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古希腊民主算起，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民主在西方，2000多年来，无论是先贤先哲，还是精英政府，不少人对民主持强烈的否定甚至厌恶态度。而仅仅是最近这两三百年才算是扶正，特别是冷战后才跃升为现在的崇高地位。

在西方，有产阶级和知识精英反对民主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大多数人是无知无识的，他们对问题的看法经常是错误的。而政治是专业人才的领域，但专业人才永远是少数。二是由于大多数人都是无知无识的，就很容易受人蛊惑、摆布，特别是被无耻而又有野心的鼓动家利用。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多数人一旦获得参政的权利就会变成集体暴君。因此，在他们眼里，民主就是占多数的穷人对富人横行霸道的制度。这种观点从苏格拉底到美国的开国之父那里都能找到影子。《柏拉图对话录》曾记录下苏格拉底这样一段对话：他力图说服某人，作决定时不应受民意的左右，因为大众大多是无知的，他们的意见不值得采纳。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回忆录》中，就通过对话得出“民主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暴政”的结论。至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更深信，只有哲学家才能充当统治者，普通民众没有能力也不适于管理国家。由于民主让所有的人参与，他认为这就取消了分工和专业化，其后果是让政治变成一种无效率的东西。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把民主定义为“适用于穷人控制政府的体系”，“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简直不能算是一个政体”。柏拉图师徒都深信，人天生就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平等，政治制度的设计就必须反映这种天然的不平等。

同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也对民主持否定的态度。在《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提供了雅典民主导致败坏、堕落、滥权、不讲法制、压制富人的大量事实。波里比阿则直指民主是建立在不讲原则的平等和自由之上。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西塞罗也对民主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把地位不平等的人置于同等的位置是“最大的不平等”。在他看来，正是民主带来的无序和混乱，才导致雅典的灭亡。

进入公元后，欧洲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民主更成为反面和被抨击的对象。中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阿奎那就认为：“不义的政治可以由许多人行施，那就叫做民主政治。当平民利用人数上的优势来压迫富人时，这种政治就是暴民统治。”民主政治不过是暴民政治的别称而已。

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尽管掀起了整理、学习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精神遗产的热潮，但民主却依然无法改变被否定的命运。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鼓吹罗马式的“共和政体”和民主的最大区别在于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而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也是认为民主主义不过是“愚民、暴民”统治的代名词。

17世纪，欧洲进入启蒙时代。这些启蒙大师又是如何看待民主的呢？英国伟大的政论家、诗人弥尔顿一方面高呼“对于暴君，人民有权反抗，人民的权利至高无上”，但另一方面他却认为必须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否则多数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动机迫使少数人成为奴隶。英国的洛克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但认为人类的未来只能由少数人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天赋人权”是财产权！

法国百科全书派是重要的启蒙运动派别。但他们政治上的主张大都十分保守，主张开明君主制。孟德斯鸠一方面激烈抨击专制政体，但又认为，在民主政体下，平等精神会走向极端。由此产生一窝窝小暴君，而且很快自由就会消失，单一暴君就会出现。因此，他主张英国式的有节制的君主政体。伏尔泰主张“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但他认为民主政体“只适合于非常小的国家。即使如此，也会出错，因为它是由人构成的，相互倾轧在所难免”。狄德罗则更直截了当，认为一个种族的未来不能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未来只能抓到像他自己一样有教养的人手里。他为《百科全书》编写的“民众”词条写道：“民众是愚昧与迟钝的”。

在那个时代，卢梭是一个少有的例外。他倾向于直接民主制。因此，他对于英国的议会制大加批评：“英国人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时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值得一提的时候，当时英国700万人中，有权投票的只有25万人！只有这25万人在投票时才有自由，剩下的600多万人连投票时也没有自由。但卢梭也认为“真正的民主制从来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因为“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因此，当波兰人请他设计一份民主的宪法时，他却劝告波兰人选择世袭君主制。

德国的康德也认为民主不是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从事物的永恒秩序中生发出来的理智和正义之上，而是多数人随性而为的结果。

法国大革命揭开了人类的新篇章，但法国大革命高举的大旗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没有民主。尽管如此，有产者仍然把法国大革命当作民主发作的后果。民主被当成“财产掠夺、暴民政治、红色恐怖”的代名词。柏克诅咒这种纯粹的民主制是不光彩的寡头政治，并指责“纯粹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大卫·李嘉图认为，选举权只能赋予那些不会推翻私有财产权的人。当英国发生大规模的宪章运动争取普选权时，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认为，普选权意味着“私有财产以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终结”。

美国独立之后，民主也长期受到开国之父的冷遇。与现在美国总统张口闭口民主不同，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到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再到第三任总统杰弗逊都绝口不提民主。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更认为：“政府若采用民主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方便，人们之所以谴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查看《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充满了对民主的声讨。民主总是和“愚蠢、过分、危险、罪恶和暴政”连在一起。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大谈美国的共和政体如何胜于民主政体。

然而，民主最终成为西方的核心价值和外交工具则是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人民发起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迫使西方资产阶级不断做出让步。二是西方对民主加以限制，比如提出“宪政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等修饰词，以确保保护私有财产的底线。民主等于被阉割和驯化乃至篡改。三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普选实践，他们发现在媒体和财富仍然在他们控制之下的普选，自己的权利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更增加了政权的合法性，更可将社会不安定因素消除于无形，特别重要的是并没有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在这种背景下，民主便成了显学，成了西方统治最为有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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