erich Kleiber）的意愿，执拗地选择以指挥为业。可是成名之后却拒绝任何乐团常任指挥的职位。他一辈子不用经纪人，不收一个学生，几乎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他选择非常非常少的曲目演出，只授权发行非常有限的音像制品；60岁之后每年平均几乎只演出一场，70岁后则完全隐居。如果说当年莫扎特被草草地葬在维也纳一个无名墓地多少是由于当时客观条件使然，那么现在的克莱伯则是他有意选择了这种与世俗，与自己的身名，与他留下巨大声誉的这个音乐世界隔绝的做法。他全然不顾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崇拜者、仰慕者的思念、牵挂，最后连让人写一张卡，送一束花，写几个字去表达一下哀思的机会都不给。但我同时想到，他的这种独特的行事方式也造就了他与众不同艺术理念和指挥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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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是他职业指挥生涯的开始。为了避免因父亲的名声而可能受到的格外的关注，他在节目单上使用了Karl Keller这个化名。从波茨坦那第一场排练开始，据当时的演奏员回忆，年轻的克莱伯一点都没有初登舞台时的拘谨和客套，他们在一起排练了差不多有十次。和多年后一样，克莱伯带着精益求精的态度，经常打断演奏员的演奏，提出自己的意见，因此他一直有“绝不容忍错误的指挥家”这么一个声名。在他几十年非常有限的演出中，他对每一场演出首先考虑艺术上是否达到自己的标准，是否合乎他的期望，任何一场演出他都要力争做到尽善尽美，否则宁肯取消也决不凑合。他那种一丝不苟、宁缺勿滥的境界，是别的更注重效益的指挥家难以达到的。

比如：1974年6月他曾经花了三個小時排练《玫瑰騎士》序曲中80秒钟的一段；在慕尼黑首演歌剧《沃采克》时，他要求排练不少于34次；1979年在伦敦指挥《波希米亚人》，他排练了17次，其中光乐队本身就6次，尽管这个乐队在英国指挥家科林·戴维斯(Sir Colin Davis)的棒下刚刚录制了这部作品。另外一方面，他诚恳地让演奏员感受到，他们在一起排练其实是在一起重新创作。他用的比较多的语句是：你们演奏得真好，我还想再听一遍。有时一天的排练结束后，他会写一些小条子悄悄留在乐手的乐谱上，比如：下次这里可以再明亮一些，等等。排练场上他不说：不，不行，还不行。

他这种能够让乐队跟他一起追求完美境界的能力意义不同一般。我们可以想见，那些在世界一流乐团担纲的职员，他们在技艺上往往都非凡超群。为了到达那种水平，那些演员几乎花了一生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在学、在练。可能是一种自然的平衡，这些在使用乐器上出神入化的人，在情商、智商方面往往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不仅无法达到像他们在乐器方面的顶级水平，有的可能还低于常人的平均程度。舞台上他们身穿燕尾服，系着白领结，一个个看上去很有修养、挺有艺术家的风度，可是排练场上，混在同事中间，他们也会调皮，漫不经心有时甚至会任性。也许可以这么说，指挥一班器乐神人并不会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著名大指挥和手下的乐队会闹出一些矛盾来。可是几乎所有和克莱伯合作过的演奏员，他们对克莱伯的近乎苛刻的要求表示出极大的耐心和合作的态度，这非常不容易。

2010年11月，英国《BBC音乐杂志》邀请当今100位世界知名的指挥家，发起投票评选20位最伟大指挥家的活动。该评选不设候选人，让每人自由推荐三名，也可以投票给自己。由指挥家评选谁是“最佳”，这个举措非同寻常，这至少可以保证投票者的专业角度和眼光。因为没有候选人，所以投票结果非常分散。让人们不无惊讶的是：一生只指挥了89场（也有统计说是96场；卡拉扬一生指挥了2260场）音乐会的克莱伯荣登榜首，超越了伯恩斯坦、阿巴多以及卡拉扬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师。对那个结果，不少人以为名至实归 ，我也觉得克莱伯当之无愧。

