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方人的“黄祸”想象，不仅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它可能涉及到整个亚洲，只不过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是其主要背景，而以傅满洲为代表的中国人是“黄祸”的祸首。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间，日本人才取代中国成为“黄祸”的“祸首”。

洛莫尔在1913到1959年间，一共写过以傅满洲博士为主要反面人物的13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在所有这些小说中，傅满洲的主要活动便是施行谋杀与酷刑。他发明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谋杀方式，诸如利用毒蛇、蝎子、狒狒等动物或利用高科技手法配制的毒药，而所有这些谋杀手法，又都带有明显的所谓的“东方的野蛮色彩”，就像德昆西的鸦片梦幻中东方也充满着阴毒的蛇蝎、狒狒、鳄鱼一样。后者在《一个英国鸦片瘾君子的忏悔》中描述噩梦般的“亚洲场景”：“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可以体会到我这方面的经验；但我常想，如果我被迫离开英国，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中国人的习俗与生活方式，中国的环境中，我一定会发疯……那里人烟浓密，生命如草芥。亚洲庞大的帝国统治着庞大的人口，加上那些东方化的名字与形象，更是令人敬畏。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超过东方其他地区，最东方甚至比东方还东方的地方。我为中国的生活方式、习俗感到恐怖，仇恨与无情将我们与中国人截然分来，我此时的感受细微而幽深，几乎无法分析。我宁愿住在疯人院，或者跟野兽呆在一起，也比生活在中国人中强。所有这些，我能够说清楚并有时间说清楚的，读者必须自己体验到，然后才能理解我感受到的这些东方梦幻和诡奇怪诞的神话的难以想象的恐怖。在我的幻梦中，那种赤道的炎热与烈日灼烤下，所有奇鸟怪兽，蟒蛇巨鳄，蛮花野草，可用的，可观的，赤道地区可以出现的东西，一齐都出现了，出现在中国或印度的背景中……”

傅满洲小说都出自一个套路，这个套路在最初的三部小说《阴险的傅满洲博士》，《傅满洲博士归来》、《傅满洲博士之手》中已经奠定了。以后的作品情节基本相似。傅满洲总是在策划各种可怕的谋杀，利用各种难以预料的手段。傅满洲的对手也总是那个名叫丹尼斯·奈兰——斯密（D. Nayland Smith）的白人警察。故事发生的场景，可以从伦敦到加勒比海，从纽约到缅甸、印度，而不管故事发生在哪里，都有一个背景中国，那里似乎是所有罪恶的来源。

洛莫尔说他的“傅满洲”小说不是要描写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黑暗王国。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宗教、经济与犯罪势力，他们在西方世界活动，一起伦敦的谋杀案，可能根源在纽约，他们与东方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那里可能是他们的老窝。他们不仅仅进行社会犯罪，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构成一个“超社会”(Supersociety)，“掌握颠覆政府甚至改变文明进程的力量……”。 洛莫尔的《傅满洲博士之谜》（1913）出版，使他和他的人物都一举成名。小说销售了上百万册，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 1929年，好莱坞也开始拍摄傅满洲博士的恐怖电影，传播面更加广泛。好莱坞一共拍摄了14部傅满洲题材的电影，最后一部《傅满洲的阴谋》问世，已经是1980年。在这一系列的小说、电影中，傅满洲的计划不断被白人警察挫败，而他又总能生出更奇特、更险毒的计谋。傅满洲本人也可能在一部作品的最后造成假象，大家误认为他已经死了，而到下一部作品中，他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观众与读者面前。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傅满洲代表的“黄祸”，似乎是一种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消灭的罪恶。就像美国80年代的一部影片所暗示的。影片的名子叫《唐人街》（Chinatown），但整部影片的故事与唐人街或华人基本无关。一位警察自发调查一桩谋杀案，凶犯是一个白人企业巨头，调查使他不断陷入困境，最后他绝望了，望着消遥法外的凶犯远去的汽车，他说：“这就是唐人街！”“唐人街”意思是指一种让你无可奈何的罪恶。

