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篇 出差此轮战斗，以曹过年他们的胜利告终。只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能催人上进，现在胜利了，胜利反而常让人无聊，何况还是和所谓的自家人斗。蓝山距潇湘城有几十里，曹过年周末也懒得回去一趟。李心怡想要和他讲几句话，一般先得要以女儿鹿鹿的名义，否则话不投机，讲不了三句便双方要抢着挂断。两人的关系就这样搁着僵着。所里有台收缴的电视机，曹过年在电视机前打发着时间。他把频道换来换去的弄了半天，屏幕上还是变不出自己想要看的那种影像，干脆把电视关了。一只蜘蛛在破败的办公室墙壁上爬行，蛛网遍布墙角。层层厚厚的灰尘聚在墙上锦旗的皱起处，曹过年想找出最陈旧的锦旗是什么时候的，便站起来，一面一面的去瞧，发现最早的落款时间为一九八七年元月，内容是：蓝山区综合治理八六年度先进单位。曹过年看了困惑，心内偏执地想：现在这样的“综合治理”，概念实在模糊得很，综合治理办公室基本上是每年开个会散场，什么事不做，年底就给各单位发个奖来，要说凭什么呢，做了一年的事，方方面面都有，综合起来说治理得不错，自然该得奖了。“什么都没个规范，什么都是人说了算……也许大城市里好一点，那里喧闹繁华；也许外国好一点，那边经济发达……”曹过年正胡思乱想着，外面有警笛响了短暂的一声。从开着的门望出去，见到一辆警车停在坪里，三四个男子跳出了车外，正好奇往办公室里瞧。他们穿着警服，却一个个矮小精悍，掩饰不住的山里汉子模样。其中一小个子前来向曹过年介绍，说他们是麻雀县公安局扁山派出所的同行，来解救一名被拐卖至此的妇女。小个子姓莫，他警衔级别低，年纪也最小，还带了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但他居然是派出所长！曹过年猜测是否他们那边是所长轮流当，现在轮到他小莫所长扛大梁呢？心想麻雀县虽是个穷地方，倒也民主得很，我曹过年在他这个年纪，只怕当所长的念头，脑子里想都不敢想一下。寒暄间，莫所长的部下们露出一脸的疲倦，曹过年先带他们去找旅社休息。一路上，他们对蓝山派出所的各种设施表示羡慕不已，不时的要“啧啧”几声，曹过年很感奇怪，说：“我们这里根本不怎么样，难道你们那里还要差些吗？”莫所长说：“你们比我们好多了！”其时，曹过年以为莫所长讲的是客气话，后来他有幸去莫所长所在的派出所一看，才知此话非假。莫所长大模大样地以领导自居，给部下下了整理材料的命令后，随曹过年回到派出所，两人就在曹过年的办公室聊起来。曹过年用羡慕的口气说：“你不错嘛！现在就是所长了……”莫所长很谦虚地说：“已干了两年了……我毕业于江南一师，有中专文化，所以局里任命我当所长。”曹过年奇怪地问道：“那你所里的民警都是什么文化呀？”莫所长说：“还有一个读了两年高中，其他的就是初中了。他们有的是部队转业回来的，有的是顶替父职上来的……正规警校毕业的，都要留在局里要害部门，譬如法制科、刑警队等处。我们那里，一般就是这样子。”曹过年不由得暗自慨叹一声：“真是天外有天，人下有人。”根据掌握的情况，被拐卖的妇女姓唐，现住在蓝山镇杉崇村毛塘湾村民组。曹过年带他们先来到杉崇村支部书记刘八海家，想先跟村干部扯一扯情况。曹过年知道，这样的案子，如果不跟村上搞好关系，是绝对办不下去的。刘八海说：“是有一个这样的女子住在李登辉家里，不过是给李登辉儿子做堂客的。”曹过年向他解释说：“麻雀警方已经立了案了，他们是来解救她的，刘书记你还是帮我们一个忙吧！”刘八海默不做声。曹过年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说：“原来在黑水铺街上，一个叫强书记的，好像就在这附近住吧？”刘八海马上有了回应：“是的，是的！他和李登辉都在毛塘湾，共一个屋场嘞！