确实，克莱伯不只是当今古典音乐界成百上千指挥中的一个，在我的标准里，他是近代最优秀、最杰出也最具有天赋资质的指挥家。克莱伯去世后，著名古典音乐评论人、专栏作家，英国人诺曼·莱布雷希特 (Norman Lebrecht) 在他的悼念文章里说：“自19 世纪中期指挥统治音乐以来，还没有哪个人能比克莱伯更完美”。 我以为这里的完美可以是：他的对指挥艺术的追求是完美的；他带给人们的享受也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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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同绘画相比，音乐必须通过演奏这二次创作才能把作曲家的情感转化成声音，从而让大众去聆听、去欣赏。一般来说，除了小型室内乐和有些器乐独奏之外，大型管弦乐队的二次创作由指挥和演奏两个部分组成。作为指挥，他一定要先对某一首乐曲有一个通透的把握，在熟悉和了解曲目的过程中，指挥对乐曲有了自己的理解，然后在排练时把自己的感受和要求告诉演奏员。这种要求越具体、越细微、越好。比如克莱伯曾经对一个黑管手说，“这里不要深呼吸”，我以为这种提示就是基于对作品细节的深刻理解之后才可能有的。

对克莱伯比较关心的乐迷都知道，当他准备公开演出了，那么一定要么是发现了一首新的作品，要么对某个已经熟悉的曲目有了新的发现。德累斯顿国家乐团首席指挥海廷克（Bernard Haitink）评价克莱伯时说：“他比别人更了解他要演出的作品，......他只演出自己感觉有特殊东西要说的歌剧。”这就是为什么即使那些已经被演奏了千万遍的作品——比如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克莱伯也能给听众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我在克莱伯排练录像里面看到这么一个情节，“你们相信鬼吗？这里请演奏得‘鬼’一点”，他对乐队这样说。“这里请大家都慢一点进入，有一种让别人先来的意识”。他是指一个声部在跟进另外一个声部时，他需要一点点的停顿。我理解这个停顿不是一拍或者半拍那种在乐谱上很容易识别和标明的那样，他要的只是四分之一或者八分之一甚至十六分之一的停顿效果。这样，“让别人先来”的提示造成演奏员一种滞后的心理预期和行为态势，从而达到一种无法言喻的效果和他想要的意境。观看克莱伯排练时的录像，能够让人知道他内心对作品的了解有多么深。

如果说发掘对音乐作品独特的见解，奉献给听众一种全新的诠释是克莱伯追求内在完美的表现的话，那么他肢体语言的丰富和变化以及幅度和力度则侧重于那种诠释的外在性了。不可否认，他的表演所带给人的感染力是无与伦比的。我常想，如果莫扎特在他的乐谱上记下的美妙乐符来自神的灵感，那么到目前为止，在音乐世界里唯一能够和莫扎特相媲美的就是克莱伯的指挥动作。我不得不去想，克莱伯身上那些精美绝伦的指挥元素一定也是来自上帝。

看过克莱伯指挥的人都会被他与众不同的指挥艺术所打动。在我看来，指挥台上的他，不仅仅是双臂，他身体的每一个关节几乎都已经成为他的指挥元素了。他有时会闭着眼睛，抱着双臂，让头跟着节奏轻轻晃动，俨然一个正在欣赏音乐的局外人；有时他会快速大幅度地弯曲膝盖，然后让身体带动双手慢慢起来，就像孩童在河边戏水；有时他一只手在额头前快速掠动，眼睛相应地跟着移动，仿佛注视一只蜻蜓正从他眼前飞过，......。他在指挥台上的神情和姿态让人看出他已然超神入化，完全融入音乐之美妙境界之中。 有人可能会觉得他那很多很多“元素”早已经超出指挥的常规性动作，可是没有人觉得突兀和做作。他高190公分，那颀长挺拔健硕的身躯，让他在舞台上的所有动作看上去都是那么的自然，协调而没有一点点做作和哗众取宠。

