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表象上讲，东方文化以情治国，西方文化以法治国。但情治，不适用于滥情的希腊传统；法治，不适用于伦理的东方社会。尽管两种制度高下有别，但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伦理的情治并非简单对应着契约的法制。从历史的角度看，纯粹法治的罗马帝国灰飞烟灭之后，再也没有这种社会政体的续接者。事实上两希合流之后尤其是近代以降的西方文化，是法治和宗教共治社会，认清这一点。关乎大根大本。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以情治国，它所对应的是西方契约法治和宗教信仰所整合的一种合力，这是彻本彻源的一个认知起点。

所以当代中国人在比较东方的情治与西方的法治的时候，他是不懂西方文化的，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不对等的比较把东方的以情治国拉低了一个阶次，降低到以法治国的同一个平台。

所谓西方契约法治和宗教信仰所整合的一种合力共治西方，其本质就是西希合流之后，西方社会既有法治，又有情治，一言以蔽之，外用法治内用宗教。

（2）

由是观之，我们得到一正一反的两个结论，首先是所谓东方的情治不是简单的情感、人情之治，它必须包含对等的理性元素，但不同于西方，理性元素在东方并非以一种外在契约建制的方式而存在。恰恰相反，东方的理性元素是内在地与情感元素融为一体的，比如孝、悌、忠、信、仁、义，以及礼和廉耻，所有这些概念全都是情理合一的，从严格意义上讲，所有这些概念皆无法英译。希腊传统情理两分，形同冰炭；但东方传统情理合一，既无情外之理，亦无理外之情，所以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有我们熟视无睹的两句话 ------ 情理之外和情理之中。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东方的情治，能够产生对等于西方法治和宗教合力并行的共治效果。

但尽管以一对二，才能真正展示和理解东方以情治国的奥秘，而在东方文明系统之内，情治与法治却仅仅是一对一的逻辑，严格来讲是二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情治中的情理合一，对应法治中的纯理无情。

（3）

所以中国的法治问题，早在两千年以前，就已经划上句号了，今人再炒冷饭，仅仅是因为无知。下面《论语》中的两则公案，已经把问题讲深讲透彻了，当然历史的选择还是经过自己千回百转的流程，直到汉代，才从朝起朝落的损益得失中，认清了圣人揭示的真谛，所以我从前常讲，儒家精神，是中国文明集体智慧的结晶。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后面这一则公案，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历来有许多争辩。无论形而上的隐即是直，辩证的隐中有直，或者形而下的隐先直后，有一点可以肯定，隐中无直，是藏污纳垢、纯情无理；直而无隐，是违悖天伦、纯理无情。夫子之道兼顾情理，隐中有直。

希腊传统中情与理冲突，中国传统中情与理调和，情与理冲突的文化导致了法本位的产生，情与理调和的文化保存了家本位的存在。这是叶公语孔子这桩公案的延伸的含义。

（4）

综合得失利弊，总体而言，情治是防火于未燃之际，法治是救火于已燃之时。防未燃于心，心生万法；救已燃于事，事止一端。可见由内还是由外、从心还是从事，积极还是消极，两者的效率差别是非常大的。另外情治的个人、家庭成本大，社会成本小；与之相反，法治的个人、家庭成本小，社会成本大。从社会公平的意义上来讲，法治所体现的社会公平是一种消极公平，而且本质上是对社会不公平的无可奈何的补救，为什么有的家庭向社会输送贤才，有的家庭却向社会输送罪犯？这是关于社会公平的一个终极追问。当然在中国传统中，家庭教育不是简单的责任和义务，而是体现了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所谓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因为每一个家庭成就儿女的积极人格，因此客观上以一种最自然的方式达成了社会公平，并使作为最后手段的法治公平的社会成本最小化。

毫无疑问，中国文明的社会模式是最自然、最符合人性和最深刻、最富于远见、最智慧的，当然它也是最公平正义的。

在所有的人类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在一个高阶次上，维持了最古老的家本位的活性因子，而没有过渡到如同西方那样的社会本位的文化。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通过情理合一，把人类情感的正能量最大化。二是历史文化资源的形成，即由于有第一点所讲的文化自觉，而有历史文化资源的沉积。这两个根本要素，为两千年来家本位的中国文明提供了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5）

正面结论讲过了，再讲讲反面的结论，这个葱花炒蛋的冷饭，我炒过无数遍，喂过无数人，反躬自省，为什么还要再讲呢？沒有答案。

简单来讲，只要我们能够理解两希文明是世俗精神和宗教精神共治西方社会，尤其是你能够深入体会到西方人的内心世界，面对他们生活中的真实世界，那就不可能无视西方宗教源远流长的强大力量，与契约法理不同的是，宗教信仰在西方属于内在于人心的一种力量，这一点上与中国的儒家精神內在于人心相似。

记得明诚以前谈过，大清律中的法津条文非常完备，小六转帖视频中也讲到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和制度建设的完备，所以无论法制还是法治，它们本身并不是舶来品，尽管它们与契约社会中的法治理念不尽相同，但这并非问题的本质。

（6）

法治问题的真正本质，只有通过对文明模式的深刻认识才有可能获得 ------ 西方的世俗与宗教的共治、东方的情感与理性的合二为一。于是面对百年忧患一片文化沙漠的当下的中国，如果说西方的契约理性、法治民主、人权平等代表了新文化中的理性元素，那么哪里是它的荒漠甘泉？一种文明中与理性精神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人类情感元素在哪里？

契约理性、法治观念、人权和平等意识，不可能滋润人的心灵，而当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日趋空虚，薄情寡义，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无兼耻，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西方世俗的契约理性所能够治理、能够回答的，能够回答的只有孔夫子，只有孔夫子那一句垂训 ------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7）

不为浮尘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什么是浮尘？中国的百年忧患和积弱不振即是浮尘；什么是望眼？三千年的文明史，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即是望眼。在历史的苍海桑田中，治乱交替、兴衰相续，只看见血腥和黑暗的是浮尘，能看见仁爱和光明的是望眼，中国文明的真正伟大和深刻之处，是它从浮尘和望眼中走过了三千年，至今仍然坚信人性的光明。

对人性失去信心是很容易的，既便中国人也不能免俗。比如围墙，先秦时代百姓的围墙很矮，大约齐腰而已。论语中子贡曰，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算是高墙。但到了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时代，肯定是瞧不见邻居人家憧憧往来进进出出的。墙的高度与时俱进，反映出人心对彼此的戒备与日俱增。然而从古以来，中国的往圣和生活中平凡的智者，他们却对人性的光明心领神会，深以为然，这是中国人出泥不染的殊异特质，尤其是，对人性怀抱信心需要非凡的耐力和远见。

见诸众恶，只是众恶；见诸一善，即见全善。这个道理甚深，今天先不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