他现在混得好，当了老板了，我女儿就在他那里当管理人员呢，一个月能寄回来两千块，强老板赚的钱那就更多了！”曹过年笑着谈了自己和强书记的亲密关系。其实就在早两天强书记已被湘州市公安局的人给抓起来了。性质还挺严重，罪名是组织妇女卖淫。出事后他托人向曹过年求援，看是否能安全脱险，但曹过年心有余力不足，只能眼睁睁看着强书记被关进大牢。后面发生的事曹过年没有讲，不适宜。有了强书记在中间作润滑剂，两人的关系融洽多了。刘八海往毛塘湾一熟人家里打了个电话，获知要找的人下午还在家里，便兴冲冲地站起来换了衣服鞋子，招呼曹过年等人出发了。那杉崇村毛塘湾处在潇湘市有名的西籁山山顶，没有车路，只能步行。他们一行七人从晚上十点开始，一直走到凌晨一点才到达目的地。全是上坡路，路上两旁黑森森的满是一篷一篷的树木。曹过年觉得是走在一个永无尽头的阶梯上，天隔得那么近，似乎触手可及，但曹过年却不敢伸出手去试探一下，因为那远处山中时而传来的尖尖的怪物叫声，在空中造成一种威慑的压力，空气凉凉的仿佛那怪物没有形状的皮肤了。刘八海带他们来到一个幽深山谷的尽头，说了声：“到了。”曹过年这才注意到稻田水面反映的隐隐的月光里，一栋低矮的土砖房静静的就在眼前。刘八海喊门的声音在空旷中显得很响。里面先是有咳嗽声，再是拖鞋的沓沓声，灯点着了，在向大门处移动。只听“吱呀”一声，煤油灯下，现出一张满是皱纹的瓜瓢脸，接着便是一个驼背的老头。“哪个呀？”他嘶哑的声音问道。“我！刘八海。”刘八海说。“诶哟！刘书记，稀客！快进屋！快进屋！你们是……也快进来！”老头把门开得更大，看见了曹过年等一帮子人，脸上顿生愕色。莫所长他们默不作声，按商量好的，在见到唐姓女子前，他们不表明身份。“他们是蓝山派出所的，来查你家的户口。”刘八海说。他们中已有一个偷偷潜入里间寻人去了。刘八海又问老头：“你儿子呢？”老头说：“在广东打工弄钱。”“那媳妇在家吧？”“在家，在 家。”麻雀县的民警已喊了唐女出来，叽哩呱啦的麻雀话听得曹过年一头雾水。老头子看出有点不妙了，他朝屋里喊道：“老娘！老娘！起来，起来！有事嘞！”莫所长把曹过年拉到一边，说唐女愿意和他们回去，现在就可以走，请曹过年向老头子交待几句。曹过年就说：“这几位是麻雀县公安局的，专门来办理唐XX被拐卖一案，那几个得钱的已经被关起来了。唐XX今年还只有十六岁，法律规定不能结婚。人怎么能够随便买卖的呢？现在我们要带人走！”老头子和随后起床的老太婆怔住了，连声的问：“啊？ 啊？”刘八海语气很威严，说：“李老倌，按理来说，是这样。如果谁要强行留她的话，公安机关那不是吓人的，谁闹抓谁！”老头子强硬地说：“人带走可以，但给媒人的五千元得退给我们！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见钱就交人！刘书记你的意思我懂，但我一把老骨头了，坐牢什么的我不在乎！”刘八海见他不听，有点气急败坏，说：“看你胳膊扭得过大腿不？！公安机关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对恶强盗都敢锯只角，你李老倌有几分能耐我清楚得很！”老头子沉默了。老太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她扯着曹过年的衣角说：“我家的情况刘书记是知道的，两个儿子一个大的得病死了，小的也已经三十多岁，好不容易借钱娶了这女子，就要这么带她走吗？现在受了骗，我们花的钱到哪里去要？”老头子号啕大哭起来。他拿出一个酒壶，猛地灌了几口，说：“我不活了，死了清静！”刘八海受了感染，觉得乡里乡亲的再凶下去也无甚意义，便不再作声。莫所长不懂潇湘方言，但察颜观色也知道个大概，他出来慢慢地用麻雀普通话说：“人我们一定要带回去，至于那几千元的事，我们回到麻雀县后再替你们家想想办法吧！”老头子只认个死理，定要莫所长打张欠条才行。莫所长看着曹过年，曹过年却把眼光望向刘八海，大家都不表态。莫所长与几个部下略作商量，从公文包里拿出纸笔，写道：“欠李登辉人民币五千元，回去后我们想法追回赃款偿还。”