我从一开始就对克莱伯这种魅力惊讶不已。我也一直竭力留心其他指挥家的指挥动作，并尝试把它们分解成基本规律和图形，比如手臂的上升，下滑，划圈等等，这样就可以做一些量化的比较。假如一个指挥平均具有20个这样的“指挥元素”，（这个数字是任意的，只用于这里的比较。）那么克莱伯则拥有50。这里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他指挥动作的变化量是一般指挥平均水平的一倍还要多（得多），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专业指挥家评选中克莱伯能够脱颖而出的缘故。因为对音乐作品内涵的诠释可以是主观的，谁都可能会认为自己的最透最好，可是“指挥元素”是外在的客观的，那100个职业指挥家中的大多数谁都认为，克莱伯的舞台表演艺术无人能够企及。

克莱伯的魅力除了“天赋”之外，他一定比别的指挥更留意外在的表演形式——也许只有他才把管弦乐队当作一件“乐器”。克莱伯的化妆师告诉介绍克莱伯生平音乐记录片《了无痕迹》（"Traces to Nowhere"）的编导：克莱伯曾经承认他一个人时会在镜子前面观察、练习自己的指挥动作，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通常，乐队指挥会把怎样“打拍子”放在次要地位，甚至更低的位置去考虑，而克莱伯则把它视为和排练乐队熟练把握乐曲的强、弱、快、慢同样重要，我觉得这是更明智的认识和做法。

实际上，演出时舞台上交响乐队这个“乐器”的音质、音色、音域、音量等等已经通过排练得到保证，当音乐会开始，指挥的作用实际已经变了，与其说他仍然在操控乐队，还不如说他像乐手一样在“弹琴”了 。这样，他的拍子打得如何，在观众眼里就成了那个“琴”弹得怎样。我把这看作是一个指挥在音乐制品二次创作中的第二次创作，这绝对体现外部，而在种外在的表现对观众来说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据三联书店出版的《爱乐》杂志04年第8期中胡欣欣的文章介绍：1994年克莱伯随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访日演出《玫瑰骑士》时，观众席上出现了大多数人把望远镜对着克莱伯的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观赏克莱伯指挥的音乐会，我们既可以获得旋律本身带来的美感，还可以同时享受由克莱伯完美的指挥艺术带来的视觉冲击，这就是他高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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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奥迪汽车公司邀请克莱伯执棒，在其总部所在地、巴伐利亚州Ingolstadt指挥一场音乐会以飨员工。作为酬报，克莱伯将获得一辆时值十万美元的A8顶级配置跑车。消息传出几个小时后，音乐会入场券告罄。

克莱伯就是这样一位身价的指挥家，但他却以“不爱指挥”而闻名于古典音乐世界。卡拉扬告诉别人说：“克莱伯是有指挥天才的，但是他不喜欢享用它。他告诉我，他只有在感到饥饿时候才指挥。”根据他的为人、为业，我以为如果克莱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他的本意一定是玩笑、调侃。卡拉扬大概不懂人，也缺乏幽默。此话传开后现在就成了这样：只有当冰箱空掉的时候，克莱伯才拿起指挥棒。这样的概括，容易让常人联系到一个懒散、松沓的画面，其实不然。

按照克莱伯的能力，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世界上任何一个乐团都乐意提供他一个固定或者相对固定的职位。1989年卡拉扬去世后，柏林爱乐把克莱伯作为主要候选人来考虑。在获得克莱伯无意接任的意向后，乐团上层通知了乐团成员，但是团员投票时，乐手们还是把票投向了克莱伯，而且几轮的结果都是一样。自89、92两次指挥新年音乐会之后，他再也不接受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邀请；萨尔茨堡音乐节每年固定在7月至9月举行，邀请当今炽手可热的乐团来表演，可是克莱伯拒绝联盟。

