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74年的一天，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御书房里颇为郁闷地批阅着奏张。今天的上表中有两份比较重要，一是大臣们关于废弃佛教的上书。这类上书最近以来一直比较多，综观废佛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佛教至北魏文成帝重新复兴以来，渐渐旧态复萌，民间官场礼佛无度，耗去太多的民脂民膏（说的也是，凿个大佛没个几十年无法完成，但老百姓除了多个磕头的地方外，别无一点收获）。　　二、出家人不必纳税，很多老百姓争相出家，不劳而获，坐吃山空。北周时候国家人口有三千余万人，其中出家僧侣就有500万之多，平均六个人就有一个吃闲饭的，这国家的财政还不破产吗？　　三、佛教鼓动民众消极待世，民不思进取，国不谋图强，实为当今社会一大痼疾。　　　　应该说，大臣们政治水平确实很高，以上诸条无一不说到点子上。周武帝宇文邕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命比较短，否则统一中国的美差不会落到隋文帝的肩上），佛教自后赵石勒奉为正宗以来，已在北中国独尊了200多年，其间积弊日深。宇文邕觉得该再次大力整治一下了。　　　　第二件重要的奏张是一位叫张宾的道士大臣上的，内容比较简单，里面说了一条最新的讖语（在古代讖语之术很流行，皇帝们都反复研究它的意义来获得上天的启示，比如“灭汉者当涂高”在五胡十六国期最很著名）。这条预言也很短，只有六个字“黑衣人夺天下”。　　　　黑衣人是谁，如何可夺大周的天下呢？宇文邕脑中阶级斗争之弦为之紧绷。思来想去，矛头又再一次对准了和尚。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和尚往往穿黑色的粗布僧衣（僧衣顔色到了唐以后才以灰色、黄色为主），莫非黑色衣夺天下，是指和尚中会有人篡了大周江山？两件事并到一起，宇文邕决定不能再对佛教徒们留客气了。　　　　宇文邕不象魏太武帝灭佛那样起于一时的莽撞，他推行抑佛的具体措施之前要先有个合理的借口，以表示自己的理性和公正。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儒、佛、道三家的辩论大赛，以辩论结果来决定扬弃的标准。　　　　可以想见，这次召开于1500年前的辩论大会场面一定是很壮观的，三教为自身生存考虑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辩手团，各位辩手本着“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冤家”的辩论精神，各自祭出本门绝技、使出看家本领，一时之间博古论今、臧否时弊、之乎则也、缘起性空。。。直说到唾沫星子四溅，日月星辰失色，苦战三天三夜，不舍分秒、只争朝夕，其盛况绝非后来的华语大专辩论赛可比。　　　　至于结果嘛，其实不难预测，三方互相谁也说服不了谁，各自的波长频率都不同，又如何引起共振来呢？最后只好请周武帝评断，周武帝已先有了倾向性，等到了这时才充分暴露其“黑哨”本色，他庄严地宣布：此次辩经会，佛教大败！奇怪的是早先进谗言的道教也非胜出者，儒家最终后来居上，被宣布为此次大会的独家胜利者。想想这是儒家自汉亡以来重新登上中华意识形态的峰顶，众儒士不禁欢呼雀跃，额手相庆。　　　　不过他们的欢乐却是建立在佛教徒的痛苦之上。周武帝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彻底铲除佛教，所有非儒家的经典全部烧毁（又一次废黩百家独尊儒术），全国僧、道信徒除留下120人被授以“通道观”学士之位专心研究《老》、《庄》、《易经》外，其它人等全部还俗，四年间有四万间寺院充公为王公宅第，300万僧人返乡（在当年，300万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后来又集中遣返了一次，又有200万僧众还俗，由此可见当时北周国内僧人势力已何等壮大）。　　 　　佛教遭遇了他们自传入中国以来的第二次大劫难，究根结底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佛家学说间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周武帝要推行汉化、没收教产，就不能不从当时控制国家资源最多的佛教来入手。抑佛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宇文邕觉得防范了那个“黑衣人夺天下”的谶语，从此周氏政权可以永固了。　　　　然而世事难料的是，周武帝死去仅三年，隋朝就代之而起，结束了宇文家族的皇祚，并一统中国。很有讽刺意味的是，隋文帝杨坚小时恰是在尼姑庙里长大的，自然是身穿黑衣的。杨坚后来身任北周政权的大将军，并成为周宣帝的国丈，周武帝若知道自已还俗了那么多僧人却白白放过了真正的“黑衣人”杨坚，岂不死不瞑目。历史大势如一面照着天下苍生的魔镜，笑对着人间百态，还原着众生冷暖。　　 　　杨坚建隋后于589年打过长江灭掉江南小朝庭陈朝，完成中华统一的大业。在宗教政策上他主张三教并立，共同发展，但杨坚不管怎么说也是尼姑养大的，对于佛教他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在实际运作上还是倾向佛教的，这样刚被灭了不久的佛教，再次恢复了活力，重新兴盛了起来。隋代名士陈士谦曾总结这一时期的三教局面为“佛为日，道为月，儒为五星”，儒家刚热闹了一阵就又当了佛家的陪衬。　　 　　不过经两次灭佛（后面还有一次）事件，佛家也加快了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进程，进入隋唐以后，西来的印度、西域僧人已大为减少了，本土的僧人开始根据自己对佛学的理解并结合中华本土文明成果，创建出中国化的佛学宗派。隋唐八宗正是这样的大势背景下一一走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