老头子还不放心，把欠条小心收好，对曹过年等人说：“曹干部，刘书记，如果这钱不还，我会找你们的！”老太婆心善，哭泣着到里面柜子里翻，把给唐女缝制的所有衣服物品寻出来，大都是簇新的女性时装，一件件叠好，结实打了一个包，给唐女背上，送出老远老远。这时天已快放亮，山色青青的，民警们心情愉快，走路也倍感轻松。下山途中，忽见黑影一闪，是一只野猫从草中跃出。莫所长见了，忙问曹过年：“抓不抓？”曹过年想都没想，说：“抓！”话音未落，莫所长已如离弦之箭冲了过去，其他人也在后面跳跃着追击，但那野猫乃天生灵物，几纵几伏，钻进灌木丛不见了。莫所长围着灌木转了几圈，可惜地说道：“哪去了？一顿好野味！”曹过年催他走算了，他还要一步几回头，走了几步，终于又跑回去，掏出枪，对着灌木丛连连扣动扳机。曹过年问：“你们连野猫都吃吗？”莫所长说：“吃。在我们那里，野猫、老鼠都是餐桌上的好食物！”刘八海一直在想那欠条的事，见麻雀警方的人看见一只野猫都如此心动，不免有些担心，他问道：“你们刚才承诺给李登辉家的五千元，能兑现吗？”莫所长迟疑了：“这个？……反正他家是买卖妇女，也构成了犯罪，我们本不想追究的……这钱他家如果要的话，就请他们到麻雀来找我们吧，我们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的。”麻雀的警察们很高兴地回去了。听说他们不远千里解救妇女的英勇事迹，在麻雀县引起了强烈反响，某记者还以此为素材，写了一篇通讯稿，登在地区城市江阳的《江阳晚报》上，题目叫《亲人啊，你 回家的路是多么坎坷》。后来曹过年看到这张报纸，发现文章中有个微妙而有趣的细节：麻雀警察在胜利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还大力协助当地警方（蓝山派出所）抓捕了一个外号“野猫”的犯罪嫌疑人。当两个月后曹过年等人去麻雀时，莫所长已荣调到麻雀县公安局任办公室主任。曹过年他们去麻雀县纯属无奈之举。李登辉以为象征国家权力的公安机关出具的条子，很快会有回音的。不到一个星期，他找了刘八海三次，刘八海说这个事是蓝山派出所负责联系的，怎么个办法还得由曹过年等人出面。李登辉想想也是道理，就到派出所来了，缠着曹过年要钱。曹过年看见他那佝偻的背影，天天在派出所走廊上徘徊，心内极其烦躁。干脆找了借口，说是出差去了，关了房门躲到床上大睡。老头子有时间，但派出所的耗不起，熊勇出面跟老头子解释了无数遍，老头子只坚持一条：要么给钱！要么帮我去麻雀讨！熊勇说：“我们给钱是不可能的……但帮你去一趟可以，路上费用由谁负担呢？”老头子很高兴派出所终于同意帮他去要钱了，就答应负责那先期的费用。老头子嚷嚷着：什么都要钱呢，几块钱只能换来一瓶白开水，可白开水就换不到一分钱！边说边走了。过了几天，老头子来了。他说：“把家里的大小九只羊卖了，凑了六百，还借了一百，一共是七百块。就这些了，我们山里人，除了养羊没别的生路。拜托你们动身吧。”熊勇问：“难道你不去吗？”老头子说：“想是想去，但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费用，我还是不去的好。”其实刘八海和他讲过多次，如果他去，只怕会被麻雀警方抓住关押，老头子害怕了。熊勇把刘八海喊来，对老头子说：“跟你丑话说在前头，我们这次去，不一定能顺利要到钱，我们也只是尽力而已。如果你把这七百元交给我，到时定问我要五千元，那我就不去了。你懂我的意思不？还有，我建议你同我们一起去，以便随时监督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努了力，你还不领情。”老头子就说：“我李老倌哪会是这样的人！一切由村上和派出所作主，只要你们去了，无论如何，你们是人民的好干部，我相信你们，我要好好感谢你们！”待老头子走后，刘八海把曹过年喊进了熊勇房内。