克莱伯不同任何乐团签约担任常任指挥的后面其实仍然是对艺术完美的向往和追求。当演奏音乐完全依赖于人的自然能力时，数量和质量一定会有矛盾。因为做和尚就必须敲钟，签约后就有固定的工作量，那时，不管你准备好了还是没有准备好就得上台指挥，那样就无法维持他想要保持的水准，而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发生的事情。克莱伯用限制自己的演出数量来换取最大限度的演出质量，他宁愿花几倍、十几倍于别的指挥的时间在排练上。

他在萨尔茨堡也有一个屋子，每年音乐节期间，他会到那住一段时间。那些日子里，他穿牛仔裤，蹬轻便鞋，一早出门，买一份报纸，然后在街角的咖啡店坐上半天，领略来自各地朝圣音乐的善男信女，或者他自己以一个游客的身份信步萨尔茨堡街头巷尾，悠闲地品味那每一个角落里都充满了音乐的氛围，或者坐在剧场某一个角落，专心致志地观赏他自己属意的乐队、指挥或者作品。很明显，他和卡拉扬不一样的地方是：对于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以挣取大把钱财毫无兴致，在财富和艺术之间，克莱伯更看重后者。尽管对普通音乐爱好者来说，任何时候的克莱伯都是受欢迎的，但是他本人却坚持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拿给观众。这不仅是对艺术的执着，也是他人品高尚的表现，而恰恰是这种罕见超群的品格艺德才是最让人景仰和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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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伯逝世之后，斯洛文尼亚这个中欧小国势必引起古典音乐世界的关注。克莱伯出生于德国，在阿根廷度过了他少年和青年时光，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他和巴伐利亚歌剧院合作的时间最长。他是归化的奥地利公民，后半生一直以慕尼黑为居住地，最后却选择埋葬在斯洛文尼亚的Konjsica。克莱伯的太太是斯洛文尼亚人，克莱伯的母亲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滑铁卢市，有人提到她是斯洛文尼亚的后裔。

小镇Konjsica距离奥地利边界不到30公里，离首都Ljubljana55公里，常住居民约150左右。从地图上看，小镇和萨尔茨堡、维也纳三个点之间的连线构成一个略微向左倾斜的倒置正三角形，我用尺量了一下，边长在300公里上下。我相信克莱伯选择其中任何一个地方作为归宿都是有理由的，当然现在唯一的不方便是那些想去墓地吊唁他的崇拜者。也许这也是他这个决定的动机之一。

克莱伯床头有一本他经常看，也划了很多线的《庄子》。他在同巴伯的通信中也主动提到庄子，说他有一本意大利语的《庄子》，“这是一本很了不起的信、达、雅的译作”，他告诉巴伯，“他人生中最愉悦的享受就是阅读《庄子》。他说庄子是各种“子”里面最伟大的。

他在信中还告诉巴伯，“你是有史以来惟一的一个能和我保持通讯的人”，你有着深厚的幽默感。你那年骑车从旧金山到洛杉矶时经历的事情，深深的温暖了我这颗早已习惯冷漠的心。2003年6月，巴伯给克莱伯寄去了生日贺卡，克莱伯回了一封短函，他们之间的公开的通信往来就停止了。

在音乐这一行里，作曲家可以依靠他的才能、智慧一直做到老，所以莫扎特创作到他生命最后一刻，但是指挥不行，至少像克莱伯这样如此追求完美的指挥不行。拿克莱伯40岁时的激情、力度和他60岁时相比，差别是明显的。克莱伯大概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从64岁开始实际上就进入退休状态。他知道如果想在听众印象里保持他的完美的形象，如果想要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听众，他必须及时放下手里的指挥棒。在这一点上，他和其他的指挥家也非常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克莱伯和莫扎特一样，他们都是上帝派来的完美使者，他们的作品人间无人能够复制。

我必须承认，就欣赏音乐而言，克莱伯已经让我沉醉迷恋，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与大多数指挥家不同的人生理念，他那种自尊、自恃、自爱的行事方式和人格让我更加受益。毋庸讳言，他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风范，也给我留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大师形象。好了，安息吧，卡洛斯·克莱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