“黄祸”似乎是一种莫名的、永远无法消除的恐慌。它虽然不是直接指涉知识地图上那个现实的中国，但的确在想象的背景上，与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傅满洲系列的恐怖小说与电影，经常以中国甚至亚洲的政治宗教与文化状况为背景，白人警官斯密说：“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中国人这个长不大的民族身上！一个崇拜祖先的种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小说的叙述者也说：“我们经不起任何失败，否则黄色游牧部落就会吞噬整个白人世界。” 傅满洲故事表达了西方人的种族与文明的偏见与焦虑，傅满洲的阴谋或者说是“帝国复兴大计”，与中国20世纪初兴起的民族主义建国思潮相关，冷战时代，作为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傅满洲形象，又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1957年出版的《傅满洲的复归》中，傅满洲已经100岁了，但依旧身体健康，他在与苏联合作，成为红色阵营的阴谋家。当然，冷战背景下傅满洲的角色的想象并没有表现得很充分，两年以后，洛莫尔就去世了。他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傅满洲系列小说《傅满洲皇帝》（1959）中，傅满洲形象的现实背景又有了新的变化，他代表的是那个永恒天幕下的东方帝国，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共产主义政权。他开始对抗那些克里姆林宫的共产主义官僚们，他对一个被他绑架的英国生物学家说：“你总是把我们目标混同于那些破坏你们基督教医院的共产主义傻瓜的疯狂念头。你总是把我的工作等同于那些窃居克里姆林宫的狂妄自大、利欲熏心、蛊惑民心的政客……博士先生，如果现在这个所谓的文明还不会完蛋，那么，像我所说的那些知识团体，就不可避免地要消灭那些试图创造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只知寻欢作乐的、厚颜无耻的骗子。” 洛莫尔已经老了，他的虚构所依靠的那个现实世界，如此变幻莫测，几乎比想象还要离奇。东方帝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共产党政权，而那个号称代表正统与传统中国的国民党，则跑到了一个小岛上，与共产主义阵营对立。在洛莫尔想象丰富的一生的最后日子里，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正酝酿着与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政权的一次彻底决裂，这次决裂将导致中国共产党政权与西方世界联合对付的苏联的所谓霸权。虚构能暗示什么，又能预示什么？

我们关注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指涉相互印证的可能。真实的义和团事件，可能用来表现莫须有的“黄祸”，而表现“黄祸”恐慌的虚构的恐怖小说，又暗示着现实世界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何伟亚（James Hevia）在《档案帝国与污染恐怖——从鸦片战争到傅满楚》一文中试图揭示在通俗文艺与严肃的帝国档案，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文本的相互指涉与相互依赖关系。通俗文艺作品，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并“主动参与权力关系的构造”：

“傅满楚的帝国复兴大计既依赖于他们领导的被称之为‘神秘东方的最大的谜’的秘社——思蕃 ，同时也依赖他自己的脑袋，确切地说，是他不可思议的天分。内兰德·史密斯认为‘思蕃’隐匿于喇嘛教的面纱之后……源于东方思想中的依洛西斯（Eleusinian mysteries）‘秘密仪式’。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超级间谍傅满楚所控制的谍报机构。傅通过这一机构与不同组织阵线合谋共事，这些组织包括狂热的穆斯林原教旨教派，毒品私犯罪集团，传统中国秘社，崇拜卡莉 的印度绿林和被称之为‘Dacoits’的缅甸杀人越货团伙等一系列反英团体……林林总总，却都源于英国人对于英国境内外的亚非反抗所做的丰富的想象。

……在沃德 的笔下，猛然觉醒的中国对英方的亚洲统治构成了主要威胁。当时普遍性的对于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后可能的中国复仇的焦虑使得这种论调更为可信。同时帝国网络的双向流动，对科技知识向有色种族传播的恐惧以及英国随时会被卷入冷战或热战的状态，都强化了此类焦虑。在这种大背景下，恐怕就不难理解对于东方智慧将能够融合古今知识的隐忧，更不难理解中国阴谋论何以能够如此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一个能够领导东方与西方列强抗争的中国诞生了：它将首先挤出大竞赛的参与者，然后驱除在亚洲的所有殖民统治，最后将欧洲人赶回他们从前就占据的欧亚大陆的一隅。”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黄祸”可以体现在关于一个历史事件的想象上，也可以体现在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想象上，可以以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为基础，也可以以海外的中国移民为基础。不管怎样，现实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种隐喻的方式，表现着现实中西方对中国体验到的种种欲望、焦虑与恐惧。“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这种想象可以出现在严肃的政治、宗教报告中，也可能出现在通俗文艺作品中，它们表达的方式不同，但原型却是相同的。这个原型不仅决定他们感知表达的内容，也决定他们感知表达的方式。西方有关义和团的所谓真实严肃的描述中，经常出现特定的末日幻象，有关傅满洲的异想天开的通俗恐怖故事中，这个幻象却不时地指涉“真实严肃的现实”。

西方的一个时代或一种中国形象，经常表现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以不同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却遵循着共同的文化心理原型。一个更好的世界与一个更坏的世界同样重要，因为西方文化时时刻刻需要构筑这个“他者”，确认自身存在的切实性与安全性。原型还在想象中继续，黄祸的恐慌还会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文本形式表现出来。萨克斯·洛莫尔的传记《邪恶的主人》开篇第一名话就说：“虚构比事实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