刘八海和熊勇是老朋友了，此时，刘八海问熊：“此去麻雀，路上怎么个走法？”曹过年仰身去看墙上的地图。熊勇说：“看走哪条路线到张家界最近罗？”曹过年说：“不是去麻雀吗？”熊勇嬉笑着说：“不玩白不玩，顺道去一趟很方便的。”刘八海随声附和。为路上和游玩时方便，刘八海借了熊勇的一身警服穿在身上，熊勇开着车，两真一假三个警察慢悠悠地游览了武陵源、张家界。有了警服和警车作道具，他们不光是省了很大一笔过桥过路费，甚至许多景点门票费都省了。刘八海穿上警服倍觉威武，免费旅游让他神清气爽，一路上笑语不绝。绕了一大个圈子，他们在第四天到达麻雀县。刘八海算了算账，说：“熊所长，我们还是很节俭的呢，只花了李老倌三百元伙食费。”麻雀县公安局办公室的莫主任热情的接待了他们，问起那五千元的事，他有点为难地说：“钱我们是从人贩子手里缴获了，但都放在扁山派出所。你们也知道，我们这边经济困难，扁山所的民警都有半年未发工资，只怕那钱早就花光了。何况这钱是赃款，怎么能退给那买卖人口的犯罪嫌疑人呢？”曹过年就插话说：“如果你当时不打那张条子就好了。现在李登辉寻我们闹，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莫主任默然。中午，莫主任推说有事，避开了他们，另打发办公室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来应付。老同志带三人去了麻雀最大的一家宾馆，点了很多特色菜，四个人一餐吃了二百多块。自然老同志买了单，并要服务员开了发票，说是要报销的。下午，老同志还要兴致勃勃地带三人去距麻雀县不远的夹山游玩，说那是闯王李自成隐居过的地方呢。熊勇打不起精神来，说：“还是算了吧，总要你们请客到时我们还不起的。”老同志说：“天下公安是一家嘛，我跟你们潇湘公安打交道的时间长着呢。”然后他讲起了故事，说几年前潇湘市公安局有个叫唐米安的民警，在麻雀县公安局办案时，抓获一个涉嫌拐卖人口的女子，在审讯时对她实施了强奸，案发后，唐米安开枪自杀。曹过年不相信有这样的事，要追问细节，却见熊勇脸色铁青，上前与老同志握手道别：“谢谢你们的款待，我们准备走了。”曹过年说反正还有钱，到扁山派出所去看看如何？刘八海表示赞成。于是熊勇掉头往扁山而去。在车上，熊勇告诉曹过年，老同志说的确有其事，唐米安其实就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哥——老潇湘县公安局的一个民警，早些年曾与他有不少往来。车子在麻雀县的崇山峻岭间穿行，路很窄，眼前冷不防出现一个悬崖，底下是数百米深的峡谷。溪水伴随着白色的水花无声地倾泻。刘八海紧闭了双眼，说：“我是死是活，全在熊所长手里握着了。”扁山派出所就坐落在一个临河的山岸上。院子里，一条狼狗吐着信子，拖着铁链子在留置室门前来回踱步。有人走近时，它竟站立起来，两条前腿就要搭到人的肩上了。曹过年慢慢的走过去，见到了曾随莫所长去过潇湘的一个民警。他向曹过年他们介绍了他们的新所长，他也是姓莫，却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汉。可能是小莫所长打过电话来，大莫所长并不意外，也是同样的客气，同样地钱是没有的。刘八海说：“那请你们带我们到唐女家去一趟吧，李登辉家有话要我搭给她。”唐女家离派出所不远，一个民警带着他们步行了四十几分钟就到了。唐女及其家人正坐在屋前石块上晒太阳，见有客来，慌得都站起来，把位子让与客人坐。唐母去厨房烧茶，唐父唐女傻站着，一副惴惴不安的样子。唐女认识刘八海，和他多讲了几句。刘八海便把李登辉的话告诉唐女，意思是如果唐女仍愿意嫁到潇湘来，李登辉家是一百个欢迎。唐女却羞羞答答了，说愿意。刘八海马上拿出纸笔来，要唐女写在纸上。遗憾的是唐女不会写字，唐父还是请了扁山派出所的同志写上：“我唐XX两年后，愿意家（‘家’乃‘嫁’之误，原文如此）到潇湘李登辉家。”后面唐女捺上手印代替签字。