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右派”改正一风吹

“右派”“全部”改正，是胡耀邦的又一块丰碑。当胡就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没多久，他就提出了这一问题。

在当时大部分有权势的官僚眼里，为“右派”摘帽，在工作和生活上不再歧视，已是皇上开恩，要他们承认共产党当年做错了，即使委婉地使用“扩大化”的字眼，也象给清朝子民剪辫子一样不可接受。多亏胡耀邦部长再三坚持，最后大家才达成共识，给“右派”摘帽。

大前提定下了，具体怎么做，还是有很大争议。一般官僚的想法，是共产党的老套路，各级党组织审查，逐级上报批准，然后摘帽。这样就再次给当年给他们戴帽的人生杀大权，只要找到只言片语所谓的反党言论，他们就可以不改正，表示老子当年并没有错。

又是胡耀邦力排众议，要一风吹。他说（大意），50多万人，这样做要什么时候能做完。这些人年纪都不小了，按这样做法，许多人有生之年是无法看到自己改正了。终于，中央在1978年9月17日发出了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这样做，速度就非常快，没多久，被改正的“右派”就突破了50万大关。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第一行的“全部”是有引号的，最终有那么十几个右派未能得到改正。这已经超出了胡的能力范围了。

（二）苦恼人的笑

我父亲在抗战期间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隶属于国民党三厅的抗敌演剧队，解放后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每次运动都为此挨整，写检查，直至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77年高考，我取得了283分的好成绩（北大平均分280）。由于父亲的原因，我未能进入任何学校。我写信申诉，最后招生办公室回信，说一个小学生考出了66届高三的水平。请明年再考，此类事不会再发生。据读信的老师说，这信是主任（陈锦华）写的。

1978年高考，我取得了上海市适龄考生理科第二名的好成绩。由于父亲尚未平反，招生办公室和77年一样，把我的材料扣押，招生的老师根本没有见到我的名字，最后反复申诉，才算进了当时的上海师范学院。许多人，包括那些扣压我材料的人，居然说，你们这样的家庭，能进大学就很不错了。

天真的我，以为现在政府讲道理了，就给教育部写了封信。进校后一个多月，当时的辅导员（一位工农兵大学生），把我找去，说我给教育部的信现在在他手里。文革过来的我，也没有惊慌失措，就告诉他，我写信的时候都已经考虑过了。

第一学期结束前，一次回家，妈妈告诉我，爸爸当年参加的抗敌演剧队（队长徐桑楚）和新中国剧社（社长杜宣），已经平反，定于1月8日开爸爸的追悼会。事后知道，是杜宣同志亲自去北京请胡耀邦过问两个团体的平反之事。

以后，我的第一志愿，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校长知道了此事，在上海市第一届数理化竞赛筹备会议上提出了此事，指出高考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此事很快传回了学校。那位辅导员再次把我叫去，问我要不要考研究生，说系里可以破格推荐。我当时真是一头雾水，就对他说，一个小学生考取大学，已属幸运。考研究生，你也太抬举我了。他居然没有发火。事后有人和我开玩笑，除了你，全校都知道你的事了。