这时唐母已端上茶来，却只有一杯。旁边有人解释说，唐家没有其他的容器，客人多了，只能就着这个杯子轮流来喝。曹过年仔细看去，见那杯子底部还补了一圈黑疤，料是使用频率过高，磨损多年，才至如此。唐母把茶先端给熊勇。熊双手接过，把水仔细看了一下，苦着脸说：“这茶哪喝得！？”而唐母又马上回屋去，捧了一口锅子出来，立在熊的旁边。锅子内是浑的汤水。预备熊勇喝了，她再往杯子里倒。扁山派出所的民警在一边解释说，唐家穷，锅子也只有一口，便一锅多能，烧茶、煮饭、炒菜，全是它了。回到扁山派出所后，曹过年他们心下明白：在这样的地方，要回钱是不可能的。刘八海便要求打个证明，好回去向李登辉家交待。他们也挺配合，马上写好，说钱已上缴国库，特此证明。并盖了派出所的印章。李登辉已守在蓝山派出所的办公室里，望眼欲穿，一直在等曹过年他们。八天后，他们终于回来了。一个个看上去很疲劳，李登辉上前给这个擂擂背，给那个提提包，口中“辛苦了！辛苦了”之声不断，以示慰劳。熊勇对他说：“你帮我把车上的东西搬进来吧！”车子尾箱打开，却是一包一包熊曹刘三人从麻雀带回来的土特产。刘八海把两张条子亮给李登辉看，李登辉无话可说。钱虽然没有了，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唐女表的态倒是给他隐隐的希望，他似乎也可向他儿子交差了。“七百元钱用得一分不少，那还是我们一分一分卡着用的。你想想，三个人一辆车，八天呢！”刘八海对他说。后来李登辉托刘八海捎信给熊勇，说麻雀的唐女来他家玩过一次，但怕警察们再来解救，又匆匆走了。所以他特拜托刘书记打个招呼，日后的许多事，还请派出所成全。刘八海来时，顺便还给熊勇带了几斤黑核桃，说是李老倌在西籁山上采摘的野果，极其珍贵，特奉上以表感谢。熊勇脸上尴尬地一笑，掉头往里间屋子走去，不知道是接受还是拒绝。

第二十六篇 农民问题自己人本来可以肆无忌惮。杨世峰、熊勇等和曹过年一样，都是潇湘市公安局的小警察，相处久了，关系非同一般。有人形容有几种朋友的友谊是最靠得住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嫖过娼的。他们几个倒是符合前两种，第三种？杨世峰和熊勇相视一笑，很诡秘的样子。笑得曹过年以为他们真的一起嫖过似的。那次他们几个随曹过年回到乡下的老家，家里只有老两口和年幼的侄儿，于是便摆起牌桌放开膀子玩起来。曹过年是老家村上那时候唯一的大学生，是家里人的骄傲。他料想父母总会以为自己做的便是正确的。却不料老父亲在一边看着，见他们把钱掏出来了，马上反对起来，说：“你们是警察，别人打牌玩钱你们还要去抓的，怎么敢自己又执法犯法呢？崽呀，这不行的。”曹过年说：“没事做，权当消遣嘛！”老父亲口气有点生硬：“没事做，你给我到田里干活去！”曹过年干脆不理他。心情不好手气也痞，杨世峰、熊勇轮流胡了几手，曹过年手手牌要出钱。老父亲又在一边说道：“一出就是几百块，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你们还打，我要断你们的电！”老母亲到底心肠软些，把父亲扯到一边，又过来小心的劝慰曹过年。曹过年烦躁不已，远远的顶撞父亲道：“你不是也一天输过二十几块吗？你赌得我也赌得！”父亲发火了：“你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你要赌博要变坏，请你给我出去！”他跳起来真把电闸关了，屋里顿时一片漆黑。牌是玩不下去了，几个牌友一边扯起曹过年往外走，一边冷着脸和曹过年母亲打着招呼辞别。一路上，杨世峰、熊勇他们很恼火，对曹过年说如果再到他家来打牌是猪X的，让曹过年很没面子。为这事和父亲怄了气，他有近一个月没有回家，打电话也只和母亲讲话。但最终还是曹过年妥协了。同时他感觉自己做人很是失败：工作上精神压力大，前途也渺茫得很；不能随意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现在连老家那最后一块“净地”都没有了！以前每次回老家，年迈的父母免不了阵阵朴素的教育，让曹过年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仿佛一个信教的基督徒，接受了神父的教诲后发自内的忏悔。自那次被老父亲从家里赶出来之后，曹过年每每要小心自己的言行，避免再遭“驱逐”。……二零零一年的春上，微微的雨几天不停。蓝山派出所的院子内到处是湿漉漉的。曹过年坐在办公室里，脑海里粘成一团，心情忧郁如那天气，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他在书柜里翻出一本“三毛情语钢笔字帖”，学着上面安排的，横、竖、撇、捺、钩，一笔一笔描起来。写了几页字，外面的雨停了，曹过年滞住笔，到走廊上去看湛蓝蓝的天，心里也随着亮堂起来。远处一个白衣女子在苍翠的绿色中移动，曹过年眯眼看着，近了，却是镇上最豪华的酒家“明月山庄”的老板娘。曹过年朝她打招呼道：“哎呀！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空到派出所来坐坐？莫非是来结账吗？”老板娘佯怒道：“只有结账才能来吗？我来看你不行吗？”两人到客厅坐定后，老板娘拿出几页纸来，满面的歉意：“店内资金太小——确实是来结账——请曹教导员帮帮忙。”曹过年问她：“多少钱？”“五千多块吧。”“先放着吧，今天熊所长不在。他回来我跟他说说。”待老板娘走了，曹过年才拿起那账单仔细审核，其中数额最大的是二月十四日吃的一餐，2588元。“那天实在没有吃多少东西呀？怎会这么贵？”他心里嘀咕道，忍不住用笔划拉着：筒子骨汤30元，玉米棒24元……五粮液酒四瓶1108元，椰子汁6元，芙蓉王两条500元……“主要是烟酒费了钱呀！”曹过年叹息道。“不过他们也算没有忘本，很便宜的水煮南瓜都上了两份。”他清楚记得那天恰是情人节，市里的一个领导抽空来检查年终评比的各项工作。那人是熊勇在城里上班时结拜的一个大哥，于公于私，熊曹两人都要全力以赴的招待客人。招待得好，检查自然顺利过关。何况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领导带了个特殊的女人来了。说她特殊，是因为熊勇对她的称呼不时变化，一会叫郭秘书，一会叫郭姐，一会又叫大嫂。曹过年听得迷糊，问熊勇到底叫哪个合适。熊回答说三个都对，但用时要看当时的形态：众人都在，那就是郭秘书；你曹过年在场，我可以叫她郭姐；就他们两个和我，则要叫大嫂，这个你是不要叫的。说白了，她就是我大哥的女朋友。付出必有回报，蓝山派出所的工作在多个单位的评比中，荣获了全局的第二名。这让曹熊二人在后来的派出所负责人会上光彩多多。钱算什么？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况钱是公家的，用亏了换个单位照样潇洒快活，自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曹过年轻蔑地伸出两根手指头，夹起账单，把它们塞进抽屉里。然后他站起来，背负了双手，迈步到窗前，眼睛往窗外扫了一圈，虽没有找到月亮，但他还是清了清嗓子，朗声吟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首诗还没吟完，曹过年猛然听到隔壁的户政办公室里老蒋的训斥声。过了一会，更大的咆哮声响起来，仔细听来，却是陌生人的声音。曹过年走出去，看到一个中年的农民汉子，正被老蒋推出门来。他并不对老蒋怎么的，只是站在泥泞中，对着派出所大楼喊道：“你们说得好听，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是人民中的一员，为什么不能为我服务？一个农傻（对农民的贱称），要想获得一个证明他合法身份的东西都是如此之难！你们算什么为人民服务？！”老蒋受了他一顿问责，余怒未消。过来告诉曹过年说，那中年汉子叫陈水青，是蓝山镇团山村人，来帮他儿子办身份证，因手续不齐，虽然来找了四五次都未办好，有点意见是正常的，但总不至于怪他老蒋吧！又说这个陈水青的刁蛮在蓝山乃至潇湘都是出了名的，去年镇上到他家收上缴款时组织了工作队，他就针对这工作队的做法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告状信，题目是“什么叫农民”，信直接寄给了中央的某位领导，结果真给那位高权重的领导批复下来，这一纸通天的做法顿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省、市、镇的各级领导纷纷前往偏僻的山村看望陈水青，或捐钱，或捐物；电视连篇累牍地播放他的新闻，《潇湘日报》更是为此出了个专版，大大小小的评论挤得报刊上“陈水青”三个字满目皆是。曹过年对这陈水青来了兴趣：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肯定没有多少文化；而我虽是个警察，却也是生活在农村里，天天与这样那样的农民打交道，自己能够回答出他的那个“什么叫农民”的问题吗？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如果自己了解了这个人和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凌驾在农民阶层之上的管理者——警察，是否会在以后的工作中来得更容易呢？三月二十日，曹过年隐藏了警察的身份，一个人悄悄的来到蓝山镇团山村陈水青家，只说自己是某报记者来采访的，与陈水青就当前社会的农民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陈水青对曹过年深信不疑。两人就在地坪里扯起谈来。对于农民，陈水青有自己很深刻的看法。他用两个字来形容现在的农民：死与活。何言死？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没有城里亲戚，与大官、大款、社会名流等无缘，“往来皆白丁”，只会在山冲旮旯里转圈子。他们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收入：田土、山林、猪圈。田里的收入一般是靠得住的，只要不误了农时，随大伙儿一道下种，施肥，灌溉，到时便能收获谷子。但经营山林和猪圈是有风险的，变数大，其收入无法有保障。“活农民”则相反。他们被视为有能力或有关系：有的经商，有的当包工头，有的投靠亲戚。总之，较之于“死农民”，他们可获得不菲的收入。但深究这“活农民”三字，曹过年发现实已超出了农民的范畴，不能归入农民一类了。因为他们不再务农，其中有很多甚至宁愿将田地完全荒芜。陈水青说，中国有九亿农民，但是在中国没有人羡慕当农民；如果有机会，他也想当一个“活农民”。农民的收入极为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入不敷出。近几年山林里没有带来丝毫的利益，因为栽种的桔树冻死了不少，而桔子的价钱又卖不起来（最低时是一角钱一斤），有的农民就干脆把桔子倒到田里作了肥料。喂猪往往也得不偿失，要消耗粮食，要买饲料。农民不再热衷于喂猪，或空着猪圈，或养一两头，以维持传统，以消耗过剩的粮食，大抵如此。而田里的收入怎样呢？陈水青以自家为例，算了一笔帐。他有老母亲、妻子和一个小孩，按人头分得三亩二分地和五分山林，一个四口之家的生计就全在这上面了。收获的谷子，减去征粮、上交款和其他种田费用，仅可盈利二百余元！全年三百六十五天，农民每天的工资还不到一元！二百余元可作那些用途？可办三张居民身份证，可抵小孩学前班半年的学费，可交派出所一次的治安罚款……但家里还有哪些方面的支出呢？……收入与支出中间巨大的空洞，迫使陈水青夫妇像不知疲倦的机器，两个人四支手一刻不停地在村里折腾着：打零工，挑货担，捡破烂，挣可能的每一分钱，省可能的每一分钱，日子就这么凑合着过。这便是一个农民家庭的经济结构。如不从农业以外的副业找钱，死死盘踞在土地上的农民只会陷入赤贫。谈到儿子的未来，陈水青说读了初中已不错了，不是学习成绩差，而是因为经济上困难。虽然现在很多商品降价，但学费、医疗费越来越高。儿子上不起高中，大学是没有想过的。他为儿子办身份证，为的是希望儿子早点毕业，外出打工挣钱，以偿还几年前建房子时欠下的一万多元债。曹过年问他为什么要负债建房？他说如果不建房，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呢？他以自己的观点解释着其中缘由。又说现在别看农村里大都建起了楼房，可真正建好了而不须借钱的不多；像他这种家庭状况，在蓝山镇还可算中等层次；他挑货担走东串西，见过太多的困难人家。陈水青很健谈。他非常反感现在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官不大，架子十足；开口法律法规，闭口理论政策，实事不干一桩，大作表面文章；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欺压蒙骗，造成了干群关系的恶化。他说中国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一个国家，可有人总觉得老百姓是被管理的对象，藐视老百姓，以统治者自居，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他对社会信息的获取，除了在乡间耳闻目睹外，就只有偶尔的看看电视了。他知道朱镕基总理所作的“十五计划”纲要报告。但曹过年问他对于农民具体有哪些方面的举措，他就不知道了。曹过年又问了其他的一些所谓时尚社会的问题，他一脸惘然。从未打过电话。呼机，手机，掌上电脑，一个都没有必要。WTO？上网？余杰？朱丽娅．罗伯茨？纳斯达克创业板？他问你说的是否与增加农民收入有关系？他说他写信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农民太苦，不说不行。曹过年心内惭愧，觉得陈水青正是说出了很多农民要说的话，而这些话，自己还从未亲耳听到过。临走时，陈水青拉曹过年到里屋看用粉笔题写在壁橱上的一首无题五言“诗”：我本农家种，作田三十年；身无半寸技，心有一分钱。不是公卿后，喜将国事言；诚因天地担，庶子应分肩。曹过年感叹于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的农民陈水青，却有一副为国分忧的宽阔胸襟，以及熟练用上“公卿”“庶子”这类不常见的字眼。曹过年接触过太多的农民，能完整在笔录上写出一句“以上记录我已经看过，与我讲的一样”这句，并能清楚签上自己名字的，从警五六年来也只见过为数不多的那么几个。陈水青当属其中的佼佼者了。但这“诗”中的“心有一分钱”，又让曹过年感到些许的困惑。这就是农民，一个农业大国的主人，他们辛勤劳动，把青春乃至生命都献给了大地，所收获的却永远难让他们温饱，更谈不上富足。回到所里，曹过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他——一个基层小单位的负责人一顿饭能消费千元以上时，千千万万的农民却在为生存而奔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现象，曹过年眼睛眯着，眉头紧锁，躺在床上费力地思考着，慢慢地眼睛完全闭合，眉头却施展开了，他没能找到解决这矛盾的方案，他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